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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出监队

更新时间:2016-05-01 12:09:04
作者: 杨小凯 (进入专栏)  
才恍然大悟,马上打断妹妹的话,“这是他们要你送礼呀!”我妹妹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要礼物。我告诉他,周胖子对刘和其他犯人都用类似的手法要过礼物,只要你送了礼,他会全力办好长沙的接收证和建新农场的放行证。我妹妹后来买了床四十元的湘绣被面寄给了周胖子(当然是由我父亲付款)。那是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他收下后连收条都没有一个。

   对于农村来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没有油水可捞,所以从来不去为他们疏通。有个从农村来的犯人不愿意回农村,但是他家乡的干部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与地方干部有世仇,要求农场把他交给地方干部,由他们来管制这个“劳改释放犯”。这位犯人知道回去后会倒霉,总是拒绝回乡。周胖子通知他家乡的干部派民兵用枪把他押解回去了。这个“劳改释放犯”一到家就想办法逃跑,又回到农场附近,在建新农场旁边的君山农场偷了一头耕牛,然后牵着这头牛在公路上叫卖。当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农场。他在农场碰到周胖子时得意地说:“这回你总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

   周胖子勒索礼物的行为越来越放肆。有天那位长沙姓李的犯人的父亲来看他,手里提着两瓶虎骨酒。小李告诉我这是周胖子点名要的礼物,但他父亲只是弄了两个虎骨酒瓶子,瓶子里装的只是一般的药酒。

   我离开劳改队不久就听说很多回到长沙的犯人联名向省公安厅控告周胖子索贿,建新农场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周胖子的索贿行为。调查过程还没有结束,周胖子就在场部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

   妹妹来农场看我回长沙后的第二天,我劳动回来坐在出监队的号子窗边休息,忽然听到窗户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望去,竟是一位叫罗培江的原来三大队的劳改朋友。他大概是两个月前出监的,我连忙到监房外去,请他到茅丝铺的饮食店去叙旧。他是从二十里以外的华容县家乡来这里看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我们坐在饮食店里喝茶吃点心,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满刑回家后非常苦闷,头上戴了顶反革命帽子,父亲是富农份子,仍被管制,每个星期他和父亲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训,报告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接受当局的监督。

   “农村的干部没有水平,周围的农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他们对我的歧视比劳改队中对犯人的歧视还要厉害,我夜里睡觉时常常想起建新农场三大队,那里有那么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从未去过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农场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书中的巴黎。”罗培江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我心中也十分难过,想起列宁批评沙皇俄国的话“全国是个大监狱”,不禁在心中对自己说“当今的中国才真正是个大监狱呢!”

   罗培江象在问自己,也象在问我:“这种把人划成地富反坏右的制度会有一天被废除吗?”

   我点点头,“只是迟早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废除秽多制,宣布国民平等。秽多就相当于中国的地富反坏右,是社会上最低的一个等级。”我本来是在安慰罗培江,根本没料到一年后,中国当局果真宣布了对“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称摘帽的原因是由于地富反坏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为要确立人权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如果有一天,当局与反对派关系又紧张起来,这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反革命份子又会因为“没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吗!

   我刑满后的一个月,仍没有收到长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时我已开始与刑满就业人员一样每月领取十五块的工资。就业人员的工资按他们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坏份子帽子的人工资比没有戴帽子的要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干部根据你是否驯服而决定。出监队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头上是否有帽子。我们的工资与戴帽子的劳改释放犯一样。有不少刑满的犯人在出监队等了半年甚至一年,还不能回家。有个姓严的小伙子实在等不耐烦了,就逃跑到长沙家里去了。小严回到长沙,打通派出所的关节,确定接收证会马上发出后,才回到出监队。他回来那夜躺在床上给我们讲长沙的新气象。马路上男女情侣已开始公开手挽手地“游马路”了(这是十几年没有过的事),女孩子开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十几年没穿裙子了)。很多人都开始穿“的确良”的衣服了。那时的的确良对我们来说还是极奢侈的衣料。这些新鲜事对同屋的人来说真是够刺激的,大家听他讲到深夜还没有睡意。但令我不高兴的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造反派领袖又被当成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政敌抓到牢里去了。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不是共产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到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共产党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共产党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四月春天季节,周围的气息是如此生机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颠倒,我也感到国家正进入大变化的时期,比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更大的繁荣正在到来。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一样,正在一天天好起来。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刘的信,他告诉我,我的接收信马上就会发出,他去过我家多次,我们家住在过去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里,环境非常悠美。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会是一个充满优越感的干部子弟,我会永远与那些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地下反对党以及刚被关进监狱的造反派领袖认同,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我也相信,中国政治最后稳定下来的一天,必会是这最后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我满刑的那天,妹妹杨晖赶来建新农场接我。她端庄而美丽,脸型很象妈妈。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与我保持联系,差不多每年要来农场看望我。我们也有过争吵。她听说我在劳改队与干部发生冲突的消息(那次因宋少文打小报告使我受到批斗的事)曾写信劝我顺从,字里行间透出她为我的处境担忧的疼爱心情。但我却托就业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象家畜,一半象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

   坐在去岳阳的公共汽车上,看得出杨晖真为我出狱而说不出地高兴。我们前面坐着一个已有白发的妇女,满脸愁容,眼角还挂着泪,大概是刚探监看过服刑的儿子回家去。我想起卢国安的母亲去三大队看他的情形,母亲一见儿子就把他抱住,亲了头,再用手从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的骨肉啊,你好孽障呀!”这位我们座位前的妇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从这扇隔开骨肉的牢门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我感到一身轻松。

   我凝视着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变绿,远处有一座我参加修建的渡槽,再远处有座我参加修建的水库。我心中向往着未来的生活,却又有一丝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犯人的留恋。汽车经过闸口时,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涌起一阵悲愤。李金培、雷中成、付子庚、黄文哲,多少我熟识的好友的冤魂还在这里。我又想到刘凤祥、张九龙,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刘凤祥预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越过十大队的棉花地后,我们的汽车进入了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在我们的视野中渐渐远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树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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