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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陶建武:建国以来中共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

——基于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的词频分析

更新时间:2016-05-01 09:52:37
作者: 唐皇凤   陶建武  
标示着中国迈入以改革为旗帜的新时代。此次大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制度”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依托。政府、依法、监督、法律、法治、司法、执法、行政、机关、立法、宪法、法规、律师、程序、公开、行为、队伍、公正等新生语汇全部属于法治话语,十八届四中全会标识着党的“全面依法治国”执政理念的全面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持续推进,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战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背景下,“全面依法治国”传递和践行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党、依法治政、依法治军”的重要理念。在党的建设领域,江泽民曾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曾将“从严治党,反腐倡廉”视为党建核心,习近平则将“从严治党”深化到“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注重党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八项规定、“四风”整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民主生活会、“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高压反腐、多轮巡视等重大党建举措既彰显了党中央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决心,也集中昭示着“从严治党”涵盖面之广和力度之大。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既需要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也需要化解发展面临的矛盾、风险和挑战,而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在于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等执政理念的继承和全面超越。“创新”一词高频出现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从“建设创新型国家”到“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再到“创新引领发展”,“创新”理念被放到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协调”发展理念的代表性新生词汇为“协调”、“城乡”和“地区”,重点是城乡和地区的协调发展,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与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兼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绿色”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环境”和“生态”,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深刻地继承了胡锦涛同志所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两型社会”以及“美丽中国建设”思想;“开放”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对外开放”、“全球”和“合作”,“开放”发展理念顺应了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既需要与各国合作应对发展问题和各种挑战,也需要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共享”发展理念的代表性词汇为“共享”和“贫困”,共享发展强调全体人民的获得感以及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除了教育均衡、就业优先等民生工程的实施和社会政策托底外,实现共享发展需要依靠“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设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五大发展理念”顺应了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既是党的执政理念历史转型和现代演进的逻辑延伸和自然结晶,也是引领时代进步和开拓发展新境界的根本指针和战略路径。

   政治回应性是执政精英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人民群众在不同时期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公共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及时满足人们新需求与新期望的能力。回应性政治发展是以政治稳定为目的,以“社会需求—国家供给”为过程,国家对社会需求保持了较高的敏感性,并通过不断的调适、学习、回应来满足社会需求,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进而推动政治发展的一种制度变迁和政治转型模式。⑧通过对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频和内容分析,我们发现“执政为民”是党一以贯之的执政宗旨和价值追求,“建设”和“发展”始终是党的核心执政使命。同时,党的执政理念的现代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其现代性取向不断彰显,现代化程度稳步提升。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明显的回应性,通过执政理念的调适增强治理制度的回应性,并在增强政治回应性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治体制的调适性,是中国实现健康和安全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超大规模社会在急剧的革命性变迁过程中保持活力并能维系稳定的重要经验。

  

三、基本结论

   改革开以来,党所处的内外执政环境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党顺应时代潮流,积极调适执政理念,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复杂而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不断增强党对社会需求的敏锐性与回应性。党之所以长期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其真谛在于其不断将自身塑造成为具有高度调适性的执政党,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⑨党的执政理念体系的适应性调整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奇迹。但转型中国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党的执政事业能否更加安全而健康仍然取决于其执政理念能否迎合时代潮流进行适应性调整。通过对14份党内重要会议政治报告文本的定量研究,我们发现党的执政理念变迁的基本特征是:(1)“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亘古不变的执政宗旨和价值追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2)“建设”和“发展”始终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使命,具有一脉相承性和内在关联性;(3)党的执政方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执政理念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实现话语系统的转换和更新。新中国成立至八大为第一阶段,革命话语逐渐褪去,执政理念逐步确立;八大至十二大为第二阶段,以革命话语为载体的革命型执政理念重新主导执政实践;十二大至今为第三阶段,革命话语逐步边缘化,建设和发展话语步入主流,党的执政理念步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正轨,指引中国的经济社会向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从稳定的政治话语,还是新生的政治话语分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秉持的执政理念均具有很强的内源性、继承性和超越性。“五大发展理念”立基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顺延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轨迹内生而成的。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同时承担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履行领导和执政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党的这种独特地位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要靠党来指引,发展的蓝图要靠党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来描绘,经济社会转型深化中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需要党来统合协调。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和水平,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伟大工程为杠杆,撬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持续推进,切实贯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当前我国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议题。

  

  

   注释

   ①雷琳、张倩:《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演化与发展》,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②陈清华:《权力运作与执政能力》,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③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④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⑤龚育之:《起草党代会报告》,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⑥张小劲、李春峰:《“民主”话语的意义变迁: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为文本的分析》,载余逊达、徐斯勤主编:《民主、民主化与治理绩效》,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153页。

   ⑦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

   64168/index.html)。报告的检索时间是2015年1月19日-2016年2月15日。

   ⑧闫帅:《回应性政府发展——中国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页。

   ⑨参见唐皇凤:《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以及唐皇凤:《变革型政党:对中国执政党建设历史经验与未来愿景的一种理论解读》,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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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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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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