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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

更新时间:2016-04-29 15:22:08
作者: 曹柠  

  

   陈平原这样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绘制基本轮廓:思想解放与西学优先,哲学与文学引领风骚,理想、激情和意气用事并存,散文时代来临。此外还格外强调了学院体制的恢复与重建的重要意义,这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勃兴背后的推动力之一,78年除了恢复高考,值得铭记的还有派遣留学生和恢复学院体制,有了完整的学位体系,从八十年代起建立起了一套自给自足的学术体系。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去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八十年代的弄潮儿们从"诗歌时代"走向"散文时代",能否适应新的时代风气,如何继续引领风骚?

  

   毕业三十周年回顾,他在《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中直言:我们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锲而不舍,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有板有眼。回顾三十年有一点成绩,但并不像想象中得那么大。当年指点江山的年轻人今日也成了掌权的老一辈,陈平原自问,这一代人有没有辜负自己的时代?之所以这样自我拷问,是因为他心里还有另一把标尺,八十年代的一代直接对话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五四一代,长年的五四研究的这把尺子让他知道差距,就拿《红豆》对比新文化运动中年的《新潮》比,学问想比不过,对比台湾1960年白先勇他们的《现代文学》比,文学比不过,八十年代的青年只是在荒芜的大地上得到了充分表演。如果出生在平庸的年代很难做出成绩,所以到了自己的这个年纪,长辈有义务为后来者搭建舞台。

  

年轻人没有舞台唱不了戏

  

   今天中国大学生之所以承载了如此多负面印象和社会的普遍媒介化分不开,在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全民皆可借助网络发声,众生喧嚣在所难免,但这代表不了中国的优秀青年人的面貌。1936年全国有4万大学生,2015年专本硕博合起来2800万。不能只怨大学生,只能说时代变化了,教育普及了,大学生不再有以前强烈的精英感了,但顶尖大学的大学生精英感和责任心依旧。这个时代不是精英消失了,而是精英不再那么自恋,责任更多了八十年代还有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个时代并不完美,但很多人,尤其是大学生,即便暂时一无所有,但仍走在希望的道路上。陈平原坦言,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艰难险阻没有八十年代年轻人那么多,但是对未来的预期不好;现在优秀的大学生眼界、学识、聪明远超过自己当年,但是焦虑和彷徨也远超自己。

*八十年代,青年人思想开放,机关青年们跳起了交谊舞。

  

   这涉及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三个问题:首先,年轻人如何调整自我心态;其次,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激励我们的青年人;再次,长辈为青年提供舞台。物质条件的确已经好了太多,但重要的还有心理感受。总结自己那一代人,陈平原说他们起点很低,但锲而不舍,九曲十八弯,和这个国家和民族一起上升,走到今天。年轻人的迷茫是很可怕的,年轻人如果觉得没有未来意味着国家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更重要的是现在的过来人该为后来者做些事情。没有舞台唱不了戏,有时强求不得。生活在风云突变的时代,青年因其敏感与胆略容易脱颖而出,而太平年代的青年一切按部就班,施展才华的时间相对推后,表演空间也明显缩小,这无可奈何。如果只是做道德文章,批评青年人读书不认真、没有雄心壮志是于事无补的。

  

恰如其分地评价人文学

  

   在提问环节,陈平原教授又谈到对当下的不满某种程度上讲催生了对八十年代的想象和好感,其实八十年代还有很多风雨坎坷,政治运动、知青回潮、裁军的困难、物价飞涨引起的动荡,这些今人今天都不太谈了,只记住了它的好处。

  

   关于八十年向九十年代的转折,有种声音赞美八十年代,批评九十年代,但他提醒大家记得九十年代很多的制度建设很有意义,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把八十年代人文学者浪漫的想象落实了,没有这些实在的建设,我们走不长远。或许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人文学者的舞台,九十年代是社会科学家的舞台。他提出"理直气壮、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分析人文学的处境和发展方向,但警惕只盯着人文学的立场,忽视学术界的变迁,甚至看不到其他学科的价值。

  

   要客观地评价人文学的位置,多年来他一直强调本国文学在本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北大百年校庆提出要追赶世界一流,让每个专业说与国际一流的差距,有的专业说二十年,有的说十年,有的说五年,只有他看不出人文学和世界的差距在哪里。这并不是中文系的骄傲,北大中文系应该和谁比呢?要比就要东京大学的日文系、耶鲁大学的英文系、索邦大学的法文系比,可是这个比较没法操作。一国文史哲学科的论述拥有很强的在在地性,是在和这个民族、这个时代一起成长的,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起向前。

  

  

   在国外,再厉害的中文系也是边缘的,而在中国,中文系不止是一个学科,也是一股精神力量,是溢出学科以外的文化建设的力量,不止关注学科,还要对社会发言。其实世界各国的本国语言文学教授都是如此,关怀民族的命运,积极参与当下的文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的未来是乐观的,他当北大中文系主任事说"人文学已经触底反弹了",生源质量比九十年代后期好多了,那是更多考虑就业问题,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学生父母辈创造的财富可以供养起纯粹的人文学学习,很多学生选择中文系是因为兴趣,不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在优雅地读书。虽然回不到八十年代读书的热潮,但最差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

  

一代人的苦闷只能由由他们自己解决

  

   至于当下的年轻人如何做,那只能看自己,每一代人都是基于自己的历史认识和价值立场做出选择。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能做的仅仅是说说八十年代的情况,讲讲那些故事背后的价值认知和几十年后的自我反省。

  

   现在有人批评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责任感,其实一代人的选择是历史逼出来的,这个时代不要求青年去堵枪眼,这个时代是完成谋生以外谈做社会贡献,教育让青年人记得,在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境界,这已足够。过分的道德教训说了没用的,效果不好。

  

   没有一代人不曾苦闷过,但一代人的苦闷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八十年代的人并不是没有苦闷,很多人从英雄坠入到庸庸碌碌的谋生,很多人在国内呼风唤雨,出了国不被认可。他自己有个"失败"的教训,92年商品大潮来历的时候十亿人民九亿商,他特别地书生气,认为学问总要有人做,既然政府管不了,那就像北京三十年代的教授那样,用自己的钱出自己的话。那时候他们的收入不高,相当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四分之一。他和钱理群、葛兆光等六个人办了《文学史》杂志,后来感动了出版社和大学,接受了资助,这本杂志出了3期也就不出了。像堂吉诃德一样去挑战了商品经济大潮。

  

   当老师的好处是看得多,眼界开阔,但当老师容易有个缺点就是好为人师。其实老师能做的就是告诉学生曾经有过的历史,然后让学生自己选择。

  

   本文由曹柠撰稿、整理,未经陈平原教授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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