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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美国政党僵局与超级行政权的产生

更新时间:2016-04-29 00:33:38
作者: 孔元  
本来多元、和谐共生的帝国/文明理想被民族主义的话语摧残的支离破碎,带给世界的是彼此的杀戮和一次次的种族清洗,而其罪魁祸首就是所谓的契约论,及其延伸出的种种。那我们在此基础上发展联邦制不就可以了吗?或许有人会问,但事实上,正如Amar教授指出的那样,美国制宪者其实更心仪的是一种国家性(national)的政治体制,而之所以改用联邦(federal),其实主要是为了安抚各州的疑虑。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更多的投向“反联邦党人文集”,这种对全国性政府体制的批判更是比比皆是。但在美国,这种国家性的体制最终屈从于契约建国的政治原则,从而为之后的内战悲剧买下伏笔。在此背景下,其实孟德斯鸠业已指出的大国不适宜共和体制的论断并没有过时,而曾经自信地宣称美国通过代议制破除了这一魔咒的麦迪逊如果看到后来发生的种种,恐怕也会不寒而栗。

   这正是美国行政权加强的内在动因,事实上也是大国能够维系住自己存在的唯一确实保障。而如果我们将欧洲启蒙时期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论断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剥除其对于东方政体的偏见,他们事实上深刻指出了大国一统的连接点,那就是王权/行政权。认识到这一点,再联系前述Hamburger教授的担忧,其实就会发现,他关于美国行政权和欧洲中世纪绝对主义王权的对比绝非耸人听闻。如果我们将欧洲绝对主义的兴起视为欧洲现代国家再造的历史过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美国行政权的集中也事实上正是美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必然结果。而如果我们做些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其实这并不是大国政治的特例,而是常规,因为这不正好解释了中国行政主导的历史和现实了吗?事实上,中国内部的地区不均衡、多元差异比起美国更为严重,是多种不同社会形态共生的局面,端赖于一个行政治理体系来是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勾连,而在这种“差序格局”中,造就中国之为中国的其实就是王权/行政权。对此,西方重要启蒙思想家休谟早有论断,指出中国的国土规模注定了它必然发展出权威主导性政体,而这是欧洲狭小的城邦政治经验和理论所无法想象的。美国当代地缘政治学家Robert Kaplan更是直接指出,如果给中国政治自由,中国必然解体。在这方面与中国大致有同样体量的欧盟存在类似状况。欧盟整合,主导性思想是所谓的功能主义,也就是借助精英的顶层设计,通过货币体系和机构建设,来完成对欧盟的机械整合,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欧盟结构,必定是民主性缺失的,因而民主赤字将成为它永远的痛。

   正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世界范围内都在经历新一轮的“国家再造”运动,而其试图超越者,就是我们之前业已熟识的欧洲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形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代议政治。而由于我们通常将民族国家的对称形态称为帝国,因此也说这是一个帝国回归的时代或曰大空间政治。而为了能够超脱出复杂的多元利益格局,超脱出人和人的各种自然差异,为新的结合寻找一个坚实根基,人们开始寻求日益被党争和派系所困扰的代议政治的替代方案,重新将希望寄托在行政权身上。这所有的现象,凝结成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在新的时代重新思考如何“合众为一”。整个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思考,就是在否定差异性基础上的合众为一,就是科耶夫所谓的“同质性普遍化国家”(民族国家的全球版本),目标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而这个在平等掩盖下的差异通过政党政治,不断瓦解着共同体本身,结果要么是美国的政党恶斗,要么就是欧盟问题,而目前的解决思路无非是欧盟的民主赤字和美国的行政权重构。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从古至今独特的贡献。中国秦代以来就是寓封建于郡县的合众为一,而这个合众为一的纽带就是儒法互补,就是今天的政党-官僚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划分,而是政治-行政融为一体,成为寓政治与行政之中的政党-官僚型国家。可以说,在大国治理问题上,中国一直凭借其悠久的文明历史,以及在近现代转型的政治教训,走在世界前列,而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能兼顾一统和多元,兼顾治理效能和有效问责的政治行政体制,无疑将成为中国为新时代的合众为一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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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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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6年第三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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