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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成旭:论国家赔偿中的“赔礼道歉”

——以《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04-27 23:33:25
作者: 蒋成旭  

   【摘要】 国家赔偿中的“赔礼道歉”存在滥用的现象。按照侵权责任法理论,“赔礼道歉”作为一种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仅适用于过错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多元归责原则体系,其第17条第2项、第3项是结果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不应纳入国家赔偿法的体系。合法的“错捕错判”应适用刑事补偿责任。刑事补偿责任有其独立的意义:表层意义是为蒙冤者提供更好救济的体系完善,深层意义是一种兼顾司法权威的体系权衡。刑事司法活动本身并不具有可责难性,危险责任理论不应作为刑事补偿责任的理论基础。国家赔偿案件适用“赔礼道歉”的裁判思路应以“致人精神损害的”作为裁量空间,区分合法原因行为和违法原因行为引起的“错捕错判”,在认定过错的基础上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

   【关键词】国家赔偿 赔礼道歉 刑事补偿 国家赔偿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9月,一则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全国首例法院登报道歉”的新闻引起热议:“2012年7月25日,我院作出(2012)皖刑终字第00257号刑事判决,以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处邱超等19人有期徒刑。经重审,2014年10月30日,检察机关决定对邱超等19人不起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邱超等19人向我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我院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已向邱超等19位赔偿请求人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现以此公告为他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向他们赔礼道歉。”[1]应松年教授在采访中对安徽高院的该做法表示肯定。他认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不仅在精神上抚慰了当事人,有利于当事人重新融入工作,而且这也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有媒体评论道:“法院只有积极认错,才能赢得公众信任。”[2]国内媒体一片叫好,但仍不乏反对者。自媒体“浚沣法律视角”在其微信公众号推送原创文章,认为安徽高院的做法“哗众取宠,以牺牲法官的尊严和司法权威来换取所谓的‘民意’”。[3]而后又有自媒体推文反驳,认为安徽高院的做法合理合情,既符合《国家赔偿法》第35条的规定,[4]而且,“示弱并不会降低司法权威,反而会为司法权威的树立增分不少”。[5]笔者搜索相关新闻评论后发现,正如后者所言,自安徽高院登报致歉发生以来,只有浚沣一家表示反对。众多的喝彩几乎淹没这一孤独的异见。无论是功利地随波逐流吸引点击率,还是不屑回应这看上去只为吸引注意力的反对观点,舆论对于此事件的态度归纳起来就是,法院错判赔礼道歉,岂非天经地义?

   道歉以承认错误为前提,没有过错便无须道歉,这是常识。正如“浚沣法律视角”所指出,司法体系设置上诉审、再审程序,就是用来纠正司法权行使过程中无可避免的失误,只要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没有违法违纪就不应当被追究责任。这是对法官独立判断的职业保障,也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而这次事件不过是起因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既没有违法违纪,更没有枉法裁判,诉讼程序上也没有任何瑕疵,[6]何来过错之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事裁判二审撤销原判、再审改判,给当事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是否也应当责令原审法院赔礼道歉呢?

   自我国《国家赔偿法》设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来,众多对于精神损害中赔礼道歉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赔礼道歉的方式:是私下赔礼道歉,还是当庭赔礼道歉,抑或写入判决主文,又或做出登报公告。然而直到这次“全国首例法院登报道歉”事件发生,没有人从根本上反思法院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合理性。纵观世界法治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设有国家赔偿制度,但以成文法规定国家机关承担赔礼道歉形式的国家赔偿责任,笔者尚未曾听说,更遑论居中裁判的法院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上述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反思,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赔礼道歉”究竟应当如何适用?由合法的刑事司法活动引起的“错捕错判”,是否应当与违法刑事司法活动引起的“错捕错判”一样,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

  

二、国家赔偿中的“赔礼道歉”之规范分析

   (一)制度由来与发展

   赔礼道歉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自我国民事法制的初创到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中国特色”。[7]我国《国家赔偿法》继承了这种特色,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直接照搬,规定为国家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早在1994年颁布的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其就已经在第30条规定了赔礼道歉的国家赔偿责任:“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2010年我国《国家赔偿法》修订后,将精神损害单独列为赔偿方式之一。该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于在民法中设置赔礼道歉责任,历来争议不断。[8]大抵是由于国家机关不涉及良心自由问题,对于国家赔偿领域适用赔礼道歉责任,学界几乎没有争议,在司法实践层面也处于积极探索的发展阶段——自2010年我国《国家赔偿法》修订以来,经历了广东“朱红蔚案”、浙江“叔侄案”和“萧山五人案”、河南“李怀亮案”、内蒙古“呼格案”等一系列全国瞩目的案件,国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正在走向繁荣,这种景象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实证研究显示,国家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的赔礼道歉请求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多数赔偿请求人期望得到赔偿义务机关的赔礼道歉。[9]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发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则将赔礼道歉的方式默示留给赔偿义务机关自行选择。[10]

   (二)“赔礼道歉”与归责原则

   现代侵权责任法中的归责体系体现为三元归责:过错责任、危险责任、替代与组织责任。后两者被笼统地规定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的无过错责任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过错责任是危险责任的上位概念,在表述上直接对立于过错责任,各种补偿责任(征收、紧急避险等合法行为所引发的补偿责任)也属于广义无过错责任的范畴。[11]顾名思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区别在于侵权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归责原则确定侵权责任的成立问题,并影响责任承担方式。

   民法学界一般认为,赔礼道歉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之一,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在规范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加害人的过错程度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观点。首先,赔礼道歉旨在维护人格尊严。当侵权人具有较为严重的过错甚至恶意时,通过适用赔礼道歉,使其产生内疚和悔过,从而补救受害人的精神损害。[12]其次,在公平责任或者无过错责任之下,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并没有做法律意义上的“错”事,不存在主观上的可非难性。在公平责任或者无过错责任之下,法律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基于特殊的政策考虑(主要是分散损失)而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选择。但假如责任人在主观要件上无“错”可言,不宜要求其赔礼道歉。[13]再次,倘若赔礼道歉适用无过错责任,会不适当地限制人们的自由。赔礼道歉的功能主要不是制裁,而是教育,重在尊重人格。赔礼道歉的强制方式有特殊性,主要是在报刊等媒体上刊登经法院认可的致歉声明或者判决书,其费用由侵权人承担。这种强制方式实质上是国家审判机关对侵权人的谴责。[14]

   国家赔偿法的归责体系深受侵权责任法归责理论的影响。在我国《国家赔偿法》出台以前,学界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理论上可归纳为三种:违法责任,过错责任,以及违法加过错责任。过错是自然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国家机关并不具备,而违法加过错双重要件没有必要,因此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应采用违法责任。[15]1994年颁布的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规定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比较法上,同侵权责任一样,国家赔偿制度基本上也是以过错责任为基础而建立的。国家在具体的案件中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应基于过错责任原则,根据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利益分析和平衡之后作出裁决。过错责任原则便具有这种功能:在确立过错的过程中,以一种客观的标准(理智人应该有的行为,在国家赔偿语境中即法律规定的公务人员义务和标准)与侵害人(在国家赔偿语境中即公务人员)的侵权行为进行比较,将职权行为本身的状况和受损害权益的状况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判断侵害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行政赔偿角度来看,若采用违法责任归责,实际上是直接衔接我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相当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复述,即只有经过司法审查程序被确认为违法的行为才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问题,从而导致大量无法以违法标准加以衡量判断的事实行为、行政指导行为等排除在国家赔偿责任之外,而这些理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本可以交由过错责任加以解决。[16]对此,学者们做出了诸多努力,其中不乏十分精致的理论设计,[17]试图突破国家赔偿违法责任归责原则。2010年修订后的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由此删去了原条文中的“违法”字样。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立法上确立了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所谓“多元归责原则体系”。[18]其中,该法第17条关于司法赔偿的范围中,第2项“错捕”即“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和第3项“错判”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被认为属于结果责任,相当于侵权法上的无过错责任。[19]也就是说,不论赔偿义务机关有无故意或者过失,皆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此,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并未排除作为无过错责任的该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关于“错捕错判”的情形。于是问题就清晰了:赔礼道歉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按照侵权责任法理论,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而国家赔偿法在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中未予以排除,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不加取舍地使用,形成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滥用。

   (三)国家赔偿中“赔礼道歉”的适用可能

   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应当对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5条作出解释,排除该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错捕错判”情形下的赔礼道歉责任的适用。换句话说,是否意味着“错捕错判”情形下赔偿义务机关一概不需要赔礼道歉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归根结底只是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不适用无过错责任,意味着适用于过错责任,而过错责任中过错的有无决定了赔礼道歉责任的承担与否。过错责任的成立需要具备三阶层构成要件。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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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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