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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等: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乡土基础|看中国

更新时间:2016-04-26 12:10:19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高俊  
随着能够提供农村公共品的集体经济的坍塌,农村缺乏吸纳劳动力的经济场域,加上国家在 1998 年生产过剩危机压力下,连续实行多个大规模基本建设计划,使劳动力市场在 2003 年以后出现 10 年需求旺盛,从而非农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价格飙升。于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一方面抽空了农民合作的另一个收益来源——劳动力租;另一方面,造成农业劳动力也被“外部定价”。结果,农业因不可能支付城市工业的劳动力市场化价格,而出现越是产业化越是难以维持的“农业产业化困局”。

   大约延续了10 年的所谓“人口红利”,其实是农村劳动力随宏观经济波动被间歇性地从农业部门抽调到城市部门,因“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长期留在农村内部而使得外部的城市工业劳动力低工资得以长期维持。亦即,劳动力外部定价使农村的劳动剩余被城市资本部门占有,导致农业自身不能形成资本积累。而且,农村居民的劳动投入也开始参照城市预期的打工收入,农民为了追求收入和 闲暇的效用最大化而选择“被动闲暇”,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这种符合市场经济的“理性小农”特征逐渐强于“生存小农”,成为导致我国农业主产品价格“地板高于天花板”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这种情况下的“半农半 X”, 因为有对外出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完全定价,外出劳动力回到本村,一般不再秉持基本的农户理性,也不再是一个对村社理性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反而会不断加速“小农村社制”的解体。这意味着两个机制性改变:其一,以外部市场作为诱因所产生的破坏性因素,既可以被内部化机制处置,也可以是负外部性因素进入,破坏原来的内部化机制。其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因被外部市场条件完全定价,即使回到乡土社会,也不会选择继续下地干活,处理粮田,也就不能为家庭综合安全打造一个粮食安全基础。 据此,在外部市场作为诱因、外出劳动力作为中介的条件下,市场竞争逻辑被大多数在地化农户接受、也被村社成员在处理内部关系时所接受时,小农机会主义势必发生。于是,就有了当前农村中出现的各种乱象。因此,在乡村 “去组织化”改革30 多年之后,乡村几乎全面地进入了“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状态。

   此外,农业生产及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中不断演进的 “资本深化”及其配套的制度安排,使得过去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才能开展的一些关键环节,如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农村道路工程等,普遍承包给专业工程队;加之化 肥、农药、薄膜、机井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也降低了个体农户对于集体协作的依赖。只有在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现代化设施及招投标制度还没有配套使用条件的地区,一些关键的生产环节还保留着邻里互助的做法。

   综上所述,乡土社会在外部压力下的机制性改变,过去使得“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的村社理性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被破坏。由此,中国乡村碍难如 60 年那样,再次作为城市危机代价转移的载体。此期危机如果在城市“硬着陆”,随之引发的社会冲突甚至政治性重大事件,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三、城镇化中的“无风险资产”是重构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基础

  

   1.近期加快城市化与地方“以地套现”债务链危机

   客观来看,1990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激进发展主义政策导向,促进了资本与风险同步集中的城市化过程,已经逐步演化成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或土地金融为杠杆撬动的 房地产泡沫化及其与金融扩张同步的发展路径。某些政府 负债程度较高地区,采取“农民集中上楼”等更为激进的、消灭农村的方式,来获取“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指标在土地市场上交易得来的政策差价,就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以土地抵押从银行套现的空间不够了,只能以差价抵付利息来阻止“以地套现”累积的债务链条立即断裂。这种饮鸩止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地方政府债务陷入越来越严重的 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由于资本这个龙头要素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势必带动其他要素也流向大城市,遂致东部地区发生 “产业集群叠加于城市带之上”造成的污染恶化,同时中 西部县以下发生三农衰变,弱化了中国经济抗御外部性风 险的乡土基础。也就是说,原有的能够实现宏观经济危机“软着陆”的微观机制性基础,已经随着外部制度条件的 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趋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大量失业劳动力很可能无法再如从前那样顺 利回流,由此导致经济危机在城市“硬着陆”并引发冲突的风险与日俱增。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坠入“城市化陷阱”无法自拔的教训基本雷同。

  

   2.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战略差异

   随着 2005 年中国针对“三农问题”严峻而在《十一五规划》中确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以及提出 “县域经济以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为主要依托”的指导方针,局面本来可能根本改观。因为这本身就内涵着一系列的政策反思和战略调整,既不同于一般西方话语中的城市化概念,也不同于我国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超前发展大城市和产业集群的投资导向。

   笔者自1995年就把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战略与从殖民地国家照搬来的城市化道路相比,十年间做了大量的调研,认为中国在 2005 年自主提出的“城镇化”战略更多呼应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国情矛盾,既能为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而构建县域经济这个“第二资本池”,也能 在巩固农村“劳动力蓄水池”的同时分散和弱化城市内生风险。

   为了防止中国作为产业资本第一大国遭遇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我们本来应该主动采取逆周期调节,而且本来也还有自主创新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但由于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外部压力,中国实际上仍然沿着激进 殖民地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演进。到 2013 年经济下行明显 急于寻找投资空间之际,官方认同了 2 亿农村人口进城带 动 40 万亿投资需求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又从“城镇化+ 中小企业 = 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思路,退回到了在发展中国家教训深远的“城市化”。

  

   3.城镇化战略及成员权联合的合作经济能够缓解城市 “阶级式对抗”

   须知,“县域经济= 城镇化+ 中小企业”,既是中国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过剩背景下,把本来的被动选择转化为主动做逆周期调节的比较制度优势,也是在宏观经济下行趋势加剧劳资之间“阶级式对抗”的背景下政治上的主动而为。与西方市场资本主义体制下势所必然出现的阶级斗争相比,中国在竞争中应该延续比较制度优势。国 以政治强权向中央掌控的金融和财政两大体系做信用赋权,直接推动财政的债务扩张和金融的货币信用扩张,以此来垫付县域经济或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投资,虽然也属于不可回收的“沉没成本”,但却可能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无风险资产,有效降低中小企业落户城镇的机会成本,形成县域经济的中小企业进入城镇、带动非农就业的集聚发展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沿海去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能够在县以下城镇创办 中小企业的潜在主体,恰恰是那些常年在外务工并且积累一定现金的返乡务工人员。由于常年在外务工,其劳动力价格已经被外部工业市场定价;即使返乡,通常也不愿意从事收益率过低的农业。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打工者返乡创业和创新的激励政策。而以国家信用投资作为杠杆撬动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安排,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不仅可以缓 解产能的长期过剩压力,也可间接实现返乡务工人员由小土地所有者向小业主所有者的身份转换,客观上也符合乡务工人员的主观愿望,进而有利于弱化日渐对立的劳资之间的“阶级式对抗”。

   作为配套的制度安排,还应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主导 增加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同时通过税收、金融、技术、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既鼓励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展合作社经济,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小城镇必 须的、只有低成本才能运作的“良治体系”;也为那些能 够与城镇化相结合的外出农民“返乡创业”和本地中小企业降低进入门槛和经营成本,保护中小企业在县内城镇的生存环境,创造对等的自主谈判条件推动中西部城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可资借鉴的改革促发展经验是 1980 年代乡镇企业崛起,同步带动农村建制镇的增长:1978 年建制镇只有1800多个,到1995 年建制镇发展到了10倍多达到2 万多个。同时,1995年县以下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54%, 被誉为半壁江山。1980年代初期的改革促进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完全同步的,不仅没有今日随处可见的上访,而且有效化解了1979~1980 年的城市经济危机。

  

   4.在地化的资源资本化是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 转变的关键

   单纯依靠国家信用扩张派生的县域城镇化投资打造的“第二资本池”,虽然能够有效缓解当前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的产能过剩压力;但倘若无法借此激活广大农村地区在地化的资源性要素,使之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则县域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战略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的信用投资也就成为真正的“沉没成本”,无法发挥无风险资产的杠杆效应。

   尤其是在中共十七大以来反复强调生态文明的战略导向下,农村地区所有在地化的生态资源环境、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客观上都属于“重新定价”的范畴,潜在的增值空间巨大;而且绝大部分的增值收益有可能通过“资源自主”的产业纵向整合被在地化的“小农村社制”成员所共同分享,形成乡村公共财产,从而复兴村社理性之“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性基础。这也是真正扩大中国内需消费能力的有效路径。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不包括国有农场、国有林场等全民所有制单位占有和使用的资产前提下,2012 年中国农村总净资产大约为127 万亿元。 其基本特点为:第一,集体净资产占农村总净资产近 70%;第二,土地净资产占农村总净资产近70%;第三, 集体净资产中归个人经营和使用的部分占到80% 以上; 第四,全部净资产中归个人经营和使用的部分占到80% 以上。这还仅仅是一个近似估值,中国面广量大的农 村地区的资源性资产存量远多于此。

   当下的客观困难在于农村地区处于分散状态的资源性资产很难变现,也就无法实现要素资源的定价收益。而目前来看,即使变现,溢价收益也可能将主要被下乡的工商业资本和本地精英所俘获。被无数经验事实反复验证的一个理论判断是:在小农已经成为分散的、细碎的小规模经济主体的条件下,任何 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难题。一般情况下,外部主体进入乡土社会通常会选择与村内精英合作来化解交易费用难题,由此势必导致“精英俘获”,形成外部主体和村内精英之间稳定的合谋关系,亦即通过“精英结盟”,构建“精英俘获”的制度体系。这也就意味 着,要想实现在地化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公平分配,继而形 成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动力,其首要前提是先形 成在地化组织,才能构建与外部市场主体平等的谈判地 位,建立相互信任的可维护契约。这也是以合理的契约关系为信用基础的市场经济。据此,最大化地保证留住在地 化资源的资本化收益,并以村社成员权为基础进行收益分配,是在农村和城镇构建市场经济及其信用体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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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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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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