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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 吴畅畅: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

——国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政治传播

更新时间:2016-04-26 00:42:49
作者: 赵月枝   吴畅畅  
《中国新闻周刊》称2003年为中国“公民权利年”不足为过。但如旷新年所说,“孙志刚被打死是一个偶然事故,因为打死大学生是极为偶然的事情,因为收容制度不是针对精英阶层的,而是针对农民的”25。因此,孙志刚事件中的“阶层错位现象”推动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化媒体记者与律师暂时形成“话语联盟”26,试图将与这一案件有关的所有历史与社会复杂性置于普世主义的公民权利中,从而与国家和行政权力对抗。在随后的王斌余案和夏俊峰案中,媒体与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声音表明,“话语联盟”借助“公民”概念与“人民”概念的对立关系,力求将改革开放的中国转变成自由主义宪政政体,以防止工人政治激进化的可能。

   2005年,农民工王斌余因屡次向私人建筑工地的老板讨要拖欠工资未果,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被判处死刑。在新华社长篇报道此事并引发左翼网站对王斌余的阶级同情之后,围绕王斌余是否应当被判死刑和事件的阶级意义,《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与《中国新闻周刊》先后发文,主张警惕舆论偏差,呼吁重回“专业主义原则”,“冷静”处理杀人案件本身27。王斌余杀人的暴力性行为,被刻画成不符合现代公民“素质”28的个体举动,而王所代表的“农民工”与资方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被淡化成应该被遮蔽的“抽象背景”。由此,新闻报道的专业主义精神与司法独立的普世诉求,在逻辑与阶级的层面上得以相互勾连。与此相对,2009年街头小贩夏俊峰在遭受城管“粗暴执法”29后刺死2名城管队员,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夏俊峰死刑,却直接导致国内25名律师发表联合声明对判决结果提出质疑。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夏俊峰执行死刑的决议,引来一众“网络大V”和部分市场化媒体的“叫屈”30。由此可见,在孙志刚案件中就已出现的“话语联盟”面对“农民工”与资方、个体户与国家权力/体制两种不同的二元对立结构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他们以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与国家/政治体制(而非资本)的对立——为纲,以此决定媒介/舆论干预司法的实质取向:究竟应凸显还是淡化处理保障作为新工人的“农民工”或个体户的经济或社会权利的议题,究竟应鼓吹法治的理性决断、政治伦理的维护,还是实施情感、道德援助。

   不仅如此,在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集体行动,尤其是国企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时,市场化媒体对这些工人要求掌握生产资料、进而成为改革的主人的愿望置若罔闻。2004年至2005年间,虽然几乎所有的都市类报刊参与了“郎咸平风暴”及其引发的围绕国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争论,但是,这些报刊鲜少刊登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报道,更遑论国企工人反对资产流失而举行的抗议行动的新闻31。与这场“中国改革何处去”媒体争论同步, 相继爆发的地方国企工人保护国有资产的集体行动,不但暴露出国企改革中的非民主弊端,而且显示出工人自救、治理国有企业的视野与潜在能力。然而,市场化媒体与知识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支持者,更热衷于制造“郎咸平风暴”而非“工运风潮”,并通过对《物权法》的支持,显示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和巩固私有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当然,工人要求掌握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左翼知识分子坚持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这样的机关报上。

   就像中国共产党无法隔断自己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联系一样,面对中国日益激烈的阶级冲突,中国的媒体也无法继续坚持其鸵鸟政策。2009年7月,辽宁通化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通钢”)工人发动数十小时的集体抗议,并将该公司40岁总经理陈国君殴打致死这一事件, 便很难让中国媒体继续保持沉默。国企工人联合打死资本家代理人与王斌余讨债未果刺死工头一样,新闻价值可能“等同于人咬狗的新闻。”32在这些报道中,《财经》的《通钢改制之殇》系列专题报道颇有代表性。该报道的框架有三:首先,工人的拳头之硬与暴烈性质,源自于工人的经济主义诉求。传统奖励和福利制度的消解,以及传统国有体制下经营者一体化所导致的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失灵,共同导致工人的不满或愤怒情绪向新股东及其代理人转移33;其次,强调通钢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逐年上升,以及建龙集团入主通钢实行控股改制的可行性;第三,凸显劳动规范、契约观念和市场意识之于社会主义时期工人主体的身份认同、国有福利待遇、道义经济的优越性,最终回到国企私有化这一解决途径上34。尽管党报党刊与市场化媒体没有站在中国国企工人的阶级立场,更不会从他们的经济和法律公平的诉求等角度,报道通钢工人的暴力行动35,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本身有可能客观上激励其它地区的国企工人,开展反对工厂私有化的斗争。

   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新工人为主体的工人罢工已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外企或私企36,薪金低下或拖欠工资、工作与生活环境恶劣、遭受体罚等不公正待遇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短暂冲突,或以经济主义斗争为主的集体抗议行为37。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特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企工人的集体行动已具备一定规模,并逐步形成以提升和改善劳动条件为主要诉求的外企或私企工人罢工浪潮38。不过,由于罢工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政治敏感性,直至2010年本田和丰田企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市场化媒体才小心地介入相关报道39。2010年5月,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工人因对福利和工资待遇不满而停工一天, 参与行动的工人提出3点要求:提高薪酬、改善公司薪酬机制以及变革公司管理制度。5月18日《南方都市报》首先报道此事,并围绕罢工进程、劳资纠纷与集体协商等议题持续跟踪。大部分市场化媒体从政府治理(如何对待罢工)或者劳资框架下的法律权利、收入分配与薪金涨幅(工资协商)等角度切入对这场罢工的报道40,提倡通过“法治”等规范手段改变与解决劳动者权利缺失、劳资关系不平衡的问题。最终,南海罢工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协议,劳资双方以及政府都表示接受。不过,极少有媒体提及工人罢工时高唱国歌这一事实41,更不会将此与重新恢复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罢工权联系起来叙述。

   综上所述,过去十多年间,媒体中阶级话语被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公民权利话语所替代的趋势十分清晰:2003年孙志刚案件涉及“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最终在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报刊的“提升”下转变成召唤实现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宪政的媒介事件;2005年“农民工”王斌余杀死工头案被局限在法治与刑事框架内,而遮蔽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相对于资本家阶级原本应当拥有的基本经济权利,以及现有法治框架对欠薪问题的无能为力——这正是王斌余被逼杀人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反,2009年城市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人员案件,却成为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记者与律师集体批评国家体制的公共事件。同时,市场化媒体在推动2003年至2005年之间爆发的“郎咸平风暴”的过程中,积极倡导国企市场化改制,并有意抹去国企工人的声音和反抗行动;而2008年通钢工人的反私有化的暴力抗议,也被市场化媒体当作加快国企私有化改革的问题进行处理;至于有关外企工人罢工的报道被置于主导性的劳资关系与自由主义法治框架下,更是“理所当然”了。上述个案无一例外地显示出,都市报刊的结构性偏见与公民权利、人权、宪政、自由等普世主义概念,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巨大转型与分化,遏制他们各自激进的阶级意识与行动的传播,从而相对有效地掩盖了转型中国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有效地参与和助推了新自由主义国家改革方向的知识生产和政策制定的过程。市场化媒体的报道,强化了不断重组或早已分化的工人群体、左翼知识分子和党内任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者之间在政治传播方面的“短路”态势,使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性与宪法规定之间产生前所未有的脱节。因此,外企或私企工人的集体行动与罢工权、宪法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在2010年以来由网络和市场化媒体而展开的宪政讨论中完全缺席,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日益分化与媒体化的知识分子、“沉默的大多数”与宪法争论

   20世纪90年代中国媒体加快市场化改革,国家日益依赖知识分子深入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市场化媒体再造与再现的“新英雄”42:他们在新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形式充当“社会关系和个人行为的可知性原则和解密原则”的条件下,成为依据效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理性个体,福柯称之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43的典范。同时,都市报刊作为面向市民阶层的市场化媒体,成功地接纳与聚合了一批抱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力求成为所声称的“新主流”媒体。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在“价值立场”或“精神气质”上与都市报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保持一致44,并逐渐转变成媒体化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同新闻从业人员一道,构成壮观的社会网络,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造成深远影响45。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党内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形成“话语联盟”,利用体制内优势创办纸质媒体46,支持深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一体化,并通过已解密的中共文件与其他尚未公开的材料,从意识形态和学术两方面,“解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97年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争、2003年—2004年“郎咸平风暴”与“第三次改革争论”47,以及本节分析的宪政讨论,不仅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正经历着深刻的重构与分化,更显示出他们与不同媒体、党内不同力量之间远近亲疏的互动关系,以及与激烈的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过程相互勾连的复杂过程。例如,上一节所论述的国企工人或下岗工人对抗非民主的国企私有化的集体行动,或作为新工人的“农民工”群体与资方的利益冲突,便成为已获得强大智识支持的市场化报刊主张国企市场化改革、建立法治与宪政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只不过,工人或农民本身往往被排除在媒体公共论坛之外。

   党内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与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推动的政治改革行动中早已表达出宪政主义的诉求。2003年爆发的孙志刚事件,再次促使俞江、滕彪与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动议,要求对1982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2012年11月16日,《炎黄春秋》杂志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改革共识论坛”,数百名知识分子到会参与讨论。随后,《炎黄春秋》12月号把《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作为封面报道。紧接着,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刊登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然而,他们对1982年宪法中被取消的工人罢工权利始终只字不提。

   2011年年中,李承鹏、梁树新、刘萍、五岳散人等几位独立候选人分别在不同的城市参选地方人大代表,并引发一场以“护宪”为目的的线上请愿行动;同时,《财经》杂志出版纪念1982年宪法实施20周年的特辑。2012年,“重庆模式”被置于舆论台前,加之新的领导层对有关宪法和宪政的讨论仍保持观望态度,宪政争论便在几家强势的市场化或学术刊物的推动下迅速展开,并在网络上不断发酵,要求实行“宪政”的呼声逐渐占据主导。需要指明,这一“宪政”呼声要求在政治层面上重启关于1982年宪法的讨论,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及通过宪定权(constituted power)限制党的权力等两种方式,从而推进具有普世色彩的“宪政改革”。

这正是左翼知识分子时刻警惕和企图阻止的发展,也应该是共产党内部的主导力量不愿看到的。2013年5月,《红旗文稿》、《环球时报》、《党建》等党报党刊几乎在同一天发表杨晓青、郑志学等学者的评论文章或社论。这些文章或社论开宗明义地阐述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等概念的阶级本质,并揭露它们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与信息战工具的实质。很快,关于宪政的网络争论便转变成支持宪政的学者内部,即“社会主义宪政派”与“普世主义宪政派”之间的争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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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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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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