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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劼颖:从“生物公民”到“环保公益”:一个基于案例的环保运动轨迹分析*

更新时间:2016-04-26 00:38:23
作者: 张劼颖  

   摘要:本研究检视一场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运动的变迁轨迹。2009年,广州番禺居民对于社区附近的市政垃圾焚烧设施展开抗议行动,诉求达成后,一些参与者并未停止反焚行动,而是以环保的方式持续干预广州的垃圾治理。本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理解这场运动,在以民族志的视角追溯运动轨迹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运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转变的内外部动力和变迁的机制是什么;如何理解这种变迁,以增进既有人类学理论对于“环保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知识的理解。基于一年的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这场运动从围绕生物公民 “私利”的抗争,逐渐蜕变为以“环保”和“公益”为目标的社会行动。变迁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形式上的组织化;二是环保公益话语和表述的生成。随着运动的制度化,体制外的抗议被纳入,转向对国家环境治理的协助和参与。

   关键词:反焚运动 运动轨迹 环保主义 生物公民

  

一、问题意识与文献回顾

   本文追溯广州的一场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运动的轨迹。2009年广州番禺爆发的这场抗议成为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运动成功致使政府相关垃圾焚烧项目计划的重新制订。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下,这个突如其来的胜利令媒体惊喜振奋,有观察者称之为“市民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行动的一次绝佳样本”(林劲松,2011)。运动也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大量研究试图解释这场运动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探讨其对于公民与政府良性互动、公共参与政策制订可借鉴的经验。

   这场运动如何被动员成为中外研究者聚焦的问题。郭巍青等(2011a)认为,抗争中的民众基于风险规避提出一种对风险的“反推断”主张,并且使用“风险戏剧化”的策略,使得民众的“环境异议”成为可能。何艳玲等(2012)指出抗争的动员机制在于一种“认知重构”,即社区成员从“不怕”到“我怕”的认知形成,促成行动的升级、议题的扩展以及“偏见动员”的形成。更多研究试图探究抗争为何能够成功。曾繁旭等(2013)注意到,在这场运动当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互联网工具的应用。抗议者利用网上论坛,形成一种虚拟组织,有效动员的同时巧妙规避了政治风险。他们认为,使用互联网在此已不仅是简单的技术辅助,而成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独特“抗争模式”。陈晓运(2012)亦有类似的发现,指出运动中存在着一个不断的“去组织化”的过程,抗议者没有正式的、成形的组织和制度化的分工和运作,有的只是虚拟的在线论坛和QQ群,如此“虚拟的串联”、“去中心化”使得抗议者可以有效规避风险。此外,陈晓运等(2011)还注意到这场运动中女性抗议者的突出作用,基于一种“保护家园”的情感,她们利用自己介于“家园”和“小区”之间的独特位置与性别角色,积极参与抗议,而这也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公共生活的新领域。最后,约翰逊(Johnson, 2013)认为,这场运动的胜利在于行动者策略性地重新界定了所抗议的问题,通过对于“健康因素”(health factor)的强调把议题“去政治化”,同时摆脱这场运动仅仅作为“非理性的邻避运动”的界定,创造一个与政府协商与合作的空间。

   另外,诸多研究将此运动视为公民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典范,致力于分析互动的机制,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框架下的公民政策参与。郭巍青等指出,反焚者的“风险叙事”,是对政府失效的风险管理构成补充甚至挑战的“环境异议”(2011a);而作为一种“公民创议运动”,抗议者作为“政策上的反对派”影响决策,“反映了公民能力的提升和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2011b:181)。约翰逊(Johnson, 2010)比较了邻避运动与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非政府组织)的环保行动,指出反焚运动作为邻避运动,虽然相比而言,目标更为短期、更强调当前利益,但长远来看,和NGO一样都促进了当今中国环境治理的公共参与。龚志文(2015)认为此次运动是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样本,运动中行动者展现了三个层次的理性:“个体理性”、“团体理性”与“公益理性”,最终实现了公民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

   总之,上述研究强调运动“集体行动”的面相,将其置于“邻避运动”的范畴,探索的焦点主要有二:第一,运动何以成功;第二,运动中体现的公民与政府互动、参与公共政策的机制。这些研究的理论关照多属于公共政策与政府管理的范畴。有别于这些研究,本研究以社会人类学的眼光,以民族志来探讨这场运动的变迁轨迹,并试图探究,运动的变化何以发生,又会给当地带来何种社会文化后果。从时间轴的维度看,本文是上述研究的“后传”,关注“胜利之后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和以往研究的区别在于,本文试图采取一种超越“邻避”的框架来重新检视这场运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此运动具有邻避的特征。而是说,本研究以文化研究的理论进路,将反焚置于全球“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框架中,将其解读为更普遍意义的环保运动。换句话说,本文试图观察的,不只是显著的集体行动及其动员,也不是“一场”或“一池一城”的胜利,而是更为长久的运动轨迹。因此,对于运动后果,本文不关心“诉求达成与否”以及“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公民参与政策制订”,而是会检视,运动的过程中有何种话语、实践、文化、主体乃至社会关系的生成。

   这种问题意识意味着采取一种有别于蒂利(Charles Tilly)的社会运动研究范式。蒂利(Tilly,2008;Tilly & Wood,2009)将社会运动视为一个群体为了达到某种诉求所进行的集体性展演,包括诉求的提出运动(campaign)、一套“常备剧目”(repertoire),以及对集体行动力量的诸多展示。而梅鲁奇(Melucci,1989;1992)指出社会运动不是舞台,参与者亦非照剧本演出的角色。一场社会运动存在多元视角和多重意义。在动员起来之前,这些意义和声音在社会当中潜伏已久,只是在展示的时候才变成被瞩目的声音。所以,运动不仅是一次孤立隔绝的爆发性事件,而是更加持久的社会文化和意义系统的一个部分、一个片段。较之蒂利,梅鲁奇更加关注一场运动“潜伏”(submerged)的状态,强调其中的话语和意识形态,解读孕育于运动中的多种“意义”,揭示这些意义对于社会文化的长远效果。此外,爱德曼(Edelman,1999;2001)探讨了对社会运动后果的理解,指出需要一种超越简单以诉求达成论成败的分析框架:任何运动都需要放到更长的社会历史和更广的框架去检视其后果,一场运动可能并未达成其政治诉求就宣告结束,但是其“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不一定就此消失。运动通过参与者经验的积累而传承,“主体”本身被改变了,就是一个应该被识别的积极效果,而此过程中形成的“鲜活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正是研究者应该检视的。韦勒(Weller,1994)认为社会运动是一个多元意义(multiplicity)和“众声杂音”(multivocality)争鸣的场所,也是这些声音被表达的过程。某种对世界的“另类诠释”逐步走向理性化、制度化,这就是一种成功。不一定每场运动都有某种另类叙事被成功理性化,不过,这些表述的破灭、走偏的诠释,都可能作用于社会的转型。对社会运动的解读,就是要看不确定的实践(indeterminate practice)与明确的话语(explicit discourse)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play)。台湾社会学家刘华真(2009)则试图把“运动轨迹”的研究理论化,指出以往研究很容易把一场运动的发展历程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把经验现象“自然化”(naturalize)是危险的。运动轨迹本身应该成为显著的研究问题,尤其是在对运动轨迹的追溯以及不同案例的比较当中,检视“运动实力”(movement power)的消长。

   本研究问题的提出,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和研究范式。运动再生产的主体、经验和话语成为观察的焦点;运动变迁的过程,成为被检视的对象;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以及环境正义成了被追问的问题。本文通过一个民族志来呈现运动的轨迹。首先,回顾邻避阶段的历史,呈现反焚者围绕生物公民权(biological citizenship)①的行动,即行动者作为公民如何界定和协商自身环境健康(environmental health)权利的过程。接下来检视诉求达成后的变迁轨迹,分析循着两个维度展开的变迁:形式上的组织化;环保、公益话语和表述的生成。最后,得出结论:体制外的抗议行动逐渐转变为参与协助国家环境治理的运动;此过程中逐渐生成的“环保主义”,一方面来自全球化提供的知识和话语资源,另一方面和当地的社会政治(socio-political)情境高度相关,是对当地政治社会问题的回应。

   本研究采取人类学的方法,使用资料包括一手调查资料和二手文献材料。一手资料的收集基于2012—2013年笔者在广州的田野工作,资料获取的主要方法为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资料形式包括访谈笔记、录音及田野日志。访谈对象包括反焚参与者以及持续环保事业的行动人士。除当事人外,访谈对象还包括一些对于此运动保持关注的观察者,包括当地其他环保人士、媒体人士。对于2012年前的历史,资料形式为口述史和二手文献,包括媒体资料。参与式观察的内容包括反焚人士的行动、会议、聚会,公开交流分享活动等。最后,尽管反焚者们已经一定程度上成了本地媒体聚光灯下的“名人”,为保护受访者,本文仍全部使用化名。

  

二、抗争实践:生物公民权利的主张

   (一)番禺反焚抗争始末

   2009年底,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一个市政规划的垃圾焚烧厂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注意。在此计划中,这座焚化厂将是广州的系列焚烧项目之一,用于处理广州南部的垃圾。计划引起附近一个叫作“华南板块”的住宅片区居民的注意。这个住宅区是数个商品房小区组成的社区群,居民约二十万人,包括公司白领、公务员、媒体从业者、律师、企业主、大学老师等,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都相对较高,可以说,是广州的一个新兴“中产阶级”②社区群。9月、10月间,从获知此计划开始,华南板块的居民们展开了一系列抗议活动。他们用于交流的一个工具是小区业主平时用来交流生活资讯的网上论坛“江外江”。在论坛上,他们讨论有关垃圾焚烧的政策、知识和讯息,交换意见、召集行动。

   一开始,对垃圾焚烧项目感到紧张的居民们诉诸的行动是去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城管委”)和广州市政府请愿。2009年11月到12月,即得知焚烧厂规划的一个多月后,是此类行动的高潮。11月23日,这一天正是城管委的接访日,上百名居民来到城管委。由于不满得到的强硬答复,他们举着“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的标语向广州市政府请愿。抗议持续到当天下午,警察宣称抗议者堵塞交通的行为违法,开始驱散分隔人群,最终以抗议者离开落幕。

   这一波的抗议未获显著结果,使得居民们意识到行动不会马上取得成效。随后,他们动用更多元化的抗议手段,包括更小规模的请愿和“行为艺术”③;向全国人大递送公开信做出呼吁;在媒体上发声,甚至与城管委就垃圾处理技术展开辩论;组织座谈会与政府领导展开对话。尽管最开始居民对抗议能否奏效持怀疑观望态度,令人意外的是,广州市政府同意暂缓焚烧厂的建设,为其重新选址。

   (二)“依法抗争”与抗争的策略与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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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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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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