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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劼颖:从“生物公民”到“环保公益”:一个基于案例的环保运动轨迹分析*

更新时间:2016-04-26 00:38:23
作者: 张劼颖  
即强调社会成员把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健康影响,作为向国家协商和宣称自身的公民权利、福利和社会保障的一种进路。换句话说,生物公民权基于公民对环境健康的生物性要求,以及国家对于环境健康的保障提供的义务。重要的是,生物公民权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民众向国家寻求公共健康和卫生服务、争取自身在国家福利系统当中的位置的过程中所建构的,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其建立的过程中界定着、建构着公民的身份。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彼得里娜的著述中,健康影响是即成的,民众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污染受害者,而在本案例当中,垃圾焚烧污染构成的生物损害是一种风险。本文援用此概念,旨在表明,在反焚行动当中,污染、环境健康的话语是与公民权利的主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

   从抗争开始直到诉求达成,亦即“邻避运动”阶段,运动的核心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生物公民权利的主张和操演。抗争既是生物公民权利宣称的过程,也是生物公民身份建构的过程:首先,抗争始于一种对于污染的风险的规避,以及对于环境健康权利的诉求;另外,抗争基于公民权利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声张和维护权利的过程中,行动者首先使用“公民”的话语来理解自身,认同并强调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将自身置于“国家—公民”的权利义务框架之中,强调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国家对此提供保障的责任。在这个公民权利声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有两种相互关联的个人权利得到了强调、组织和述说(articulate):第一,抗争主体免受污染风险的环境健康的权利;第二,抗争主体作为“业主”对于社区内部及附近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决策的权利。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种作为生物公民的权利声张。

   前文提到的抗争合法化的策略,包括抗争者将抗议行动纳入国家合法框架的努力,以及抗争者展开理性互动、温和挑战的实践,亦是生物公民建构的一部分。在不断尝试的实践中,反焚者学习和演练着作为一个公民在合法框架内的政治行动。随着“心态”的温和化与技艺的娴熟,他们逐步操演和确认什么是合法的、有效的互动,从而越来越能够熟练地践行其作为公民的、国家框架内的政治行动。经过经验累积,反焚者作为生物公民的主体性也得以建构。

   总之,在这个阶段,行动更多是围绕公民权利的话语进行组织和展开。虽然“环保”、“绿色”的口号在行动当中已经被提出来,然而更具普遍意义的“环保”并非抗争者合法化自身行动、进行权利主张的最主要依据。在随后的阶段,运动的核心才逐渐从生物公民个人权利的声张转向更具普遍价值的环保主义。事实上,此案例的有趣之处正是在于,反焚运动并没有因为诉求的达成而终止,而是走向了更具普遍性的行动。

  

三、反焚运动的制度化轨迹:话语的生成与组织化过程

   邻避阶段结束后,部分参与者于2012年筹备成立了一个环保组织“宜居”。伴随着环保组织的成立,运动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反对焚烧厂建设在自家附近的邻避抗议,蜕变成为一个更一般的反对垃圾焚烧、提倡以环保的方式处理垃圾的运动。通过成立一个组织,这个运动被制度化和常规化。作为一个环保组织,行动的目的不再是维护自身作为生物公民的私人权益。“环保”和“公益”,成了这个组织的新使命。

   本部分探讨邻避阶段结束后,运动走向更具普遍性的环保行动的轨迹。表面上看,反焚抗议走向环保运动乃至环保公益组织的成立似乎是自然发生的。然而,行动本可以在诉求达成后停止,为何要继续下去?运动的继续受到哪些外在和内在动力的推动和形塑?对于私利的维护何以走向对于公益的追求?这些恰恰都值得被问题化。在反焚后续的行动中,无论运动的核心问题还是其形式,都发生了转变。下文将会呈现,变迁轨迹循着两个维度展开:在组织形式的维度,抗议运动走向组织化和制度化;在知识和话语的维度,“环保”、“公益”的话语逐渐生成。

   (一) 运动组织化:NGO的成立

   1. 组织成立:学习与探索

   2012年的一天傍晚,十几个曾经的反焚核心参与者在一起聚餐。事件结束后,他们会像这样,偶尔进行一次聚会。在聚餐中,他们决定成立一个NGO。当时的想法是模糊的,甚至并不特别了解NGO的含义以及应该如何运作。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在当时的社会还是一个新鲜的、不太为人所熟知的名词。

   两位居民离开自己原本的工作,成为这个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另外几个居民自愿兼职出任会计等。当时,他们还无法明确一个组织的监事和理事要做什么。那些不介意挂名、愿意提供自己身份证以备日后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自愿担任了理事等职务。许多居民也成为组织的第一批捐助者。他们一边创办,一边学习和了解NGO是什么,及其是如何工作的。组织章程也在随后一年的运行过程中逐步完善。

   最初的资源十分有限:小办公室租金低廉,位于市郊一座简易小楼,楼下是汽车交易市场,由于在顶层的边缘位置,房顶有一半是斜的。这座楼里的租户,大多是制衣或印刷小作坊。办公室里的几样家具和电器,大都来自捐赠。一开始只有三个全职受薪的工作人员。最初的资金来自于居民的捐款、义卖,以及环保基金会的奖金。尽管相当简朴,在2012年6月,组织成功注册,跻身广州最早一批合法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的环保NGO。

   组织成立后,反焚者得以以正当的身份持续参与广州垃圾管理的公共事务。作为正式注册的组织,还能够合法接受实物和资金捐助。如此,有了组织实体,有了接收资源的合法形式,有了全职的工作人员,干预垃圾管理的行动就变得制度化、可持续了。正如一位抗争者、组织最初的捐助者也是理事之一的X解释为何要成立组织时所言:

   所以我说一定要有组织,有了组织才能做事情,……组织还要做项目,……做项目组织才能存在下去,……求生存谋发展。(田野日志,2013年1月19日)

   作为一个环保组织,其行动也不再只是最初的那种直接抗议,而是学习和采纳一些环保组织通用的工作方法,例如“做项目”的工作形式、做倡导(advocacy)等,来推动环保的垃圾治理理念和做法。

   2. 机会窗口:民间组织开放注册与治理转型

   2011年之前,广东的民间组织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组织一样,如果想要取得合法的资质,需要挂靠一个政府机构。以往研究(Chan,2005;Weller,2006)指出,中国的NGO,包括环保组织发展最大的困难之一就在于难以注册,从而难以拥有合法身份,随时面临关闭,而国家通过要求NGO必须挂靠国家单位,来达到规管的目的。在此制度下,不同的NGO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的按照规定挂靠;有的注册为企业;有的则不注册,保持非正式身份。

   2011年,广东省政府提出要放宽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门槛。随后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包括:简化手续、放宽条件、缩短注册登记审批时间等,最重要的是,NGO可以独立注册,挂靠不再是必须的。这一系列改革都使得成立合法的社会组织变得更加容易。同年,“民主环保”的表述被官方提出,旨在认可和鼓励在环保治理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

   注册政策的放松,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国家后撤和公民社会前进的单线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一种全新的、更加精微的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1991;1997),具体包括如下几个层次:首先,开放注册是一个甄别和分类的过程。被官方接纳的组织,得以浮出水面并取得合法身份。而那些议题比较敏感或手法较为激进的组织,例如同性恋组织,则可能难于通过注册。此外,注册成为合法组织,就意味着每年需要面对年审,汇报当年账目和活动情况,接受审查,甚至事先自我检查。可见,开放注册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治理转型,从简单直接管制,转变为一系列更为精微的治理术:甄别、区分、控制、自我检查。

   有学者(Ho,2001)通过对中国环保组织的观察指出,随着国家将环保主义主流化和绿色治理(the greening of the Chinese state)的施行,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容忍度提高。他认为这造就了一种“没有冲突的环保”(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即一方面环保组织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环保运动也被剥夺了更具有对抗性的机会,或者说,丧失了一种使得他们成为更具对抗性的社会力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尽管如此,对于广州的环保组织来说,政策的开放以及“民主环保”的邀请,仍然是一个好机会。正如一位来自其他地区,意欲在广州注册其组织的环保行动者L所言:

   这是一道门,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关上,但是既然打开了,就要抓住机会,……门打开了,要怎么进,对我们是一个挑战。(田野日志,2012年9月21日)

   而许多试图注册的行动者也并非被动成为治理术的客体。相反,主动走进这个机会窗口,他们在实践中积极地与国家协商、界定自己的身份、拓展行动空间。一个例子是国家与社会组织双方对于“公益”的界定与协商。这些正在生成中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通常被宽泛地称为公益组织。事实上,“公益”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意义多元的和可协商的(negotiable)。随着大量各种公益组织的新兴,这个场域中充满了相互竞争的定义和实践。国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组织的建构中来,例如提供培训、资助,举办交流、展览、广交会,创办孵化基地等,通过支持和扶助、政策和资源的引导,试图对社会组织及公益领域进行引导和再界定:将其界定为政府以外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辅助、补充政府的工作,并且充满慈善、救助、爱心、善行之类的色彩。而对于一部分社会组织参与者来说,公益组织是他们试图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宣称自己的公益性,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来自公众包括志愿者、潜在参与者的支持,也可以将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同时,他们拒绝一种单一的社工、服务者形象,拓展自己参与公共社会事务的行动空间。

   简言之,2011年到2013年,广东省开放社会组织注册,一个新兴的公益领域正在形成。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放宽,可被视为一系列治理术的治理转型:甄别,分类,检查,再定义。不过,社会组织也并非被动的客体。借此机会,一些参与者积极协商扩大自己的行动空间。有趣的是,此阶段正值反焚者探寻行动方向,一个环保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其他公益人士的鼓励支持下应运而生。

   3. 行动:“闯”出注册路

   2012年6月,“宜居”注册成功,成为一个民办非企业组织。对于当事人,这个过程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样艰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条件并不算苛刻,并未遭受到特别的“刁难和阻力”。虽然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事后他们总是解释:这并非民政单位有意为难所致,而是因为在准备的过程中没能事先考虑周全,因而耽误了一些时间,例如,他们不清楚注册必须要求有一间位于本区的固定办公地址,直至申请递交后,才开始寻找一间办公室。

   事实上,注册是一个摸索、学习和试验的过程。例如,在什么地方注册的问题(可能的选择是省级、市级或各个区级的民政局)。经过多方探问,他们了解到,不同级别的民政局注册难易程度相异,而不同的区,态度也不尽相同。事实上,政策刚刚出台,一套对政策的解读与明确的尺度也在逐步形成中。他们相信,如果一个区已有注册成功的先例,那么成功系数就会更大。最后,他们成为广州第一批注册成功的NGO。

在注册后的一年里,组织又开始研究作为民办非企业组织应该如何申请免税资格及其他税务优惠(如“税前抵扣”资格)。因为还没有民间环保组织成功申请过,对于此类问题,即使是专业的律师或会计也没有直接的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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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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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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