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劼颖:从“生物公民”到“环保公益”:一个基于案例的环保运动轨迹分析*

更新时间:2016-04-26 00:38:23
作者: 张劼颖  

   纵观抗议的过程,经历了从聚众示威到游说、媒体战役和更为小规模、常规化抗议的转型。行动基本上都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倾向于采取违法的或暴力性对抗,因而可以归纳入“依法的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O’Brien & Li,2006)这一范畴。有观察者指出,当前中国的环境维权行动,多采取法律的手段,有“法律崇拜”之倾向(参见Hsing & Lee,2010)。不过,对于本案例,仅仅将之归结为依法抗争的理解过于简单。事实上,合法性恰恰是当事人持续努力的结果。可以说,努力地界定抗议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行动者的一种策略性实践。前期经验令他们意识到,激进对抗未必有效。而如果被界定为是违法的,则更不利于抗议的继续。所以,他们策略性地谋划着自己的行动,避免被界定为非法。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居民们邀请区政府参加自己组织的座谈会。针对焚烧厂计划,番禺区政府打算举办一个会,邀请居民代表参加,作为一种收集民意的举动。但是一些积极反对焚烧厂的居民并未获邀。反焚者担心,由政府挑选邀请的居民代表很可能不会在座谈会上表达反对意见。那么,这个座谈会呈现出来的民意很可能是并不反对焚烧厂。为了争取对民意的表述资格,反焚者们决定自己举办一个座谈会,并邀请区政府参加,由此让自己的声音可以真正地传达出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成功邀请到区政府人员?他们采取发布“公开邀请信”的方法。“递送公开信”这一举动,因为具有新闻性,很快就被刊登在报纸上。而他们了解到,政府机关有订阅报纸的习惯,所以相信政府人员会看到这条新闻。这样,就达到了邀约的目的。为了确保区政府人员能够到场,他们在邀请时间上也做出了一番推敲。如果约定日期太近,对方可能会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准备而无法到场。所以,他们邀约了一个相对远的日期。最后,他们还事先考量了这个行动的“合法性”问题。他们担心,这个自发组织的座谈会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集会”。经过深思熟虑,他们采用了一个颇为巧妙的方法来解决,在公开邀请信上加上一条:如果政府人员不来,则此座谈会自动取消。这样,如果政府人员前来参加,那么就说明这是得到政府认可的,自然不会再被界定成是非法的。经过如此周密的策划,最后,番禺区领导如其所愿来到座谈会,他们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如此,才构成了如前述观察者所称的“官民理性互动”。

   在抗议中后期,多是这样以合法方式和政府展开对话的行动,精密的策略、巧妙的安排、对传媒工具的娴熟利用、和媒体的密切配合,一次次扩大了抗争的可见性,也扩大了与政府协商的空间。这些行动策略更像是应星(2001;2007)所描绘的水库移民“踩线但不越线”的维权技术:理解政策,把握尺度,理解什么是“可以说的,可以做的,不可以说的,不可以做的”(应星,2007:44),把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合法化、日常化,这样,即使他们显得是麻烦、难缠的,但不能算是危险的。可以说,无论是番禺居民,还是水库移民的行动,都不能仅仅被简单归结为依法抗争,因为合法化本身,恰是他们运用策略和知识不断努力自我界定的结果。通过不断将自身行动合法化,他们不但使得抗争得以持续,还制造了协商和对话的空间。不过,较之水库移民,反焚者更具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他们更熟悉媒体和政府的运作方式,善于利用媒体、互联网的工具,因而常常能够策划出恰当的方案。

   另外,除了对策略的强调,抗议者还特别强调创意的运用,例如上文提到的“行为艺术”。抗争中后期每个月的接访日,他们不再像最初那样激愤,而是采用更加幽默平和的方式表达。一次信访,他们给城管委送去一袋有害垃圾,借此抗议城管委并未有效处理有害垃圾,同时也暗含一种讥讽,因为“垃圾”有骂人废物、差劲之意。另一次,他们送去一只钟。“送钟”音同“送终”,表达了强烈的谴责,提醒城管委时间有限,敦促尽快解决垃圾危机。一位参与者A这样总结道:

   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悲情、悲壮……(后来意识到)要用艺术的方式来互动。(田野日志,2013年1月27日)

   事实上,强调以创意、艺术的方式进行抗议,亦是合法化抗争的一种努力。创意的形式,避免使行动显得过于对立性,亦可制造公共话题,吸引更多的关注,增强问题的可见性。

   这种抗议行动,类似斯科特(Scott, 1985)笔下东南亚小农的日常抗争之“弱者的武器”,即为了避免正面冲突,转而采取灵活的、日常化的、非正式的小规模反抗。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反焚者的行动:第一,以诉求达成为明确目的,而很多情况下小农的抗争并无明确主张;第二,更强调策略性的思考和行动。这就更像是更晚近的学者所提出的“策略的能力”(strategic capacity)(Ganz, 2005),以及“策略性行动”(Fligstein & McAdam,2011)。甘斯(Marshall Ganz)提出,策略的能力即行动者为了达到目标,在具备相关领域知识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整合、编排现有的资料、问题、资源,以重新想象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一点在本案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尽管抗争为何胜利并非本文讨论的焦点。不过,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抗争胜利的关键在于,反焚者不断成功地创造和政府对话的平台,并且邀请、询唤政府进入这个平台。平台包括报纸,也包括如上文提及的座谈会等一系列场合。平台的创建以及对政府的成功邀请,则有赖于把挑战不断合法化、正当化之努力。而这种努力又有赖于行动者基于其文化资本的策略性行动。

   (三)社会后果:抗争的社会效果与抗争主体经验的生成

   如上述,抗议者持续努力将抗议行动合法化,使得政府在不被过度挑战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入对话,从而创造一个协商的空间。协商过程中,一方面,抗议者学习有关垃圾焚烧的技术和法规,让自己更具专业性,另一方面,强调动用各种策略战术进行博弈。事实上,诉求的达成即焚烧厂的停建,只是这场抗议的一个显见的直接结果。抗议还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社会效果。

   广州市政府的几个改变值得注意。第一,2012年,广州成立了“城市废弃物处理公共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咨委”),并且邀请了番禺反焚人士加入,担任公咨委的委员。作为委员,他们被邀请参与有关垃圾处理政策的讨论会议,也得到机会近距离接触城管委的工作。他们甚至开始和城管委的人员建立联系,可以通过电话约见,即时交流。昔日某种意义上的“对手”,变成了今天手机通讯簿上的联络人。第二,很大程度上,此次事件增加了广州“垃圾围城”问题的可见性,也使得垃圾处理设施的邻避效应获得关注,促进垃圾治理被提上重要议程。2011年,新任市长上任,将解决广州垃圾围城问题定为自己任期内的一个工作重点,甚至开玩笑自称“垃圾市长”。随后又提出垃圾治理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包括在广州开展垃圾分类,试验新的垃圾收费方法等。

   一个有趣而微妙的转变来自城管委。较之以往,城管委更加重视媒体的作用,以及公共形象管理和言论技巧。以前在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姿态略显生硬,此次事件后,城管委开始更加注意媒体效应、更加审慎地针对决策向公众做出解释。抗议者们回顾道:

   一开始(城管委的)那些人说一句话就被抓住把柄,被当成靶子……针锋相对……后来“学聪明了”,更注意应对方法了。(田野日志,2013年1月9日)

   当然,在对话过程中学习到更多技巧的不仅仅是政府一方,持续论辩也使得反焚者在垃圾处理的技术探讨方面变得越来越专业,辩论技巧也愈加成熟。抗议者A这样总结经验:不能只是简单地反对,对于自己的论点要有站得住脚的理据,令对方难以驳斥,更重要的是:

   要提早预想对方的论点,预先想好如何应对……站在前面去想,提早一步想到他的说辞和理由,找好出路堵住他的嘴。(田野日志, 2013年1月27日)

   不仅对于当事人,对于当地媒体和社会行动人士而言,这场抗争亦有着不同以往的积极意义:它的胜利显示了在环境议题的决策上民众是有协商空间的。正如一位环保者所言:

   在之前,好多人觉得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不相信已经决定的事情还能改变……这个结果给了大家“正能量”,很多人都更自信了。(田野日志,2013年5月5日)

   反焚带给社会行动人士更多政策协商的经验和自信。事实上,抗争胜利与否、其认知是否为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认知,以及认知带来的信念的力量和经验的累积,形塑了抗争者本人,也影响了当地其他行动者。

   对于参与者而言,反焚亦为自身带来深刻的改变。A认为最大的改变是“心态”的变化。A承认最初听到附近要建垃圾焚烧厂的消息,首先感到的是震惊、着急、悲情,接着又感到压力,看到有邻居被调查而心情低落,又因为自己为信访不得不请假,却得不到任何实质答复而感到愤愤不平。随着抗议持续进行,他意识到:

   要调整心态,后来我都是用游戏的心态来做……坐在家里想,就“玩”,要是没效果呢,就去睡觉,尽力就好……(田野日志,2013年7月23日)

   事实上,“游戏”和“玩”并不是说真的娱乐,而是说,不再期待通过直接对抗迅速获得期待的结果,而将抗争理解为更加长期的、持续性的协商和博弈。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们才可能采取诸如上述行为艺术等巧妙而不失效力的方案。也正是这种温和放松的、持久战的心态形成,使得抗争成为可持续的,甚至在胜利之后,行动依然得以持续。

   另一个始料未及的、发生在参与者身上的转变是,抗议中的同盟,在成功后逐渐产生分裂。随着对城管委和焚烧技术的了解,有参与者形成和昔日的伙伴截然相反的观点,不再反对垃圾焚烧,谴责反焚者夸大了焚烧技术的危害,开始为焚烧技术辩护,站在城管委和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指出反焚无益于解决垃圾问题。

   大部分参与者回归原先的生活,而仍有部分人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广州的垃圾管理问题,持续参与有关的争论。除了上述以公咨委委员身份参与垃圾治理,还有的人持续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评论城管委的工作,宣传环保的垃圾处理理念;有的人在网络上以公共账号的方式持续搜集、整理发布世界范围内的垃圾处理信息;还有人专攻包装物的法规研究,把对包装物立法的想法写成政策建议。最为重要的是,核心参与者们成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推动以环保的方式管理垃圾的社会组织“宜居广州”(以下简称“宜居”),有的任全职或兼职工作人员,有的作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理事或监事参与其中。关于“组织化”的转型过程以及组织成立之后的行动,将会在后文中得到更加详细的说明。

   (四)小结:生物公民权利的主张及生物公民主体的建构

从抗争开始,直至诉求达成,这个阶段的运动可以被理解为是生物公民权利的主张、维护的过程,同时也是生物公民身份建构的过程。生物公民权的概念来自几位学者的贡献,有两种相互联系又略有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基于生物医学科技尤其是在基因技术的生物政治结构中,国家对于公民的治理,对其身份以及相关权利的界定(Rose & Novas, 2005);另一种是由于环境健康尤其是污染所带来的生物性影响,社会成员对其公民身份和权利,包括对于获取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做出的主张(Petryna, 2002) 。两种概念,都基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思想。生物政治的概念亦有双重含义:个体意义上,指涉国家对于其成员作为生物个体身体的微观治理;统计意义上,涉及国家将其成员作为人口的治理技术。本研究援用彼得里娜(Petryna, 2002)的“生物公民”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9031.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