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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

更新时间:2016-04-22 10:45:29
作者: 孙玮  

   试举丹麦学者延森关于媒介融合的理论创新为例。延森讨论新媒体激发的媒介融合现象,是从检视“传播”概念开始的。他梳理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皮尔斯、维特根斯坦、海德尔格等等构成的西方哲学的几次重要转向——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语言学转向——直至当前延森指认的“一次交流的转向”,进而赋予传播崭新涵义:“传播”作为一种中介化实践,并非是主体连接客体的工具,而是主客体得以呈现彼此的“交互界面”,因此“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必要条件”。(19)“正因为此,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传播的物质与社会条件,还是具体而言的现代媒介,它们都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此,无论是在理论语境还是实践语境中,它们总是成为不断被争夺的目标。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先天综合——把握事物共同之处以服务于实际目的的前提。媒介则是知识的生产与撒播的重要资源,它使得知识跨越时空,遍及社会个体”。(20)在延森重构传播的研究中,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是考察“传播”意义的一条基本线索,这既使得传播研究保持了与其他学科的畅通对话,又没有丧失传播学的核心视角。如此,回应现实的新技术变革、集中于传播学议题“媒体融合”的研究,始终与主流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紧密勾连。

   值得一提的是,延森是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计算机与传播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传播理论、数字媒体、研究方法论。大陆传播领域的研究者有这样宏阔视野的似不多见。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传播领域内部也是隔绝的:研究数字媒体的学者,对于人文理论大多持冷漠之态度,反之亦然。更关键的是,大家都以这种隔绝为传播研究的正常状态。所以诸如“传播学应与社会学联姻、该和政治学打通、要跟计算机科学携手”等等几乎是常识性说法,在当前大陆传播领域仍然被视为创新论点,不免让人心生万古悲凉。甚至关于传播学是社会学科还是人文学科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足见我们的思路、眼光之狭隘,观念之落后已经到何等地步。

   当然,对于个体学者而言,要做到打通人文、社科、技术绝非易事,大部分学者只能涉及其中很有限的部分。但讨论学科反思,必须要这样的视野,即使是学者个人,怀抱这样的认知对促进自己某一路径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反思的目标——传播学重建,范式创新

   并非所有的反思都是以重建学科为目标,它可能是大体维持既有范式的适当修补。为何我以为当前的反思是为了重建?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是,传播领域对于这个学科的核心概念“传播”、“媒介”(或者也可包括“新闻”)的基本共识已然分崩离析。除了上述论及的传播碎片化现象,“媒介”似乎也强不了多少。恐怕很多寓于美国主流范式的研究者闻听“人是媒介”、(21)“城市是媒介”、(22)“建筑是媒介”(23)的论调都要大惊失色。发此论调的前面二位,即使是按照最正统的学科分类,也属“正宗”的传播学学者。而这第三位,与传播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卡斯特名作《网络社会的崛起》的中文版译者,是曾师从卡斯特的建筑学家。传播学基本概念的共识的丧失,与新技术激发的传播革命、各路异彩纷呈的传播思想奔涌而来,有着直接的关联。有学者因此大声疾呼传播学危机的到来。在我看来,这至多是哥伦比亚学派以降传播主流范式的危机,对于传播研究而言,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与飞越空间。在当前的形势下,反思的目标不可能是既有范式的修补,而是要创造崭新范式,重建传播学。

   重建有赖耗费心血激发创造力的大量工作,当前不可能给出一个明晰的任务清单。本文仅在理论遗产的整理方面讨论两个问题。

   其一,汇聚各种路径、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我们耳熟能详的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彼得斯《交流的无奈》、延森《媒介融合》等等都集中于“传播”概念的形成、意涵的变迁,及其与传播学研究、传播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了突破现有框架,理论遗产的清理不能局限于传播领域内部。因此回溯历史各个时期的传播思想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异彩纷呈、灵光闪烁的传播思想,来源于鲜活的人类传播实践,长久地散落于各种路径的学术研究及社会思潮中,很多未能被建制化的传播学所吸纳,但却是人类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也因此极大地影响、塑造了古往今来的传播活动。当前的传播学反思必得予以打捞、聚合、吸收、转化。

   这些纷繁复杂的传播思想从各自不同路径出发,为了不同的研究问题服务,只有经过立足于传播学基点的视角反转,才能为我所用。这个基本出发点,我以为,是传播与人的关系。我之所以在近三年较多使用历史学著作如《古希腊的交流》、《公共人的衰落》、《人类之网》,(24)哲学研究中的海德格尔阐释学、鲍德里亚的拟仿理论、后现代主体论、影像理论(25)等等,大致是出于上述考量。以《人类之网》为例,我试图吸纳这部著作的奠基性观点——“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而所谓网络,即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关系”(26)——以借鉴作者麦克尼尔在人类基本关系层面理解传播的卓越洞见。在这样的视野中,“传播”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基本要素,因此可能成为重写人类历史的核心概念。我以为,当前的传播学反思应该摆脱既有理论范式束缚,打破对传播的狭隘认知,直抵传播与人之关系的根本处,才有可能挖掘并呈现传播对于人类之无比丰富的意义。

   其二,传播学既有理论也是重建梳理工作之重点。近几年来,这个工作可以说正在展开。以芝加哥学派为例,几成传播领域研究热点。征用芝加哥学派理论不论褒贬似乎成了这个领域的一种时髦之举。其实也不奇怪,反思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是无法绕过的里程碑。没有芝加哥,无法书写传播学史,这个说法大抵是不错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开掘作为理论遗产的芝加哥以超越之?仅在这三五年间,我们已经听闻两种极端的声音,一说,芝加哥学派代表传播学源头的人文路径,挽救传播学一定要回到芝加哥;另一说,芝加哥学派是彼时正统社会学的产物,已然过时,必得弃之传播学才能向前走。

   本文无意在此全面评述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只想借此阐明我们对于学科理论遗产的基本态度。试以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为例,芝加哥学派出现在此书的第二章,在第一个小标题“芝加哥学派和人类生态学”之下是第一点“作为社会分光镜的城市”。文中写道,“芝加哥学派的田野调查主要关注城市,他们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具有扰动、边缘化、涵化和同化等特征,城市也是社会地位和职业变动的地方。……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移民和美国的移民同化研究。帕克从少数民族社区入手,反思了报纸的同化功能、信息的性质、专业报刊,以及如何区分报纸的这些功能和社会宣传或地方广告”。(27)这番论述在社会学者看来可能稀松平常,因为一般社会学的基础读物,都会这样来指认芝加哥学派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城市社会学、人类生态学。综合性大学的文科学生,大多会通过社会学概论等课程来认识芝加哥学派。因此或可说,这对于文科大学生而言,是学术常识层面的知识。

   芝加哥学派正是从“城市”这个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将报纸剥离出来,通过考察报纸对不同于乡村社会的“城市有机体”的意义,建立了传播、媒介的社会角色与功能的基本理论框架。正如麦奎尔所言,“自从工业城市于19世纪后半叶迅速扩张之日起,人们便频频宣布城市空间的‘危机’到来。媒体一直是现代城市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用来充当城市危机的‘解决方案’”。(28)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如果抽掉“城市有机体”,报纸的问题根本无从发生。奇怪的是,在大陆当前很多的传播学反思中,芝加哥学派思想发生的关键现实场景——都市化进程引发的社会条件、人类秩序的变化——被完全抽空了。“城市”,这个芝加哥学派的首要关键词几无踪影,更谈不上在理论层面加以深究。

   此书的第一章以“社会有机体”为题,梳理了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与塔尔德、西美尔等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两大传统。西美尔与芝加哥学派的学术渊源是社会学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思想史关注的重要议题,西美尔以其大都市精神分析开现代性研究之先河。都市研究,正是西美尔与芝加哥学派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一个关键点。奇怪的是,当前大陆传播领域的芝加哥学派研究,关注这一层关系的也属罕见,大名鼎鼎之西美尔,在大陆传播领域主流范式中几乎是湮没不闻的。

   以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还仅只是薄薄的简史,并非芝加哥学派的专门研究)为参照,不能不说,这两个“奇怪”现象出现在我们的传播领域,确是非常怪异,匪夷所思。当然芝加哥学派丰富之价值决非仅仅体现于此,传播领域积累的芝加哥学派研究之价值应得到尊重。这里只是借此反观我们对于理论遗产的片面态度:抽离理论发生的历史场景,切断它的学术脉络,使之僵化成万能的教条。按照我的理解,这也是“学术工业”的惯常操作手段,征用各色理论不可谓不新异、不广泛、不快捷,但不问学术来路断章取义拿来便使用,这些被临时借用的理论仿佛飞来石空降传播领域,根本无法恰当地编织进传播研究的理论脉络中,只不过如蜻蜓点水般掠过。这样来来去去,形成眼花缭乱之热闹景象,却不能构成任何有价值的传播研究的学术积累。

   我以为,芝加哥学派从都市化进程的社会巨变中,敏锐捕捉到报纸作为现代传媒的意义,并将其理论化,上接人类生态学,下达报纸独特的社会角色与作用,是传播研究史上永远的丰碑。正如上述麦奎尔所言,这种现代性范畴的“媒介表征理论”影响了当前大部分的传播、媒介研究。但这同时意味着,回到芝加哥不可能解决传播学此时此刻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超越。面对当前的全球化、新技术、城市化浪潮,我以为,要将被芝加哥学派从城市中剥离出来的报纸“再嵌入”到社会生活中,因为当今时代,传播、媒介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不能也无法将其分离。我们需要创造不同于“表征理论”的崭新范式。超越不是全盘否定,创造新范式更不意味着摒弃旧范式。从开掘理论资源的角度讲,无论芝加哥学派还是哥伦比亚学派,之所以能形成传播研究的宏大景观,都是因为在某个特定时空创造性地回应了社会大潮与传播实践,自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挖掘其价值。传播学需要多元范式并置、多种学派纷呈以展开对话、交锋的开阔气象,这正是我热烈想象并翘首期盼的传播学学科繁荣的绝妙风景。

   余论:学科边界与学术共同体

   论及传播学重建,很自然想到学术共同体的话题。但感觉这个问题实在棘手。重建学术共同体?这个说法本身似乎就无法成立,大陆传播领域的学术共同体是否存在过?当前是否存在?如果我们不是以大学行政建制为标准,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就不是那么肯定了。假设尚未形成,就根本谈不上重建。在此,我想提出我以为在当前大陆传播领域相当普遍的、与传播学学者身份焦虑有关的两个问题,与我努力想象中的传播学学术共同体的同仁们交流,以作本文的结束语。

其一,传播学与现实之关系。任何理论研究与现实都有关联,这肯定不是传播学的专属问题。当然传播学(或可再加上新闻学)的特殊性是,因为被指认为操作性学科,所以“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经常地被悄悄置换成“把媒介做大做强”,或是“为政府出谋划策”。我不否认甚至赞同这是传播学(新闻学)研究价值的一种重要体现,但是反对将传播研究与现实的关联、传播理论对人类的意义缩减为以上两个方面。至于理由,马特拉已经借由米尔斯说得非常清楚,这里只简单抄录就一目了然,“20世纪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米尔斯公开严厉批评了他称之为‘官僚主义’的社会学或‘情报官员’的社会学。此后10年,他作为大学里的叛逆者孤军奋战,推进他的另类传播学,他的研究是非实证的,但是紧紧把握美国生活的脉搏、步伐和氛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在20世纪30年代末已丧失了改革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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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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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沪)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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