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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

更新时间:2016-04-21 11:45:34
作者: 于建嵘 (进入专栏)  
但是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方式也具有多样化特征,他们除了以频繁换工作的“短工化”就业方式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外,也开始在公共空间争取话语权,其突出特点就是善于利用新媒体。与第一代农民工遇到困难倾向于找政府“主持公道”不同,作为成长于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第二代农民工善于利用现代高科技的传播渠道来进行利益表达,如微博、微信及QQ等新媒体。除了传统的从有限的组织内反映问题到网络表达及采取集体行动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参与到社会其他事件中以泄愤的方式来表达不满。除了明示的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还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与反抗,即辞职离开工作单位。诉求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以及善于运用传播力极强的新媒体,都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组织化能力的提升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得他们有组织地维护权益和进行社会抗争成为可能。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比起其父辈具有更强的权利意识和更加多样化的诉求表达渠道,但是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其维权行为对社会稳定将会产生消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几,因而是当前中国网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网民对于网上非理性甚至“群氓”情绪的产生与蔓延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何引导他们通过理性规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呼声是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表达渠道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作为城市社区的常住居民,由于户籍的限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社区权利,业主大会等均无权参与,但却要负担很多社区义务;另一方面,就其工作单位来说,他们不享有正式职工组织工会、与企业组织议价等权利,致使其经济利益表达缺乏制度化渠道。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如集体罢工、辞职、频繁更换工作单位甚至组织工友与企业“闹事”对峙等。但是,这些方式具有极大的不可控性和暴力倾向,是社会稳定的一种潜在威胁。如果能够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表达纳入制度化轨道,便能将其纳入国家规范可以调整控制的范围内,这将有利于避免这一受到排斥群体因利益表达极端化而造成对社会基本秩序的冲击。

   三、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新思维

   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因势利导地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对于社会长治久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面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多种解决路径,但是这些意见不仅在基本方向上存在很多分歧,而且大部分措施给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碎之感,缺乏整体性思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在原有的体制条件下转型所产生出的社会问题,其解决涉及城市与乡村社会转型期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因而必须立足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领域去思考问题的出路,破除将改革局限在城市的单向度思维。

   第一,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歧视不应当仅限于改革户籍制度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从打破“农民工再生产体制”这种掠夺性的城乡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全局角度出发,根据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制度和政策调整。

   所谓“农民工再生产体制”①是指由“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安排交由他们所在的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固化了这种制度[7]。这种畸形的生产体制是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离土不离乡”的候鸟工作模式相适应的,它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从农村汲取了大量资源。这样一种制度导致长期在城市工作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其居住的城市社区和工作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人为剥离,或者说形成一种他们与所居住的社区和工作的单位之间“高义务低权利”的不平衡关系。这样一种横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经济社会体制是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产生的体制性原因。

   为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提供相对公平的制度准入是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基础性条件,而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因而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并尽快采取行动。在没有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入户时,城市管理者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城市困难期。一项对广州市农民工就业的调查显示:52.5%的农民工有过失业的经历,超过了一半人数。其中,最近一次失业的时间长度,33.3%的人在半年以上,13.1%的人在4个月~6个月之间,32.6%的人在1个月~3个月之间,21%的人在1个月以内[8]18。由此可见,当农民工怀揣着玫瑰般的梦想到城市打工的时候,其间要经历太多的荆棘和坎坷。各地政府应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将为城市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奖励型入户”、购买城市房屋的“投资型入户”,转变为在本市居住多少年以上的“年资型入户”,直至条件成熟时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和地域区别。

   社会身份与户籍身份的不相符为未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过程埋下了利益矛盾纠纷的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职业是工人,他们多数没有务农的经验,与农业生产活动基本脱离,所以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即社会身份应当是工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户籍身份依旧是农民,享受的仍是与农村生活方式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和政策如住房的宅基地配置等,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工人身份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保障如社会事业保险、相应的医疗保险等。

   城乡之间不均衡的经济和社会体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改变这种局面也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涉及户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当务之急是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使新生代农民工摆脱“漂移”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调查显示:在外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单独租赁住房或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占40.4%,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34.1%,在工地工棚居住的占7.3%。月租房支出入均为567元,占到月均生活消费支出的60.4%[2]。客观地说,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他们认为,若农民工可以购买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将会吸引过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城市将难负其重。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从长远来看,应综合考虑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即将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使之成为购买城市住房的资金来源,从而提升其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

   第二,政府在消除制度性歧视、提供公平竞争门槛的同时,还应通过政策倾斜等方式加强对农民工的文化和技能培训,提升其就业和生存能力。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之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起其父辈受过更好的教育,但是与城市家庭出身的年轻劳动力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中国经济已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发展阶段过渡,未来中国经济对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要求会更高。因此,要解决中国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必须有意识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市场需求的技术能力。有学者调查显示:在返乡农民工中,无技术等级的占47.8%,接近一半人数;初、中级工的分别占17.8%和22.4%;高级工仅占8%;技师的比例更少,只有4%[8]17。因此,要尽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使其能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不至于处于劣势,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

   另外,从长远来看,真正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生存能力的治本之策,还是有赖于教育资源分布的均等化。现在我们之所以要有意识地利用政策倾斜来加强对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根本原因还是解决当前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所致的问题。因此,除了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之外,还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方向,在基础教育上保证农民工二代与城市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念大学等途径改变命运,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其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

   第三,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突破城市中心主义,改变要求新生代农民工被动融入城市文化的思维定式,变融入为融合,并且为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城市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创造经济与社会基础。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甚至出生、成长在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也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但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排斥性制度安排,一方面,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排斥感,对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无法产生完全的归属感,致使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一直处于“孤岛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基本没有联系,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9]。另一方面,由于其成长过程疏离乡土社会,缺乏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对乡村也没有多少精神上的归属感,这就导致其成为精神上“漂移”的一个群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安身立命在何处,也不知道前途在何方。这样“漂移”的社会心理容易导致政治极端情绪和滋生反社会行为。因此,必须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与社会认同,而这种文化认同需要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欧盟对社会融合的权威定义是这样的:“社会融合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通过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正常的社会福利。”[10]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认同问题上,我们普遍存在这样的误区,即希望农民工单向度地融入城市的文化。这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色、审美倾向和娱乐习惯等,忽视了其本身可以作为一种亚文化存在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出的社会阶层,其群体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其群体文化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文明的独特性。努力使其与主流城市文明相融合才是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与文化认同的正确方向,这就不能一味地要求新生代农民工除去本身的亚文化特征,完全被城市文化所同化。当然,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十分漫长且曲折的。

   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可以形成既有别于城市文化但又不完全与传统的乡土文化相同的文化氛围,就不仅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文化认同感缺失的问题,还有助于增添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创造更多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催生出的新文化形式——“打工文化”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是农民工务工实践与社会要求相结合的产物,对农民工务工、生活、交往和人格发展都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0]。打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有助于农民工群体提升文化知识,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实现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的效果,对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主流文化、习得全新的生活方式乃至实现再社会化具有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农民工再生产体制”这一概念是由清华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出路》中提出的。

  

  

  

   【参考文献】

   [1]靳伟莉,等.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因素研究[J].调研世界,2012,(7).

   [2]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4-05-13)[2014-07-20].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513/154227569.shtml.

   [3]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EB/OL].(2012-04-20)[2014-07-20].http://iple.cass.cn/news/479487.htm.

   [4]谢建社.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82.

   [5]马纯红.困惑与挣扎:80后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透视[J].中国青年研究,2012,(11).

   [6]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

   [7]清华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出路[J].传承,2012,(11).

   [8]邓秀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9]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5).

   [10]吴成军.农民工与流入地社群社会融合文化机制研究[J].人民论坛,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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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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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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