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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雁:“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建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

更新时间:2016-04-21 11:26:44
作者: 张鸿雁  
”(25)贝尔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同样也面临着经济结构、技术转型、文化价值转向等领域发展不协调的基本问题。

   当代中国的改革比贝尔所遇到的社会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经济领域问题所表现的文化矛盾,主要是在改革深化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产生的。特别是当代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城市作为文化集聚“文化的容器”和“改造人类场所”,(26)也是文化创新的再生产地,同时,还是人类文明与野蛮撕裂最深刻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已经有5-6亿人口流入城市,从2011年开始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变迁,城乡人口流动一直是社会矛盾的焦点和新社会问题产生原因之一。在全球化、城市化的历史性的文化整合中,一些传统固化的文化带来某种“集体性文化偏见”,特别是由于传统“文化根柢”的某种丧失,表现为多种类型的思想冲突,而隐藏在背后的是一种时代性文化矛盾和文化价值对立。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文化治理模式”创新,不仅是一场经济意义或是社会意义上的改革,而且是在迅速变化的当下社会,对于中国“根柢文化”的追寻与再造。社会发展不仅仅是需要财富的富有,还需要继承民族文脉、民族集体记忆;还要有民族文化的自觉与更新,民族英雄文化的引导,社会整体的进化与文明,还要有人的尊严的保障等等,这也不仅仅是为参与世界竞争的需要,而是民族真正觉醒的需要。需要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义上的核心文化价值认同,这一认知的本质是来自民族的“文化根柢”。亦如胡适所论: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的中国根柢——正是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和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27)

   “文化治理模式”创新如同文化本身一样复杂而多样,必须寻找到一个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而要寻找到这样一个突破点,我们必须对“文化治理模式”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进行整体思考和深度剖析。应该形成一个总体的认知和文化治理范式,当特定的文化体系没有被外来文化入侵的时候,这个“文化体”会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逻辑自洽”(logic self-consistency)体系。“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应该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28)我们对于文化治理模式创造所要求的“逻辑自洽”主要取向来自社会整体文化自觉,一个社会改革的主动参与机制,并在一种互动更新的构成中实现整个文化体的演进与进化。落实到中国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当中,我们认为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文化改革的突破口:其一是在基础文化层面,文化改革应该形成被全社会所统一认可的文化理论基础与文化价值观体系,使其成为驱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和谐共处的动力;其二是在核心文化层面,针对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不断扩大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丰富程度与被认同程度;其三在动态文化层面,要求随着时间的发展,文化本身在器物、组织、伦理和个体行为四个层次联动基础之上的互相进化和更新、动态调整,形成文化价值观、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服务、文化主体的生态演替路径。一种治理模式的提出,主要在于形成一个综合管控、综合调配、综合统筹、核心价值清楚、多数民众认同的框架和创新视角——“文化治理模式”以这个综合框架来协调改革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创造局部所不具备的整体整合的功能与价值,并从系统本身发展的稳定性、目的性、创新性和整体性角度出发,对各个不同部分的重点突破领域进行创新思考和落地实施。

   我们所提出的“文化治理模式”创新,一方面融合了学界对于“文化治理”这个概念的特定思考和哲学辨析;另一方面紧贴中国当下改革深化的核心任务与目标需求,通过文化认同和核心价值重构的融合、增值、跨界和自洽,实现文化“自觉”和“自为”发展的功能。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文化治理在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五位一体”动力系统中所必须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让文化治理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和杠杆支点;惟其如此,具备创新和突破意味的“文化治理模式”才可以担当全面深化改革的“中轴”功能与价值;惟其如此,才能够真正调动全社会、协调各方利益诉求,使其以文化认同为前提参与到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深化改革之中。“文化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不仅是从文化改革内部以一种提纲挈领的方式实现对文化整体改革的把控和掌握,更为重要的是,要将文化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审视,深刻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乃至其他方面的关系。

   纵观世界文化竞争的舞台,但凡是文化发展态势较好的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文化治理模式”创新成功的国家,他们将国家文化价值观、个体文化价值、个体日常行为文化模式、民族文化符号价值和多类型的文化非营利组织等多个要素进行有机协调、充分整合,形成可为全球接受的国家文化主体的识别性,并通过自身“文化治理”提升国家文化竞争力。在“文化治理模式”体系内,社会各要素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环境中,通过“文化治理模式”可以让市场经济的法理要素更广泛地传播,让商品交换的双方在新的意义上获得契约型的社会平等。(29)而立足中国现实的改革语境,“文化治理模式”应着力解决的是文化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文化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关系、文化统一性与文化活力的关系以及文化核心价值整体认同和个体文化取向等问题。

   三、“文化治理模式”建构的切入点:“集体良知”与“文化模式”

   “‘人总是完全处在同他面前一切事物的联系之中’。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文化连续性的思想,绝不是某种枯燥无味的哲学。”(30)这是爱德华•泰勒在《原始社会》一书中对社会以文化方式存在意涵的一种表达:任何社会都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构成的“文化模式”之中。当代中国第一次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写入官方话语体系,其深层次原因也是如此。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事件与事物都是有着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有机联系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行政管理模式忽略了社会存在是以“文化模式”形式存在的意义,而任何从管理到治理的发展模式,都是由文化这一人类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决定的。斯皮罗指出:一个人要想成为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一员,要参与社会系统运行的话,“仅在社会上习得、共享和传递组成这个系统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是不够的;还需要规定这些角色”(31),使个体行为能够适应群体的“集体认同”。因为“每一种人类社会秩序都是作为一种道德秩序来运行的”。与其说社会是以秩序规范方式来运行,不如说是以文化集体认同的“文化模式”——“道德心理基础”(32)此种共同性来建构,并且通过这种认同的“集体意识”来“获得身份的角色”——尽管这种建构是不完善的,但也是所有社会形态存在的一种共有的“文化模式”。从文化治理角度理解社会改革,就是遵循全球化意义上的后现代文化变革取向。诉求“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建立和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强调文化治理在实现国家治理中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所以说文化治理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构成治理的工具,是因为这种模式可以让权力成为社会公共财富,而不是个人的或者集团利益的财富。一方面强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透过“文化模式”(市民社会的契约性、价值取向、道德教化、礼貌、习俗、行为准则等)来进行社会生活的规约与调控;另一方面强调包括文化价值认同(核心价值认同、文化身份识别、文化自觉)等在内的治理形成内化为具有时代特征的“集体意识”。任何社会都必然以某种“文化模式”存在,而这种“文化模式”是由民族的文化行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圈通过历史的积淀和创新而形成的,并通过文化教化、惯习与契约构成社会管理机制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某种稳定性。“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经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唯一结论而载于史册。甚至下一代人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唯一的科学方式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中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33)“文化模式”越是稳定的国家民族或共同体,越应该强调针对性“文化治理模式”,进而形成社会整体治理的“逻辑自洽”,通过文化治理对传统与现代文化进行“解构与结构”(34)进而推进社会的整体进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

   不同的社会形态本身就是不同的“文化模式”。威斯勒提出了文化模式的概念,并提出文化的普遍模式和特殊模式范畴。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模式表达为一种有特色、固定化的社会结构关系。威斯勒提出“文化模式”九要素,并认为不同社会的区别就在于要素和要素排序及结构差异。这些要素包括:语言文化;物质文化与特质;艺术文化;神话文学文化、科学知识文化;宗教习俗文化;家庭与社会制度文化;财富文化;政治管理文化;战争文化等。(35)这些要素虽然未能真正反映社会存在的文化模式样态,甚至我们还可以进行更多的罗列,但是,这些不同要素形成的不同文化特质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一种互相影响并结构化了的文化存在,而这种存在就是“文化模式”。有如西方学者解释的美国文化、日本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等有着明显不同一样,或者可以进一步进行逻辑演绎:既然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形态是以“文化模式”的方式存在的;既然“文化模式”是社会类型和社会形态的集中表达;既然现代化社会越来越以“文化模式”形式结构化为某种社会关系状态,那就必须针对“文化模式”的样态提出“文化治理模式”。在“文化模式”理论中,“文化自成一个世界(例如像相对稳定的爱斯基摩文化)”,“我们的文明必须研究我们眼皮低下的文化标准和那些从地平线暗处升起的新标准。我们一定要乐于注意考虑变化中的正常状态,即使这个问题关系到曾经哺育过我们的道德”。(36)在国家现代化的“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文化认同意义上的文化治理是创造实现价值共识和增强国家文化认同的核心要义。“对文化模式不能轻视,不能把它看作是无足轻重的琐事。正如现代科学在许多领域正坚持的那样,整体不仅仅是其各部分之和,而是产生一个新实体的各部分独特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37)而我们必须清醒的是,文化治理不是固守传统模式,而在建立一个包容传统的新文化模式。

   “文化认同”是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情感,是民族、国家的一种文化心态,是涂尔干“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和帕森斯“文化系统”的重要内涵,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个体有机整合起来的内在凝聚力。社会的“集体良知”是秩序和规范通过某种文化治理完成的,是相对传统的落后文化的一种现代性表达。“文化治理模式”创新最深层次的目标之一就是在一个社会有机体内真正建构一个“文化系统”意义上的理想类型:“集体认同——集体良知”。涂尔干认为:“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的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这种意识的基础并没有构成一个单独的机制。严格地说,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38)“集体意识”,也有学者直接译为“集体良知”,“集体良知”的建构在中国具有更深刻的重要意义,因为近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断裂与断层十分明显,“群体失范”是当代中国社会缺乏核心价值认同的集中写照。

“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确立其存在正当性的重要依据,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是建立在全民认同的国家利益、文化传统和相对一致的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的。(39)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对任何社会而言,文化认同意义上的“集体良知”不可或缺。形成思想共识、唤起文化认同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础,是“文化治理”的根基性问题,“集体良知”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才有更多的人主动参与改革,并最终会成为改革的实践者和受益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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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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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沪)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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