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刚: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包容性治理

更新时间:2016-04-13 11:13:03
作者: 黄刚  
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主要指的是社会成员(包括群体和组织)基于社会权力的强弱、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以及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差异而形成的占有不同社会利益、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关系格局。理想的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结构,即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主体,而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都相对较小,这种阶层结构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合理性、易流动性等特点,能够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5]然而,权利、规则、资源、利益等方面的不公平造成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失衡,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并不断扩大,即“下层群体过大,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或直角式的)连接方式”[6]。在这种阶层结构中,利益分化严重,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形成两极并明显对立。社会强势群体享有更多权利,占有更多资源,具有争夺利益的更强能力,他们一旦结成联盟就会对弱势群体形成排斥,如侵占弱势群体的权利、抢夺弱势群体的资源、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左右经济社会规则使其有利于自身发展,阻碍经济社会改革以固化自身利益,而社会弱势群体对此却无力应对,利益受损感、被剥夺感、不公平感、不平衡感等不满和怨恨情绪不断积累。与此同时,社会弱势群体缺乏话语权甚至受到社会歧视,难以依靠体制内的渠道来表达利益诉求和解决实际问题,加之社会弱势群体的个体力量薄弱,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对抗侵害其权力和利益的强势群体。一旦遇到某些偶然性突发事件,弱势群体就会萌发“集体类意识”和“参照团体感”并以群体行动的方式来宣泄不满,表达诉求,争取权利、资源和利益,突发事件最终演变成“无直接利益冲突”类的群体性事件。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包容性治理原则和思路

   包容性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意蕴,它至少包含这样一些理念:1)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应注重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2)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3)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够被所有人共享。总结起来,就是平等、参与、共享。包容性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排斥性增长方式的弊端,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向全面协调、公平公正、民生优先和以人为本,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度和共享度,这也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指明了科学路径。

   第一,保持必要而适度的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持续改善民生,优先保障弱势群体权益。“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7]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处于改革攻坚阶段,面临着生产力水平不高和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双重境遇,承担着发展经济和治理社会矛盾的双重任务。“无直接利益冲突”在本质上仍属于利益矛盾,尤其是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分歧和对立。因此,“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8]。只有保持较好质量和较快速度的经济持续增长,才能为消除社会贫困、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才能满足那些仍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中的人群过上体面的、幸福的和有尊严的生活。

   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仅有经济增长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中,经常遇到伴随经济增长而出现贫富差距扩大、政治局面动荡、社会矛盾频发的难题。因此,在保持必要而适度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应加强社会建设,持续改善民生,维护公平正义,把改善民生和促进公平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原动力,确保经济领域的增长能够包容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尤其是能够包容社会弱势群体。在排斥性增长模式中,“穷人的生活可能会有所改善,但相对于那些财富迅速膨胀的阶层来说,这种改善目前为止相对太慢”[9]。因此,改善民生应当更多体现在对社会弱势群体基本权益的重点保障和优先照顾上,使这部分人群也能够感受到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这是缩小社会差距,增进社会团结,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关键。在优先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同时,还应对强势群体的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以避免强势群体借助其占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资源优势侵犯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引发社会冲突。

   第二,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坚持多元利益共容和改革成果共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0]利益是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也是社会矛盾治理的总原则。

   有效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努力实现多元利益共容。1)建立利益满足机制。在人的需要体系中,物质利益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它不仅是激励人类从事社会历史活动的动力因素,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任何社会必须首先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无直接利益冲突”在本质上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正视、尊重并满足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是有效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前提。2)健全利益整合机制。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文化素质等不同,人们的利益又是千差万别的,利益的差别必然会导致利益多元和利益冲突,这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满足人的基本利益需求的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包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差异,缩小利益差距,促进利益均衡,减少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此外,还必须完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再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措施,给予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以合理补偿。3)建立利益提升机制。“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1]人的需要具有无限发展性,它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因此,必须承认人的利益需求的发展性、多样性和持续性,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和扩展着的利益需要,增进人民幸福水平。

   共享改革成果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理念,也是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在排斥性增长中,改革成果和社会财富仅被社会少数群体或成员单独享有,更多的民众则难以平等地享受改革成果,他们的生活改善程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步、不协调,造成社会不公,这也是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原因。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让不同利益主体能够共同享有社会公共利益,“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2]具体来讲,共享改革成果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和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维护和满足。第二,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发展条件能够得到保证。第三,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和发展能力能够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地得以提升。”[13]共享改革成果有利于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失衡问题,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扩大公众参与,疏通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渠道。1995年哥本哈根“千年宣言”指出:“只有人——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群——成为行动主体,变化和发展才能产生。”[14]广泛的公众参与是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理念,它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利、有机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之中并成为发展的主体,“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和监督过程中拥有知情权、话语权、行动权等参与性权力,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立场、意见和建议,能够合法地采取旨在维护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动”[15]。然而,在排斥性增长方式中,社会底层民众在权利、规则、资源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不仅缺乏话语权,参与权也是极为有限的,这就堵塞了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极易诱发民众怨恨和社会矛盾。

   “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16]在人们的利益意识和民主意识逐步觉醒,尤其是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矛盾越发复杂的情况下,必须高度重视利益主体在参与利益关系协调和利益矛盾解决中的作用。既要为利益主体表达其利益愿望和诉求提供通畅的渠道,又要保障每个利益主体都能切实参与到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之中。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简单地替民做主,还应积极主动地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鼓励公众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治理中,理性而通畅的公众利益表达和沟通机制至关重要,它能够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利益整合的过程之中,使之能够顺畅地表达利益要求,全面地参与利益分配,公平地分享改革成果,这样才能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扩大公众的参与度,增强公众与政府间的互信度,缓冲群体性不满和怨恨,避免社会矛盾和冲突。此外,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对话协商制度、公示评论制度、听证与征求意见制度等都是扩大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通过不断扩大公众参与,疏通民众的利益表达和沟通渠道,广收民情,广听民意,广集民智,形成共识,凝聚力量,使人民群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主体,这样才能在根本上预防和治理社会矛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2][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6页。

   [3]郑功成:《中国社会公平状况分析——价值判断、权益失衡与制度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

   [5]段若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6]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08页。

   [8]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第2版。

   [9][瑞士]让•皮埃尔•莱曼:《探索“包容性的增长”》,《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13期。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13]吴忠民:《论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4期。

   [14]景天魁:《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15]王荣华、童世骏:《多学科视野中的和谐社会》,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

   [16][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2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8706.html
文章来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