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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论传统民本的两个面向:德化之道与统治之策

更新时间:2016-04-13 11:11:38
作者: 林红  
并习惯于把信仰权威与世俗权威整合到一起,极端重视以道德重组社会秩序。”[14]94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治基本上可以解释为儒家设定的德化政治,而民本无疑具有最充沛的道德意涵,最能准确表达德化政治的伦理精神。但是,民本能否落实到政治制度与国家政策之上,却是出于诸多的偶然性,譬如明君圣主、忠臣良相甚至风调雨顺的年景。如果说将伦理秩序理解为国家的政治过程,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一切国家形式的基本特点,那么,古代君主将儒家设计的德化政治理想纳入王权政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终归儒家德政是大有益于王权政治的巩固与延续,特别是如果民本这类具有高度道德意义的统治思想可以顺利落实的话。有学者认为“贤人德政的理想秩序观念,本身并没有确立外在法律制度的愿望,民众争取权益的程式全部被限定在国家权力的道德目标之中,浓厚的共同体意识和道德归属感又促使权威主义和集权主义不断得以扩充”[14]90。这一论断对儒家德政的理解或许有些偏激,它将道德与制度视为两个不能相融相生的政治过程,忽略了传统政治在德政目标下建构制度与完善法律的努力,但是,就结果而言,到明清之际,中国的专制制度在这样的德政目标指引之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却又是不争的事实,民本是为德政而生的,它确实缺乏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制度环境。

   在这里,待解的问题是,既然德政讲求“内圣”,包含有对极权独裁的否定,如民本主义本身是一种对君主权力的限制,“汤武革命”伸张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权利等等,但是,其结果为什么又反而是极权的助长器呢?这个问题其实在学界一直有讨论,要分析它仍然要回到君本与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之下。如前所述,民本是德化政治的工具,孔子心中理想的政治是某位仁君由上而下以德化民,而不是全体人民掌握国家之权、管理国家政事。“汤武革命”也好、“改厥元子”也好,它反对的是不能尊天道而行君道的暴敛之君,而不是君主“替天行道”的整个政治体制,“儒家讲德化的治道,使皇帝由德性的觉醒而完成其为纯德无限之人格以法天”[13]28。换言之,有了德性觉醒的君主,首先是“内圣”完成了,接下来还是需要“法天”、需要“外王”。因此,当儒家的理想成为国家的理想时,民本主义这样的具体的政治设计便当然要服务于道德主义的目标了,儒家没有反专制的企图,民本当然就不需要上升至法律与制度的层面,它是德政的需要,不是法治的需要。既然民本完全不能约束君权的行使,那么它更可能成为君主强化君权、强化专制时最有道德合理性的工具了。

   其三,儒家思想具有浓厚的神义性,民本因而带有先天的虚幻性。儒家思想对政治实践最有指引意义的部分是它的哲学体系,但这一套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在儒家的哲学观念中,一切与人类本性和人类环境有关的东西都被视为道德的原则,儒家确信所有违反自然的邪恶终将被战胜。因此,哲学意义上的儒家具有某种自然理性,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与成就远胜于其他学说和宗教,但是它对道德典范的追求随着它的哲学体系的高度一元化随着它在传统政治中的长期应用,而最终成为具有“神义性”的意识形态结构。也就是说,它成为了必然的毋庸置疑的政治法则,但却离近现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十分遥远。“儒家一直关注的是如何防止世俗权力和意志被任意使用。为确保天道作为公共权威的神圣性,他们强调统治者除了天命授予的权力和意志之外,应该没有任何个人的情感成分。”[14]102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观,认为政治权力的实践只能建筑在伦理性的人神关系的终极理念上。将封建君主推向权力顶峰的董仲舒就是用传统神道的世界观重塑了君主作为天子的神格,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在为君主披上神圣的外衣,为天子的统治赋予了权威性。民本在这里,实质上是处理人神关系、维护天子神格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它的草根关怀除了出于维持专制秩序的现实需要外,只剩下履行天命、替天行道的神秘主义虚幻目标了。就思想学说的演进而言,这样一种民本思想完全无法延伸到“天赋人权”或“社会契约”等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现代观念之上。

   三、民本的功利一面:君权政治的统治需要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民本思想的核心——重民显然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民本的宗旨就是服务于家天下的王权政治。虽然民本思想在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之前已经萌芽,但是先秦时期的民本与秦汉后的民本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在先秦时期,被后人认为有民本色彩的统治实践包括远古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商汤的“以民为监”、盘庚的“重民保民”,武丁的“敬民”主张,然后就是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这些实践都一以贯之地沿袭了同一种朴素的重民传统。当然,这一传统到了西周初年,经过理论整理与升华,成为了被称为民本思想的精神产品,直接供给后世统治者治理国政之用。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有三个重要内涵,一是所谓“民”虽然是被统治阶级,但地位较高,受到统治阶级尊重;二是“民”开始被认为是社会和国家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三是原始民主传统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16]但是,公元前221年,当秦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国家之后,民本思想的核心便有了重大的改变。秦始皇期望将天下变为他个人的私有财产,企图达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宏大目标,为此,他改革中央体制,创立三公九卿制度,听从李斯建议废封建置郡县,再加上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车同轨、书同文等强力措施,终于在新生的专制体制中,将皇帝打造成了天下的所有者和最高管理者。[17]在这样一种专制体制中,民本的柔性统治是不适应秦朝统治者需要的。

   众所周知,秦朝苛政的背后是法家学说,法家与儒家在治民之策上有着基本对立的立场。秦朝二世而亡,汉代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法家的东西要得要不得,于是汉初黄老政治及儒家学说轮番上阵,比试一番,只是法家的影响远没有完全消失,反而是“阳儒阴法”开始大行其道,儒法找到了在政治实践中共存的方式。因此,汉初政治的实质正如《汉书•刑法志》里所描述的,“外在轻刑之名内是杀人”。正是在儒法合谋的历史转变之中,另一种思潮在涌动。在陆贾、贾谊等汉初儒士的推动下,孟荀首倡的民本儒学开始走上政治前台,并经董仲舒的改造和汉武帝的推行,终成统治法典,与专制政治、集权政治开始整合。儒家学说最“柔”的一面,就是仁政、德治,就是民本了。

   自汉初以降,民本从一种政治意识、理论学说开始转变为维护统治需要的政治思想。当代著名哲学家牟宗三沿孔孟学脉对内圣外王之教做过全面深入的解析,他对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古代的政道与治道要分开而论,中国“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没有政权的民主”[13]19,考进士、科甲取士等措施可见治权是开放的,很民主的,但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即政权的民主,“中国自秦汉以后,把阶级打散了,社会上没有既成的力量,不容易形成对列之局。下面愈散漫,上面愈容易形成极权专制”,而被认为具有朴素的民主意识的“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这一观念在秦汉之后实质上已经被一家一姓的天下所否定了,因为天下也好、江山也好或者政权也好,都是某家某姓逐鹿中原“既打而取之,据为私有”的结果而已。[13]18历史的发展已经完全否定“天下人之天下”这一观念,天下不再是天下人共同地持有,“政权隶属于具体之个人,可以取,则取得。政权即握有治权之源,治权随政权走。”[13]19-20黑格尔也很尖锐地指出,东方(特别是中国)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只知“一人”是自由的。[2]7因此,在古代中国,即使所谓治权开放,君主治理天下可以做到选贤与能,但是毕竟治权源自于政权,治权要隶属于政权,政权若只属于某家某姓,所谓治权开放也是没有客观的保障。

   由此而论,秦汉之后中国政治的实质其实只有君本位,只有王权政治。民本之所以成为一种合用的统治思想或官方学说,因为它有助于保全君主专制制度,可以连通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以及臣民关系,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在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社会分化与冲突十分激烈的历史时期,民本代表着一种农业社会所需要的保护小农经济,反对土地兼并的经济思想,也体现着体恤下民、民惟邦本的政治情怀,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君主权力的约束与限制。可以说,民本思想是全面论证、系统规范君主制度的政治理论。历史过程已表明,帝制越兴旺,民惟邦本的思想就越发达,皇权越集中,民贵君轻的观念就越普及。[12]18民本思想服务于君本位的专制政治,“以民为本”基本上是从家天下的前提推导出来的,即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社稷的永固,君主应该“以民为本”,君主是行为主体,民为客体。

   四、传统民本与近现代民主:接轨是否可能

   认识了民本的这两个面向,我们可能会产生新的追问,即这样的民本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几何?进一步说,现代社会最被推崇的民主理念在中国的生长发育,是否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民本传统?古代民本与近现代民主之间是否有渊源关系?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其实都与传统民本的核心理念直接相关。民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将清明政治或德政的希望寄之于圣王,使其在施政中以人民之忧乐为优先之考虑,以人民的福祉为政治的目标。这样的理念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主轴,也成为现代人所认为的传统思想资源中的最积极因素。在当代,人们对民本思想进行了许多一厢情愿的解读,试图从这一古代政治思想中化解出某种可以与现代民主政治有契合关系的内容,认为传统民本的思想精髓中仍然可以找到与现代民主思想接轨的成分,因为没有民本思想留下的本土基因,也不可能有中国近现代独特的民主政治之路。

   然而,我们再深思一下,却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那样,那个被现代人赋予极高道德价值的民本,它的前世是如此不堪,一方面,它被儒家学说全面改造,接受儒家伦理的培育,等级意识、宗法制观念的输入使得它无法不是一个代表专制时代落后意识的概念,尤其是尊君与轻民的双重内涵使得民本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王权政治的辅助工具。它为君权的强化提供道德合理性,这其中固然有某种君主自我约束权力,追求“内圣”的道德理想主义,但这完全是儒家的设计,是儒家学说依附于君权政治以击败其他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正统学说的重要手段。对于儒家学说来说,民本思想不是它原创和独有的,但经孔、孟、荀、贾谊、董仲舒、黄宗羲等一代代儒学大家、名士的努力,民本思想等于儒家学说成为一个普遍的认识,其结果是,儒家学说本身落后的成分也成为了民本的成分,儒学服务于君权,民本也必然是服务于君权。另一方面,在一代代君主专制政治的统治者那里,所有或清明或昏庸的统治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统治的宗旨,这一宗旨无一例外都是追求君权永固、江山永保。不同的是统治术而已,昏君有其更急切、更强硬的治术,而民本就是儒家为明君圣主提供的柔性治术。民本思想在君主那里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功利性价值,因为有统治的需要,所以有民本的地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主张之所以受到现代人的赞美,是因为它将“民”推至一个极高的地位,而隐藏了这个“邦”为谁所有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个根本问题,传统民本与现代民主的答案完全不同。

民本毕竟是一种君主专制时代的政治思想,它的前现代性是它所处的君主专制的制度环境就造的,它的生长基因和它所处的时代成就了它的政治价值,也带来它的历史局限,换言之,它要为专制政治所犯下的种种恶行背负一定的责任,我们要将民本的概念笼统地应用于现代生活而不加限定,恐怕是要失望的。其实,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发现,民本即使是古代思想中最具积极意义的成分,它与近现代思想的接榫仍然十分困难,因为“以民为本”的解释里隐藏着“君以民为本”的真实意图,君权在,何以有民权?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盘性反传统”的运动,正是一代代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民主思想、进行中西对比之后的决断。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君权与民权一虚一实并立的君主立宪梦想破裂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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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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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学术》(武汉)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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