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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星:国家意志与大国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

更新时间:2016-04-13 11:06:58
作者: 宋德星  

   【内容提要】 在东亚地区,中美日三国间的博弈,已远远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充分体现为国家意志的较量,这种较量既是时势之必然,也是地缘政治张力和国家大战略互动的结果。东亚地缘战略大角逐主要存在三种前景:一是大战略促进者主导下的“复杂均势”体系,二是兼具集体安全和大国协调色彩的包容性区域安全机制安排,三是基于地区意识和大国责任之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无论趋向何种前景,未来的东亚地缘格局最终均取决于东亚国际大时势的发展、有关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嬗变以及国家大战略的牵引作用。

   【关 键 词】国家意志/东亚/中国/美国/日本/地缘战略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东亚国际政治、同时也是全球国际政治中一个具有世纪性的重大事态,就是作为全球首强的美国、崛起中的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和致力于普通国家化的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蕴含着亚太国际体系乃至全球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更的实际可能性。其结果,无论是东亚大国还是其他中小国家,均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顺应东亚国际时势的大变化,以便赢得战略主动,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显然,顺应时势大变化的一大要求,在于敏锐地把脉这个时代的战略逻辑,懂得大国权势角逐背后的作用机理,明了主要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在张力,如此才能有机会在国际权势等级阶梯中赢得一席之地,获得成功;反之,就将遭受严重的挫折,甚至是失败。从这个意义出发,一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或者用爱德华•吉本的话说,“公民的审慎”①,就显得至关紧要,因为唯有民族的政治判断力,才能确保不迷失航向,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将着眼于中国国家大战略赖以展开的东亚地缘环境,重点探讨中美日三大国东亚战略大角逐的内在动因。文章将首先从“国家意志”这一核心概念出发,阐释国家对于外交政策的特殊要求,即外交政策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达致伟盛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条件;其次,强调东亚地区的大国地缘战略博弈,②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外交政策范畴,实际上就是国家意志的较量;最后,提出中美日三国东亚战略竞逐的三种前景,并认为只有顺应时势并创新战略思维,才能把握国际大趋势,预见可能性,在大国权势较量中取得先机,赢得主动。

  

一、有关国家意志的学理解读

   早在八百多年前,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就强调指出,关于国家或国际政治问题的探讨,本质上属于致用之学,即用以指导实践的学问。“由于在行动方面,最终目的是一切行动的原理和动因——这是因为行为者首先是由最终目的所推动,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行动的任何理由都必须来源于这一目的。”③据此,但丁得出结论说,大一统的尘世政体的目的,是确保人类发展智力的能力的有效实现,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是实现世界和平,因为和平环境是人类发展智力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由此推之,要求得世界和平,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世界政体,即世界帝国,以此消弭纷争与混乱。正是在《论世界帝国》这部作品中,但丁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政治概念,即国家之目的。

   关于国家之目的这个话题,现实主义思想家马基雅维利也曾做过系统的人文主义阐释。他指出,一个城邦国家之终极目的,是决心要达到伟盛;达到伟盛的关键,在于靠他们自己的政治判断,即所谓“德行”来进行城邦治理;而政治判断的核心在于坚守这样的理念:使城邦变得伟大不是个人的善,而是“公共的善”。也就是说,要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私人利益和普通的道德考虑之上。④所以,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国家之伟盛取决于两大方面:一是要有一个懂得顺应时势的统治者,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聪明的君主要懂得顺应必然,其中包括为了君国的生存去做一些违背博爱、违背人道、违背宗教的事情。二是一个城邦要达成伟盛,还有必要使君主的上述品质为公民全体所具有。亦即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普通公民,其美德的标准均是:他们必须准备为之奋斗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公共的利益;不是个人的后代,而是共同的祖国。⑤毫无疑问,维系这两个群体并使之按照同一个标准行动的逻辑,只能是体现理性律令的政治判断力。

   在马基雅维利之后大约一百多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同样从人性出发,强调缔造国家之目的,在于消除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即自然状态。他指出,要消除这种自然状态,只有一条道路,即“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集体就是伟大的利维坦——主权国家,用霍布斯的话说,一个活的上帝的诞生。⑥在这里,早先但丁所强调的“国家目的”,为“国家意志”这一新的概念所取代。不仅如此,霍布斯还深刻指出,作为“一个意志”的主权者,其职责有三:一是保障国家安全,二是维护国内秩序,三是保障人民合法致富。⑦这样,国家意志便与马基雅维利所强调的政治判断力有机地衔接了起来。

   在此之后,经由康德、卢梭、黑格尔等著名思想家的论述,对国家意志的思考更加系统和深刻。其中,黑格尔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他特别指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具有意志,也就是说必须作出决定。⑧由于国家之决定关乎其生存,关乎其伟盛,所以黑格尔反复论证说,国家作为体现理性的共同体,其本身就是理性必然性的实现。可见,关于国家意志的讨论,始终没有脱离但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思想家早先给出的范畴,即国家意志主要与理性、政治判断、美德(道德)等根本问题相关联。众所周知,个人意志本质上是理性的反映。像个体的人一样,国家意志也是理性的体现;而所谓道德,在黑格尔看来,即为个人使其意志适应一般理性追求。⑨由此推之,国家道德便是使国家意志适应一般理性追求,亦即国家按照国际政治的必然逻辑行事。于是,便有了此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关于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广泛争鸣与辩论。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国家意志首先是主权的体现。用霍布斯的话说就是“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其核心不外乎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其次,国家意志是理性的体现。作为理性的共同体,国家的政治判断自然不能被纳入个人道德律令之中,其核心关切仍然是国家之生存、发展与伟盛;再次,国家意志直接反映在国家政策之中。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作为整体的国家意志最终体现在其所做的决定之中,即反映国家利益追求的政策之中。毫无疑问,这既包括国内政策,也包括外交政策。

   正是在上述大思想家的哲理思辨的基础上,此后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关于国家意志的学理解读。他们一致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像国家那样的最高权威,即在国家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间相互猜忌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结果,每个国家都面临一种自助的形势,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际间的权势角逐或生存竞争。而当自助被视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唯一途径时,通称的“安全困境”也就不可避免。“安全困境论的核心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导致他国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错觉和想象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⑩在安全困境的逻辑作用下,国际相互作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甚至是战争。

   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经典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就指出:“一个伟大的国家能够修改道德和思想的判断标准以及行为的准则,但没有任何标准能比得上国家利益。”(11)他进而指出,霍布斯曾主张,是国家创造了道德和法律,故国家之外既不存在道德也不存在法律,由此可推定:“在国家利益和道德原则这两个外交政策的核心概念之间不可能有妥协。”(12)那么,对于国家来说,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政策呢?摩根索的回答是:“政治现实主义认为理性外交政策就是良好的外交政策;因为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能够使危险减至最小,使利益增至最大,所以它符合道德上的谨慎原则和政治上对成功的要求。”(13)在这里,外交政策成为国家意志即集体理性的载体。

   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则更加直白。他直言:“国家意识到其他国家的终极意图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后,很快就会懂得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其结果,“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不会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也不会为了所谓的国际共同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14)可见,国家间较量根本上是理性使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当然,在现实主义学者群体之外,同样有一些理性主义者的声音参与关于国家意志的雄辩。与现实主义者不同,在强调国家安全之时,理性主义者更加重视共同的国际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建立,强调国际机制的作用,鼓吹用机制来规范、约束国家行为。在他们眼中,国际体系不仅仅是一种无政府体系,而且也是一个有序的体系;国家意志作为理性和政治判断力的体现,不仅仅反映主权国家的利益追求,而且要反映国际社会的利益需要。用英国学派的话说,“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从而组成一个社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而且它们一起构建共同的制度,那么国际社会就出现了。”(15)故在理性主义者看来,尽管“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16)欧洲一体化运动之父让•莫内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最好代言。

   总之,在国际政治之中,天助自助者是现实主义的当然逻辑,这一逻辑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国家美德,是霍布斯所谓的“一个意志”,是黑格尔所谓的一般理性,因而也就是国家外交政策赖以生成的大时势。与之对应的是,理性主义主张,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规则规范、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运作程序,将引领人类走向有序,这才是国家政策缔造与实施所应遵循的基本逻辑。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有上述歧见,但从国家意志出发来强调外交政策对于国家安全与伟盛的终极意义,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智识进步的结果。美国著名的大战略理论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这样告诫人们:“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17)可见,深刻理解国家意志,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东亚地缘战略棋盘上的国家意志较量

作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区域之一,东亚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首先,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东亚地区生长起来的儒家文化及其催生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东亚朝贡体系,不仅在历史上长期维护着该地区的基本稳定,固化国家间交往形态,而且从根本上促成了该地区的发展繁盛、文明进步和区域共同意识的成长;其次,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无论是作为麦金德眼中环绕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内新月地区的关键一环,还是斯皮克曼所谓的“边缘地带”之一,东亚的地缘政治张力远非地区层次所能涵括,其国际体系影响从不曾被忽视;再次,在国家关系问题上,该地区大国的兴与衰,始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这方面,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近代的衰落、现当代的伟大复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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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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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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