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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来根:试论老舍小说的叙事模式

更新时间:2016-04-13 10:31:26
作者: 李来根  
又没有囿于传统,而是有所突破,从而使他的小说又具有现代品格。

   三

   老舍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和他特有的艺术气质,他创作所处的时代分不开,这使他有可能对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个十年创作的叙事模式,进行一场更高历史层次上的理性反思。

   “五四”时期由于现代文人意识的觉醒,使他们的小说比传统的章回小说更加文人化,致使“五四”时期的小说把它们的读者群狭隘地拘于有限的青年学子,而一般大众则无疑更倾心于《三侠五义》,因为大众永远都是传统的最顽固的承担者,任何一种现代艺术对传统的反叛也正是对大众的背离。这也难怪鲁迅抱怨民初读者根本就不钟情于那种“以为它才开头,却已完了的短篇小说”。(注: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胡怀深也早就感慨“五四”“新式的小说”读者却很少。中国历史跨入20世纪30年代,此一阅读倾向仍不能得到改变。一个重要的事实则是:《啼笑姻缘》、《江湖奇侠传》的销路远远超过鲁迅的《呐喊》、《彷徨》。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生长于都市市民土壤,受都市市民文学薰陶的现代小说家老舍的低眉沉思。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固然不能全然仿效,而中国现代小说家也“不能象‘五四’时一样永远模仿西洋的语言和技巧”。(注: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国文月刊》第14、15期(1942.7.8)。)他核心气质中时刻流淌的“庶民”艺术家秉性,使他不能置市民大众接受者于不顾,而把小说创作只拘于文人的自慰,这对老舍无异于艺术上的自杀。他明确倡导现代小说家“必须研究如何才可使民众知道”,使民众接受。通过思考研究,老舍发现“这不知道的原因主要是文法,叙述的方法,西洋的结构与中国的平铺直叙不相合”。(注: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国文月刊》第14、15期(1942.7.8)。)在这里,是民众引领老舍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投去深情的一瞥。中国民众确已习惯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因为从根本上中国说唱包括文人化的章回小说都属于“民间文化”层次,而“民间文化”正是一种活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现代小说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但这种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却从市民通俗文学夺路而出,迅速在现代历史维度上营构起了顽强的传统地盘。正如王统照所言,中国人的确“看那记帐式与叙述式小说惯了”,(注:转引吴小美、魏韶华:《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第229页。)已经积淀成为我们民族一种特有的审美趣味。 正因为“五四”现代小说家有意识地向这种趣味挑战而使他们受到广大市民大众的冷落。比如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开山之祖的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在叙事模式上完全是现代的,它在叙述时间上采用交错叙述,在叙述角度上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述,在叙述结构上以人物为中心,采用内心独白式的病态心理分析,加上它那“礼教吃人”的振聋发聩的理性呼声,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示了它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彻底决裂。但不少人还不习惯欣赏这种作品。

   然而,“五四”小说家可以无视这种冷落而并不以为耻,这时期由于现代意识的迅猛觉醒,几乎一下子就形成了一批自觉的现代文人集团,他们不仅自觉把自身从市民大众中分离出来,而且以此为傲。投合大众艺术趣味对他们几乎成为一种挖苦和讥讽,他们可以居于高处俯视那些地面上的芸芸众生,并且很自然地把他们视为蒙者、庸众。他们明确意识到自身作为先觉者的孤独的境遇,但他们也似乎无意于刻意去寻求那种廉价的理解。而老舍的小说创作毕竟不处在“五四”那种激烈反叛自身传统的狂躁时代气氛中,使他有条件对“五四”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反思。老舍曾说过:“我走过两条道路。《月牙儿》和《骆驼祥子》各代表了其中一条。我放弃了第一条道路,而采取了第二条。”(注:[苏]费德林:《老舍及其创作》。)《月牙儿》从叙事模式上来说完全是现代的,离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欣赏习惯很远。不能否认,在老舍的小说中,确实有一批是延续“五四”创作传统的、绝对文人化的甚至在当时具备先锋派特点的小说试作,除《月牙儿》外,还有《微神》、《丁》等。与《月牙儿》相比,《骆驼祥子》在叙事模式上更接近中国传统小说,更易为中国的百姓接受。但《骆驼祥子》里已加进了心理剖析、景物烘托等手法。《四世同堂》中在叙事的同时也包含了许多抒情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在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上,善于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在“第二种”中融入了“第一种”的精神(神采),显示了老舍的创新精神。老舍的这种努力相当于闻一多诸人对“五四”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欧化诗风的反思与超越。老舍作品的出现,由于其表现形式适应并提高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真实地反映了市民生活,因而很快地争得了广大的市民读者,大大扩大了现代文学的影响。老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抉择,这其实也与“他始终坚持了‘五四’的思想启蒙的传统”有关。(注:樊骏:《认识老舍》,《文学评论》1996.5~6)“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继鲁迅之后, 又一位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自觉地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作家”。(注:樊骏:《认识老舍》,《文学评论》1996.5~6 )针对当时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准、审美情趣等,老舍吸取了古典小说的营养,使其作品具有民族特色,同时又宣传了启蒙思想,这一着是非常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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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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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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