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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良:试论老舍的散文创作

更新时间:2016-04-13 10:30:50
作者: 周国良  

   【摘要】本文全面论述了老舍散文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上的特色,作者认为: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虽基本上属于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之流,但也有时代的折光;随着老舍思想的发展,抗战时期和解放后他的散文创作,由表现“自我”演变为以反映大众的、民族的斗争生活为主的“社会的”、“时代的”记录。在艺术表现上,老舍的散文抒真情,写真性;体物入微,微中见大;诙谐幽默;语言朴素简练。在现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称得上独树一帜。

   【关键词】散文 自我 功利性 幽默

  

   老舍三十年代在《论语》、《宇宙风》、《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记事、抒情散文,以及幽默小品文。1934年4月,他还出版了《老舍幽默诗文集》。抗战期间,他先后在《抗战文艺》、《弹花》、《宇宙风》、《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五十余篇散文。解放后,他创作的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只有十多篇。长期以来,对老舍散文的研究重视不够,或评价不高。各种现代文学史教材在论及老舍时,也绝少提到他的散文创作。因此,对于老舍散文创作的研究,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对老舍的散文作深入全面的探讨实有必要。

   (一)

   三十年代,老舍刚从英国回国不久,又在北方教书,因而离革命较远,文艺观也与左翼作家不尽相同。老舍强调“文学是生命的诠解”,强调“文学的真实”,他反对逃避现实,但也反对标语式的宣传。他说:“没有问题,文学便渐成了消闲解闷之品;见着问题而乱喊打倒或万岁,便只有标语而失掉文学的感动力。”因此,“伟大的创作”,是“由感动渐次的宣传了主义。粗劣的宣传,由标语而毁坏了主义”①。他三十年代的散文,大体来说,基本上属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积极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一流。(此时期他大多数散文就发表在林语堂等人主编的《宇宙风》、《人间世》、《论语》上)。他谈济南、青岛的风景,谈自己的饮食起居,谈自己的读书、写作生活,谈鸽子、麻雀等小动物,也谈狐说鬼,……这些闲适小品,或能增加人们的知识,或能怡情养性,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但却不是“匕首”和“投枪”。很显然,老舍三十年代的散文继承的是二十年代以“自我表现”为主的“个人的”抒情小品的传统。然而在这些“自我表现”的散文小品里,通过“自我”,也自然地显现出时代的折光。如抗战前夕的《想北平》②就十分典型。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蒋介石南京政府则退让屈服,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相继成立,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愤怒,老舍作为一个北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华北的危机,北京的危机,当然会使他寝食难安,感慨不已。《想北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篇亲切动人的怀乡散文,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故乡北京深深的眷恋之情。“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文章这一结尾感情色彩深沉而蕴藉,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

   尤其是他那些在《论语》、《宇宙风》、《人间世》发表的幽默小品,谈写作、谈观画、谈电影、谈孩子,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字里行间,有他生命的体验,有不平,有讽刺。如在《避暑》、《暑避》、《等暑》等小品里,他多次说,有钱的来青岛避暑,而无钱的只好关在屋子里“死不动窝”,“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又如在《有钱最好》、《钢笔与粉笔》等篇中,他谈自己的困顿,为了挣钱糊口,他不得不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只好让钢笔生锈,拿粉笔去写黑板。”作为一个文化批判型作家,跟他的小说一样,在散文中他也不忘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忍俊不禁的《取钱》、《有声电影》、《写字》等篇章里,他嘲讽抨击那些做事拖拉、装腔作势、不讲公德等社会弊病,讽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表现了“老中国儿女”的弱点。正如鲁迅在谈到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小品时所说的,他们提倡的小品文虽已走向“危机”,但他们的作品也有“讽世之意”,“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人间世》有很多作者的“随感录”之类的小品,“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③此时的老舍就是这很多作者中的一个,他的散文小品也有挣扎和战斗。只是他取的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不叫骂呼号,而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1936年7月他在《论语》上发表的《鬼与狐》一文说的虽然也是“鬼”与“狐”,但很显明地是影射“人”,人才是真正的白天的鬼,“这种玩艺们把世界弄成了鬼的世界、有地狱的黑暗,而无其严肃。”他还说,现在的文艺之所以写这种鬼与狐的故事,除了为造成一种恐怖,“故意的供给一种人为的哆嗦,好使心中空洞的人有些一想就颤抖的东西”外,“也许还有时候含着点教训,如鬼狐的报恩等等”,“不论是怎样吧,写这样故事的人大概都是为避免着人事,因为人事中的阴险诡诈远非鬼所能及;……所以鬼事倒比较容易写一些。”这里,除了对那人心险恶的世道不满外,老舍还是为自己辩护,也是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辩护。

   (二)

   抗战时期,时势的剧变,迅速地改变着老舍的生活节奏与思想观念。为了祖国,为了抗战,他告别了在济南的家人,来到了武汉,结束了他多年来的宁静的书斋生活,开始经历流亡与抗战的“八方风雨”。抗战期间,老舍负起了领导“文协”的重任,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以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他,此时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推动抗日文艺活动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老舍政治思想的变化,此时期他的文艺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积极主张文艺要为抗战服务,进行抗战的宣传。他说:“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枪吧。”④他此时期的散文,已没有那种悠闲的创作心态,表现的也不是那种平和冲淡、闲适朴雅的情绪,作品的社会功利性大大加强。

   老舍抗战时期的散文取材广泛,有的记自己南下参加抗战;有的写自己在抗战时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生活;有的记现实中的苦难、血泪和黑暗;有的怀念死去的亲友;有的记“文协”的成立及活动;更多的是叙说自己的写作生活。不管是记事、怀人、纪游,还是杂感小品,其主题均与抗战有关。如在此时期老舍写的一组怀人抒情的散文就是如此。在《我的母亲》一文中,他用非常朴实的语言,写出了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普通劳动妇女形象。母亲不仅给了我生命,而且教我如何作人,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后,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我却离开她一个人跑到了南边,去世时也不能为她送终。文章一方面赞扬了母亲的平凡伟大,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愤恨。同时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那舍孝尽忠,保持民族节操的高尚品格。他写郭沫若、茅盾,不仅赞颂他们为新文化建设、发展所作的贡献,而且高度赞扬了他们在抗战中为民族的解放、新生所作的斗争。在此时期,那些最普通不过的劳动者,也进入了他的视野,《悼赵玉三司机师》一文就写了一个与作者相处时间不长的、一个普通的汽车司机,他赞扬这位为抗战牺牲的,从山东来到四川参加抗战的汽车司机,“将随着中华民族的胜利与复兴而不朽!”

   老舍这时期的散文,不仅高扬爱国主义大旗,宣传抗战,号召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而且愤怒谴责了统治当局不顾民族利益,实行不抵抗主义,不发动民众,实行片面抗战的政策;或在民族危亡之际,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或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在《吊济南》一文中,作者写到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入侵前,已经用经济的手段来吸我们的血,可统治当局“有目无睹,仍旧逍遥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谨落个好官,我自为之,别无可虑。”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入侵时,因当局“对外讲亲善,故无抵制”,“敌军已深入河北,而大家依旧安闲自在”。在这样的当局统治下,“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在《兔儿爷》一文中,他由北方城市中秋节街头卖的泥作的“兔儿爷”,想到那些投身事故的汉奸,他们也跟那些泥作的“兔儿爷”一样,“身上也花花绿绿,足下登起粉底高靴。身腔里可是空空的,脊背有个泥团儿,为插旗伞之用。旗伞都是纸作的。他们多体面,多空虚,多没有心肝呢!他们唯一的好处似乎只在有两个泥膝,跪下很方便。”老舍告诫人们,不要作空心的、泥作的“兔儿爷”,既要有真本领,又要有浩然正气,“只能迎时当令充兔子王的,不作汉奸,也是废物。”

   抗战时期他也有少量的幽默之作,这些文章语言仍然诙谐幽默,但幽默中或有含泪的微笑,或有热烈的讽刺。在《四位先生》中,老舍说,“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于是,“我”经常买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好搭讪着骗顿饭吃”。据吴组缃先生回忆说:“实际上,他每次来我家,因熟知当时我们手头困难,又多病,他多是买了丰富的肉、菜带了来,让我们全家趁此打一次‘牙祭’”⑤。很显然,文章幽默含蓄地写出了抗战时作家们生活的困顿,也透视出老舍的乐观风趣。在《多鼠斋杂谈》中,他也谈烟酒茶、衣食住、鼠猫狗,但表现的是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致使人民连起码的生活也不能保障;或表达自己对汉奸卖国贼的憎恶。如谈到狗时,他说“狗永远不嫌主人穷。这样的动物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而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该归之于狗。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黑白的把汉奸与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诚不义气的动物。我为狗喊冤叫屈!”这里的讽刺与鞭挞是十分明显的。在谈到民间的故事与笑话里的“傻子”时,他一方面说这是弱者对那有势力、有钱财、“有学问”的人的讽刺,一方面又指出,这种讽刺的胜利到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假若胜利必须是精神上的呢,他们大概可以算得了胜。反之,精神胜利若因无补于实际而算不得胜利,那就不大好办了。”作者在这里批判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针砭了国民的痼疾。跟三十年代那些幽默小品一样,抗战时他写的这些幽默诙谐的散文也是有着“社会讽刺”性,只是比三十年代更鲜明、更强烈。

   1949年12月,老舍从美国回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国。他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积极投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此时期他的创作目的更明确,社会责任感更强。如果说抗战时期他是主张艺术为抗战的话,那么,解放后,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学习党的文艺政策,他已逐步确立了艺术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思想。因此,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他解放后散文创作的基本主题。建国后他的散文创作,基本上是抗战时期散文的继承和发展。解放后老舍写了好几篇歌颂新北京的散文,他以十分欣喜的心情,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叙说了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之后的巨大变化,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的领导。如归国后他写的第一篇散文《我热爱新北京》,就用对比的手法,细数了解放后北京在市政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把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写道:“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我怎么不感谢毛主席呢?是他,给北京带来了光明和说不尽的好处哇”;解放后写的一些纪游之作,如《新疆半月记》、《内蒙风光》、《南游杂记》、《春来忆广州》等,都是赞颂解放后祖国各地的变化,歌颂民族大团结;即使是写养花、喂猫,或是写儿女亲情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风貌。

   (三)

   老舍散文的艺术风格是十分鲜明的,即使放在“五四”以来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中,也决不会混同、湮灭。在中国现代散文中,老舍的散文可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抒真情,写真性,这是老舍散文的第一个显著的特色。跟小说、诗歌、戏剧相比,散文最能表现一个作家的人格与个性。郁达夫就曾指出:“现代散文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⑥。虽然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和解放后三个时期老舍的散文创作有变化、有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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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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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199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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