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汪朝光: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

更新时间:2006-06-14 17:58:59
作者: 汪朝光  

  

  「内容提要」1946年早春,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各项决议,中国出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难得的一次民主化进程。它实际上是当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的特殊产物,缺乏在中国生存的现实环境。在政协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曾经希望经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国民党囿于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理念和自身执政的既得利益,对实行政协决议动摇反复,使国共两党间的疑虑经一度消解后重又加深,由政协开始的民主化进程在国共全面内战的枪炮声中终结。

  「关键词」政协/国共关系/民主化/六届二中全会/和平民主新阶段

  

  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打开了民主化进程的门户,因而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是,此次民主化进程最终却以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而告终结,其过程正折射出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之艰难曲折。本文主旨在于以历史文献为基础,构建此次民主化进程反复之经纬,并讨论导致其顿挫之各种因素(注:关于政协的研究主要见之于朱令名《中国政协简史》(新疆大学,1989年),王干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成都出版社,1991年)和李炳南《政治协商会议与国共谈判始末》(台北永业出版社,1993年)。前两著略失于简,李著则于政协之前因后果有较详尽之讨论。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也有关于政协前后国共谈判过程的叙述。论文主要见李起民《旧政协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4期)和范力《国民党与旧政协关系探析》(《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4期)。上述对政协前后国共之间的互动关系似仍有讨论未尽之处,此当为本文写作之出发点。)。

  

  一 民主化进程之开端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缘起于抗战后期,而在战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决定了其组织形式与讨论内容(注:有关政协召开之谈判过程,参阅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重庆谈判纪实》(增订本)(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台北,1981年)。李炳南将政协起源前溯至抗战以前,似于政协之本质略有差异。)。政协名为多党协商,实际主角自为国共两大党,但它对于两党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中共方面,既以抗战而实力大增,与国民党已成分庭抗礼之势,当然希望以政协为联合各方力量之枢纽,压迫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进而分享政权,具有进攻性。而在国民党方面,由于战时自身实力的消耗以及各方压力,不能不以“宪政”作为退步,希望通过国大制宪体现政权合法性,而将政协作为“咨询”机构,先期应付外界压力,表示出防守性(注:政协是以党派为代表参加,国共之外的其他党派,在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方面,与中共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而且政协体现了多党参政,因此为国民党所不直;而国大代表早在1936年即已选出,且为国民党一手包办,国大制宪所要体现的又是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为中共所反对。战后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之所以一坚持开国大,一坚持开政协,原因盖在于此。)。此一攻一防之间,决定了国共两党对政协的不同态度及其成败得失。

  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双方关于政协召开日期的谈判一波三折,会议迟迟未能举行(注:召开政协本为中共所坚持,但重庆谈判之后,国民党企图通过政协确定国大召开日期,使其统治合法化,并以接收名义向全国进军,对中共构成重大威胁,中共因而对召开政协一度反应冷淡。)。直到1946年初,在马歇尔来华调处、社会各界强烈反战、国民党军事进攻未达预期目标、停战令即将颁布之际,政协的召开才似水到渠成。然国民党内对政协能否如其所愿仍有激烈争论,强硬派如陈诚等认为,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注: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582页。)。温和派如孙科、王世杰等则主张“亲苏和共”,“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注:《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3日、12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影印本,1990年。国民党强硬派主要由掌握组织系统的CC系、持僵硬政治立场的部分官僚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军官等组成,以陈果夫、陈立夫、张继、邹鲁、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温和派则主要是与蒋介石个人关系比较密切、政治态度较为务实的部分国民党高级官员,以宋子文、孙科、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为代表。自抗战后期起,两派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中共态度渐显差别。由于后者与蒋的个人关系,蒋在决策时更多地考虑到他们的意见,从而引起前者的不满。中共的分析是,“黄埔、CC是要战的,但对战,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当然希望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页))。鉴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接受了温和派意见,企图以政协作为获取社会舆论和美国支持的手段,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但对于会议本身,蒋并不重视。在其心目中,政协不过是个“协商”或“咨询”机构,能够以此达到国民党的目的固好,达不到目的亦不妨碍其以军事进攻压服中共,同时以国大制宪完成国民党操控的体制框架。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近于短视的做法,使国民党失去了与中共进行政治斗争时的相当主动性与多重选择性。

  格于与国民党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中共起初也并非十分重视政协,而更倾向于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59页;《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3页。)。然而政协召开前后出现的若干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注:1945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强调了在国民政府之下,统一与民主之中国,民主党派之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的必要性,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同时,美国派出马歇尔来华调处,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化;苏联亦建议中共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美苏的态度对于政协召开有一定影响。有关美国与国共之间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参阅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7年)、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苏联与国共之间的关系,目前研究不够充分,已有研究以杨奎松的论著涉及较多。),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反战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更为重视政协的作用,提出“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506页。)。中共从视政协为“讲坛”到坚持以其“解决问题”,表现了政治上的敏锐与主动,使其在政协会上得到了一系列成果。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政协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国民党要求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用蒋介石的话即“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注: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78年,910页。)。中共则坚持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即国民党只有先改组政府,容许各党派参政,中共才能考虑改编其军队成为国家军队的问题(注:许多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这两者可以同时进行。殊不知这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事关国共两党政治命运的关键问题。)。由于国民党长期一党“训政”招致的社会反弹,各界普遍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很高,政协对于各项问题的讨论,也以政治民主化问题为最多、最激烈。国民党主张,保留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起草宪法,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仍由国民党保留用人决策权和主席紧急处置权,目的是维持一党“训政”的实质内容。中共联合民盟则坚持,国大代表应由重新举行的普选产生,宪法应在民主基础上重新起草,改组后的政府应成为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构,目的在于否定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与其分享政权。

  在参加政协的五方面代表中,中共与国民党立场对立自不待言,民盟和部分无党派人士信奉的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理念,与国民党“党治”理念距离甚远,所以在要求政治参与的问题上,他们与中共意见一致。即使是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和另一部分无党派人士,多年在野,时受挤压,也希望通过开放政权而分一杯羹,他们对国民党的公开批评虽较为克制,但在要求政治参与的问题上与国民党实有分歧。总体而言,国民党在会上处于被动地位。中共认为,国民党“现利于速决不利于拖,愈拖我愈强他愈困难愈被动”(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43页。),因此,中共充分运用其统一战线方针,与民盟联手合作,在会议期间向国民党施压,迫使其不得不做出若干让步(注:有关政协会议期间各方争论的情况,参阅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7编。)。

  几经周折,参加政协的各方达成妥协,成立了五项决议(注:五项决议的具体内容,见《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1日。)。在建国原则方面,各方同意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并以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在各方争论最多的问题上,国民党在宪草原则和改组政府方面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的政治制度,使中国成为采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共和国(注:国民党设计的五权宪法,本质是实行大权独揽的总统制,五院在总统之下,另由一个大而无当的国大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体现所谓“主权在民”原则,并便于总统个人专断。政协宪草原则则规定,由选民直接投票行使四权,使国大由有形化为无形;以监察院作为上院,立法院作为下院,行政院负实际政治责任,对立法院负责,从而有五院之名而无五院之实。时人认为,这样既可得民主之实,又可在名义上符合孙中山的五权设计,以免国民党的反对。而蒋介石从来看重的都是实权而非纸面文章,因此对宪草案基本未予过问。据雷震告梁漱溟,孙科“把宪草小组会议记录送蒋过目,而蒋却未看。我们屡次请他看,他却始终未看。到了政协闭幕前夕,蒋才看会议记录,已经晚了,来不及挽回了。”(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6辑,中华书局,1980年,65页)蒋本人过后亦谈道:“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41页)。);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有议决大政方针及任免阁僚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委员名额国民党占一半,其他党派共占一半。中共与民盟在国大代表方面做出了让步,同意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名额照旧,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和东北、台湾区域代表,另行分配与选举(注:党派及社会贤达700名代表的分配方案是,国民党220名,中共190名,民主同盟120名,青年党100名,社会贤达70名。另根据国共双方的默契,华北战前未及选出的250名代表和东北、台湾150名代表当中,200名由中共解放区选出,无党派代表有5名由中共或民盟提名,这样中共和民盟代表合计为515名,超过国大代表总数2050名的1/4,拥有对议案的否决权(《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略》,67页)。)。

  1月27日,周恩来飞返延安报告政协商谈情况。中共认为政协谈判成绩很大,方针正确,授权代表团在各项决议上签字(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656─657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86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