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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韩利:分案审理下前案裁判对后案裁判的预断影响及其防范

——以欧洲人权法院凯瑞蒙诉德国案为例

更新时间:2016-04-09 14:10:39
作者: 高一飞 (进入专栏)   韩利  
才能提出其无罪推定权受到侵犯的主张。

  

   对此,欧洲人权法院做出了以下评估:首先,《公约》第6条第2款的内容及这一条款的序言对这一问题没有进行阐明;依据相关的判例法,《公约》第6条第2款的无罪推定原则是第6条第1款要求的公正审判的内容之一。《公约》第6条第2款旨在保护刑事审判的公正性,以使审判不受含有偏见的声明影响。

  

   欧洲人权法院在通过正当程序保障人权方面表现出了坚决而明确的态度: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应当对地区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即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禁止审前预断的适用范围不应限于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还应延伸适用于法院的审理和判决。

  

   欧洲人权法院指出,一旦德国地方法院判决书中的措辞方式超过必要的合理限度就有可能对凯瑞蒙构成预断。同时,根据以往判例欧洲人权法院主张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权,真正落实《公约》第6条第2款,应将禁止审前预断的规制对象扩大至所有的公权力机关。[13]只要公权力机关(包括法院自身)在法院尚未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裁决之前,擅自对外做出认定其犯有某种罪行的宣告即形成预断,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然而对于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案件,在前案审理时涉及后案当事人的客观描述是否会构成预断、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这一问题,欧洲人权法院则表现出宽容的态度,认为:

  

   因法庭调查的需要,查明案外关系人在整个犯罪行为中的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进行适当的必要性描述是案件庭审所需要且必不可少的。

  

   至于媒体的言论则受到《公约》第10条的保护,媒体对案件的失实报道不应当承担直接的责任,[14]政府有义务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15]

  

   (二)判决结论:凯瑞蒙案系必要性描述并非有罪推定

  

   本案中,凯瑞蒙承认在分案审理中对本案以外的其他共同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法庭描述是允许的,包括对重现含有其他共犯的犯罪情景和对判定个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必要的。但他强调,这一描述应当建立在对同案嫌疑人尊重的基础上,并且局限于仅描述对其怀疑的状态,而不是认定他有罪。凯瑞蒙表示地方法院判决理由并没有中立地考虑他涉及案件的客观行为,而是参考了他的犯罪动机、目的和其他参与此次事件的主观因素。除此以外,地区法院用法律术语和专业描述清晰地判定了他的行为等同于刑法中的诈骗行为,是诈骗中的共犯。把判决理由中对其怀疑的陈词看作一个整体时,无异于判定了他本人有罪,却没有赋予自己针对指控进行辩解的机会,即剥夺了其无罪推定的权利。而前案的审判结果不仅会给他在今后德国和土耳其的审判中对事实形成预断,还引导公众们相信他是一个以欺诈为目的的犯罪组织头目。

  

   欧洲人权法院在探讨地方法院判决是否构成预断时指出,判决是否形成预断要考虑具体个案性质和庭审查明事实的必要性及程度。此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可德国审判机关的观点,即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必须评估,G声称自己在土耳其没有咨询任何人而能够独自决定使用捐赠资金的辩解是否成立,查明G是否如同案其他被告所言,尽管已经融入到犯罪组织的高层,但该组织的最高权力却来自土耳其电视台7频道的创始人。为了决定这个问题,法院必须确定是谁制定了滥用捐款的计划以及在此基础上由谁给了谁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可避免的需要描述凯瑞蒙在犯罪中承担的具体作用以及其涉及犯罪事实的主观意图。

  

   因此,欧洲人权法院承认在涉及多数人但不能共同审理的复杂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判决书中描述未参加诉讼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对于公正地认定正在被审判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不可或缺的。德国地方法院为查明全案事实可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本案的案外人凯瑞蒙,但要尽可能精确地进行描述。这包括陈述全案时涉及凯瑞蒙的客观行为,也包括凯瑞蒙在案件事实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主观性描述。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地方法院在事实认定和判决说理中的措辞方式必须要避免对申请人凯瑞蒙形成一种预断,以免危及针对申诉人凯瑞蒙在德国或土耳其单独提起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正性。如果申诉人凯瑞蒙在未经依法证明其有罪之前,就被司法裁决认定为有罪,那么前案的法院判决就对后案审理的案件构成审前预断,这无疑是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

  

   就地区法院的判决而言,虽然地区法院在整篇判决词中多次提及申诉人凯瑞蒙,但需注意的是在整篇判决词中法院用“单独被起诉者”指代申请人凯瑞蒙;在网上的判决书文本中,被告和凯瑞蒙的名字被字母代替,公司的名字由数字取代。德国地区法院用其他词或用字母代替申诉人凯瑞蒙只为强调一个事实,即它并不是要确定申诉人凯瑞蒙的罪名,而是要在符合国内法关于刑事诉讼程序规定情况下对正在被审判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评估。地区法院并未直接指向申诉人凯瑞蒙或要求其承担被判定的刑事责任,并且已告知社会申诉人凯瑞蒙并未被定罪处罚。而这点是极为重要的。结合德国国内判例法及相关的法律规定,欧洲人权法院认定地区法院的判决并没有构成审前预断。

  

   (三)不同意见:判决书已经存在有罪评价构成有罪推定

  

   欧洲人权法院第五法庭共有7名审判人员,最终以5比2做出认定没有违反公约第6条第2款的判决。就凯瑞蒙案的分案审理和交叉引用部分,7位法官并无异议,但就前案判决书中对犯罪事实认定的描述及评价是否违反无罪推定原则,却有不同看法。

  

   综合全案,有5位法官认为在判决书中涉及凯瑞蒙的描述未超出起诉及庭审调查的范围,描述内容不仅需要客观陈述,对涉及主观因素的评价也是必要和适当的。即对凯瑞蒙在整个犯罪行为中的所发挥的作用、在犯罪组织中的地位进行评价是法庭查明本案事实、核实有关证据、确定3名被告的定罪量刑所需要的,而且这种参考只是局限于施加了特别注意的描述,法庭对有关措辞进行了必要的注意,这不等同于认定。

  

   而另外2位法官则认为,无罪推定意味着被告行为的道德资格和法律资质只能由法庭赋予并且必须在对席的司法程序中实现。然而在这个案件中,地方法院在对申请人同伙的单独审判程序中对申请人的行为做出了判定并赋予了法律资质。法院的裁决不仅在多次场合下引用了申请人的全名,而且明确从这些引用中和判决文字中表述了身在国外的凯瑞蒙作为首要分子在犯罪集团中的作用,即在土耳其的“帘幕背后的人”掌控着这个犯罪集团,申请人在集团犯罪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法官推理中的相关文字并没有局限于仅仅描述申请人“怀疑的地位”,并且因此指向了哪些内容对于确立被告的罪行是必要的。这暗示地方法院已经发现凯瑞蒙是这个犯罪集团中的主犯,预示了针对他未来刑事诉讼的审判后果。2名法官认为描述凯瑞蒙在这个有组织的犯罪的参与以及地方法院语言的运用方面,都是不妥当的,法庭没有义务去精确判断后案当事人凯瑞蒙的角色定位。总体而言,上述5名法官的观点只会鼓励公众意识到凯瑞蒙是一个以欺诈为目的而建立的犯罪组织的头目。尽管凯瑞蒙并不是前案刑事审判程序的当事人。在“另案起诉”的判决中论证凯瑞蒙在案件中的地位资格并没有构成一个充分的保留,没有消除公众认为他有罪的效果。在此方面,对于该判决结论的网络出版物的介绍性的评论也没有消除判决论证的不利影响。因此2名法官认为,判决书只能有客观陈述,而不能有主观评价。否则就是构成对《公约》第6条第2款的违反。

  

   通过欧洲人权法院庭审法官们之间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欧洲人权法院对无罪推定原则崇尚和保护的完整立场。多数法官与少数法官争议焦点在于:在前案审理中对后案当事人的参考是否允许有主观因素的描述。多数法官认为这是查明全案所必要的且没有超出必要限度的;而少数法官则认为只能有客观描述,而绝不允许有主观评价。

  

   当然,基于保障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法院在审理犯罪的过程中有必要在一定程度内对外披露某些犯罪信息,但也同时应当告知公众该犯罪嫌疑人尚未被定罪处罚。法院的相关行为应当以不影响《公约》第6条第1款和第3款的所保障的犯罪嫌疑人应当获得的公正审判为限。这也是《公约》第6条第2款主旨所在。判断前案的法院判决是否对后案审理的案件构成预断最根本的评估标准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平审判权是否受到了影响,正当程序价值是否受到保障。关键不是在于法律原则宏观性,而是应该从其核心精神本质去把握。即是描述还是预断?如果仅是描述,且这种描述是庭审的必要,且影响并没超出本案起诉和审理的范围,有些主观性因素的参考是允许的。但如果超出,产生了对后案当事人预先认定有罪的影响,这是应当禁止的。而本案显然属于前者,这也是最终多数意见形成的基础所在。

  

   三、凯瑞蒙案对我国的启示:无罪推定的完整立场

  

   相较于欧洲人权法院之前所累积的大量判例而言,欧洲人权法院在凯瑞蒙诉德国案中并没有树立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法律意见。但德国国内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在凯瑞蒙案中对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所发表的法律意见及判断思路,对于我国理解及判断前案裁判对后案审理形成预断的内涵、明确可能产生的影响与能够采取的防范措施、探索禁止审前预断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国案例:后案对前案认定事实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欧洲人权法院在做出地区法院判决没有侵犯申诉人凯瑞蒙无罪推定权利的认定时,充分考虑了德国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重禁止公权机构审前预断制度保障的重要性。依照德国判例法,无罪推定原则来源于法治国原则,其内容和适用范围必须依照《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来确定。[16]并且《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第1款和第264条第1款规定,[17]法院所做出的任何裁定或者有罪判决都只涉及到特定案件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被告及罪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仅依据前案不利于共同被告人的指控而对后案被告人加以定罪的情况。法院在专属于凯瑞蒙的诉讼程序中有义务公平地评估检察机关所提交的证据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理由。因此,德国政府可以在欧洲人权法院做出以下辩护:认为地区法院判决书中的陈述与申请人凯瑞蒙的最终审判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它对申请人凯瑞蒙的最终判决结果仅仅产生间接影响,就像媒体报道对诉讼所产生的影响一样。[18]

  

在预断环节与凯瑞蒙案有某些类似之处的陈金权一案中,重庆市第三中院在针对共同犯罪被告人胡泽模的审理判决中,认定了陈金权的犯罪事实。[19]并出现了“陈金权遂邀约胡刚(已判刑)带人前去帮忙”、“陈金权告诉胡泽模等人,杨建权在里面屋,并叫胡泽模等人杀死他”等语句,其措辞方式超过了认定犯罪事实所需的必要限度即直接认定陈金权为共同犯罪的主犯。参照欧洲人权法院的评判理念,判决书中的这种措辞方式无疑构成了审前预断,不但侵犯了被告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还使其丧失应有的公正审判。[20]后来法院对陈金权案的审理过程也暴露出这一点。重庆市第三中院以陈金权邀约并指使他人杀人的事实得到了该院(2001)渝三中法刑初字第6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刑终字第479号刑事裁定的认定为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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