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志强:超越民族主义:“多元一体”的清代中国

——对“新清史”的回应

更新时间:2016-04-08 23:20:25
作者: 张志强  
崇德七年,达赖喇嘛的使团终于到达沈阳,皇太极率诸王大臣亲迎于郊外;入关之后,顺治帝更延请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并受封。清初诸帝对喇嘛教一方面礼敬有加,另一方面却坚持不接受密宗灌顶仪式,不与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建立师弟关系,而是始终保持天子之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蒙古与黄教之间的政治-- 宗教关系模式。皇太极曾经指出蒙古国运衰微,就在于其“俱学喇嘛”,要满洲贵族引以为戒;顺治在接见五辈达赖喇嘛时,在会见礼仪上着意维护天子礼仪等级,提出了“我以礼敬喇嘛而不入喇嘛之教”的基本国策;乾隆帝更撰有《喇嘛说》,明确表达了清廷对待黄教之用心:“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元朝尊重喇嘛有妨政事之弊,至不可不问。……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 (北京雍和宫乾隆御制《喇嘛说》汉文碑文)

   在与准噶尔部的斗争中,清朝的战略重点则是控制西藏以切断其与准噶尔蒙古的联系。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本人就是活佛,并且是五辈达赖喇嘛的弟子,后来还俗成为准噶尔部的首领,但始终保持着与达赖喇嘛的精神和政治联系。根据兹拉特金的说法,噶尔丹与五辈达赖喇嘛的结合代表着某种势力,“这些势力向往建立一个不依附于清朝的统一的蒙古国,它应包括讲蒙语的和信喇嘛教的居民所住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地区。”二者的结合意味着泛蒙古与泛喇嘛教的结合。噶尔丹并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但他在担任准噶尔首领之后被达赖喇嘛授予了“博硕克图汗”的称号,这实际上就表明二者结合的图谋。噶尔丹与五辈达赖喇嘛的政治图谋当然是清朝统一天下的直接敌人,如果噶尔丹与五辈达赖喇嘛的政治图谋最终成功,那将再次演变为中国历史上不断再现的又一轮南北朝关系。清--准之间的斗争的实质正在于此。而清朝与准噶尔部围绕西藏的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达赖喇嘛为准噶尔所裹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长达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这一政治过程的另一个结果正是最终解决了西藏问题。清朝在西藏实行了藩部体制,建立扎萨克喇嘛旗制、驻藏大臣制度、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制度,巩固了达赖的政教合一的权威,实现了西藏自身的政治统合。随着准噶尔问题的解决,全蒙古都被纳入到了盟旗制度之下,成为典型的藩部。在所有藩部当中,只有蒙古诸部在自治权利之外,对清廷需尽军事义务。藩部虽然是一种间接治理模式,但间接治理却可能是一种更为紧密和强化的治理模式,满蒙的一体化实际上正是经由藩部的间接治理而加强的。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历程,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里所描绘的1820年时代,清朝达到了其疆域的最大范围,包括称为本部的十八省,称为藩部的内蒙古、青海蒙古、唐努乌梁海、西藏、新疆等广大地区,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至葱岭巴尔喀什湖,东至黑龙江库页岛,幅员之广超越了明朝,仅次于元朝,其实际治理范围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

   清朝疆域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深远意义,正如雍正所说:

   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统始于元代,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 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一统者,亦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

   把内外蒙古与中原长期稳定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事业;这也是中国历史两三千年以来,第一次将农耕、游牧、渔猎等多种经济区域与多种生产生活方式统合在一个政权之内,从而实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为最终实现多元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创造了政治条件。

  

二、清朝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力

   要深刻认识清朝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理解清朝疆域形成的动力机制,需要从中国历史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出发,将清朝历史放置到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中来加以审视。

   根据拉铁摩尔的说法,中国文明扩张的范围基本上走不出雨养农业的自然环境限制,其边界即是雨养农业的边界。北部半干旱地区即半农半牧地区,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或者说草原内亚集团与中原政权之间拉锯的地区。长城的修建实际上是尽可能地固定了农耕社会的边界,而中原形成的高度集权与规模宏大的国家体制,一方面使得半农半牧的边缘集团彻底游牧化,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必须效仿中原组织大规模的国家以对抗。由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导致了其对农耕社会的必然依赖。这种依赖首先就是对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但贸易又经常成为中原政权用以控制游牧社会的政治手段,往往容易转化为掠夺和征服。原本分散自由的游牧社会在军事斗争中不断形成大规模的军事集团,但又往往不能形成稳定的权威,因此,军事征服就成为游牧社会维持生存的常态。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关系,基本上就是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时而贸易、时而征战的关系。无论贸易还是掠夺、征服,实际上都是游牧社会对农耕社会高度依赖的证明。

   在我们看来,如何理解南北关系,如何理解游牧与农耕之间的关系,关乎如何理解历史中国的形成动力。对于中原而言,在面对北方威胁之际,唯有通过抗拒和隔离的方式来保障自身安全。若想从根本上消除北方草原游牧集团的威胁,只有彻底将其农耕化一途。但自然环境的限制使这一图谋无法实现。因此,从中原来看,对于北方只有贸易和防御两种控制方式,靠农耕文明自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北关系问题,无法真正控制游牧社会从而整合不同的自然和经济区域;对于北方而言,大概有两种与南方的关系模式:一种是南迁模式,整个游牧集团进入中原,并最终消失在农耕文明的汪洋大海当中;另一种则是南进模式,游牧集团不放弃其祖宗根本之地,在征服中原的同时,将北方与南方加以融合,最终促进更广大疆域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南”还是“北”,其实都从根本上渴望彻底消除南北之间的界限。对中原而言,这意味着彻底消除来自北方的动乱和侵略,对北方来说,则意味着摆脱由于匮乏而导致的受制于中原的局面。但如何消除南北界限,将两大区域纳入于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下,则是制约中国历史的大难题。真正从政治上解决了这一问题的,正是清朝。正是通过清朝的伟力,两千年来作为南北屏障的长城成为历史遗迹,草原内亚传统与中原传统终于在维持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融合在一个政治框架之下,可以和平相处、顺畅交流。从此,曾经作为中国历史基本动力轴的南北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中国历史的动力轴也随之发生转换。正如雍正所言:“然各蒙古之所以一统者,亦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清朝的疆域一统,正是这一长期历史趋势和中国史内在要求的结果。中国历史的难题假清朝的政治力量最终得以解决,这是清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

   关于纂修《一统志》的目的,康熙曾说:

   朕缵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以周知?……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

   “天下一统”意味着为所知世界奠定一个统一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通过治理实现天地自然秩序的恢复。因而,一统天下,绝不是天下的齐一化、均一化,作为天地之间的“天下”,其间自然“风气群分,民情类别”,而“一统”是要让“群分”、“类别”得到一种合理的秩序。

   这种天下政治的原理与现代领土国家的原理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现代国家的体制一方面是向外追求国家之间力量的有限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向内追求对资源的无限动员,领土边界正是国家间力量制衡的结果。国家之间力量的有限平衡只有通过无限动员内部资源才能达致,领土边界的稳定恰恰是力量相角中的动态平衡,而力量相角中的不平衡则是常态。正是在此意义上,领土国家之间在原理上必然是敌对的,是彼此之间通过内部封闭建立起的敌对关系,每个国家都在本质上是他国的“假想敌”。领土国家的变动必然是失衡的结果,是征服的结果。与此同时,只有竭尽举国之力才能取得国际间的有限平衡,而对内无限动员的重要前提则是国民身份的齐一化,这就是民族主义发生的历史条件,这当然与“天下一统”的原理截然不同。天下政治逻辑下的国家是秩序的中心,在它之外并没有本质主义的敌人,而只有秩序的扰动者,资源动员和武力运用的目的仅在于维持一统稳定的秩序而已。因此,对内不以消灭“群分类别”、建立统一认同身份为前提。应该说,天下政治的目的更在乎的是“和而不同”、“不齐而齐”,或者说是“差异中的和谐”、“差别中的平等”,是天下生民自然生存权利的平等维护。因此,清朝疆域形成的内在动力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原理非常不同的,清朝疆域的形成,也就必然不同于早期现代的帝国主义扩张。

   尽管清代的国家疆域并非是理想中的天下一统的世界,而是有其力量的边界,有着清晰的内外意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武力,但清代国家疆域的奠定过程从原理上仍然属于传统天下政治的产物。这是我们考察和厘解清代历史必须首先确立的前提。清朝的疆域虽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的几乎最大范围,但这个疆域并非仅仅是所谓“征服”的结果——它既不是满洲人征服中国的结果,更不是中国人征服周边世界的结果,而是试图重建天下秩序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版图的形成是清朝依循天下政治原理,顺应历史大势和现实条件,创造性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一大成就,清朝版图的形成更是中国数千年来内在发展、自我完善、最终形成的产物。把清朝版图完全看成是征服的产物,是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的错觉。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之所以是以多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形态呈现于世界,正是天下政治逻辑在现代世界进一步展开与转化的结果。同理,现代中国的疆域也正是清朝疆域在现代世界里进一步展开和转化的结果。

  

三、清朝的治理模式:不是“多元”而是“多元一体”

   清朝对于中国历史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贡献,与其起源地东北的多民族环境有关。拉铁摩尔等学者曾论及起自东北的政权往往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灵活的政治手段。东北地区的多民族杂居、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共处、多元文化杂凑,使其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摇篮,培养了后金--清的多元政治思维,塑造了其多元的治理模式、多元的意识形态构造:以黄教为统合满蒙藏的意识形态,以朱子学为内地十八省和东亚属国的文教象征;而萨满信仰则仍保留于满洲社会内部,配合国语骑射成为满洲认同的内涵。

不过,“多元性”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后金-清的治理模式的实质,也不能彻底揭示后金--清的意识形态构造的真正内涵。实际上,后金--清在针对不同地区的治理模式选择和意识形态运用上,都是经过了一番精心拣选、用心改造,以高度的政治敏感选择性地改造并整合相关意识形态内涵。比如,清对藏传佛教的运用一开始就是具有选择性的,是以“兴黄教以安蒙古”为基本指针的。在蒙古、西藏地区,清朝选择了黄教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工具,有意打压红教、白教等其他教派(这与明朝的治藏方针截然不同。明朝对西藏的治理倒是采取了多元的模式,独立册封各大教派独立册封,以分化为目标),通过对黄教的扶植来稳固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促进西藏的政治统合。对于蒙古则利用对黄教和西藏的控制来实现与蒙古各部的一体化,通过黄教在蒙藏满之间建立起精神纽带。在内地,针对明末清初以来学术发展的状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8577.html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