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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屈原状写:再现、在地与载我

——以温任平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04-08 11:53:09
作者: 朱崇科  

  

内容提要:考察温任平的屈原书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丰富面向,既有常见的孺慕与再现,策略独特,同时又有反讽式抒情;在追慕高蹈的同时,他也有本土性的纠结,对本土不无挞伐。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温任平的践行屈原精神,既枭鸣世俗,同时也有其缺憾,比如自恋感。简而言之,屈原之于温任平既是一个伟大传统、精神宝库,同时又是一个异化的阴影,需要自我的超克与强大。

  


   某种意义上说,屈原及其文化传统是一个丰富深邃乃至波澜壮阔的立体存在。它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面:1文学传统。作为楚辞的代表性作家,其独创性和丰富性[1]令后人倾慕;2历史存在与精神凝聚。有关他的身份与生存考证[2],其强烈的洁身自好与爱国主义情怀、奉献精神令人敬仰;3端午节。从此角度看,作为可资纪念的文化符号,屈原不仅仅属于全球华人,而且其文化影响也波及亚洲,甚至和亚洲的朝贡贸易体系[3]不无叠合。

   即使缩小到文学层面,屈原不仅仅是专业人士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更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踵武和状摹的主题/传统之一。若再缩小范围,回到20世纪以来的华文文学书写中来,它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核心之一。比如,“中国现代小说之父”鲁迅(1881-1936)有一篇小说取名《端午节》(1922),虽然文中并未直接涉及屈原,但鲁迅选择这样的题目却别有深意:当时信奉“差不多”主义的知识分子方玄绰实际上更是一个懦弱而又自负的大学教师,既不参与同事们的公开讨薪游行(但接受可以支领一小笔薪水的方便),又不真正承担家庭责任(太太无钱买米却横加推阻乃至指责,且用看《尝试集》加以逃避),而显得自私自利(稍有一点钱,却让小厮前去买酒自己享受且继续赊账)、懦弱无能(缺乏真正的生活能力),古今对比,高下立见。除此以外,郭沫若(1892-1978)也创作过历史剧《屈原》等等。

   而现代诗人中,涉及到屈原书写的可谓比比皆是,比如余光中(1928- )就有数首关于屈原的诗作而且别具风采。[4]陈大为教授曾经对1970-1990年代中、港澳台、新马泰等国家/地区的有关华文诗作进行剖析,并把屈原主题书写从母题(motif)角度分成四种:流放、殉国、召魂及节庆母题。[5]毫无疑问,不同世代的马华作家对此主题亦有相当丰富的实践。[6]

   本文力图聚焦于马华作家温任平(1944- )的书写,他以诗歌为中心,从多个层面状摹、诠释和演绎屈原,同时辅之以散文和评论呈现出浓厚的“屈原情意结”。谢川成在其专著《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台北:秀威,2014)对此多有涉猎和专论,他把有关屈原的书写理解为“基本上,温任平不失为一位知性颇强的抒情诗人,他感情的流露往往适可而止,不致泛滥无度。表现‘屈原情意结’的几首诗,写的是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民族的丰富文化遗产的一份执著,关怀与热爱。这种情绪,相信每一位有文化良知的读者都会共鸣于心的。”[7]同时,他也考察过二十世纪以来温作品中的中国性的阶段性差异,“在70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比较是刻意经营的。屈原、端午、中国文字、古典词语、典故等都是作者常用来表达中国性的手段。到了80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不再明显,由主动变为被动。换言之,在地环境激发作者内在的中国性。”而以后的时间段(1990年代迄今)则大为减少,中国迷恋相对降低(页62)。

   上述研究当然有启人思考、开人眼界之处,但同时亦有盲点,比如对温任平屈原书写的层次性书写相对含混,而对其书写的可能缺憾未置一词,同时亦未能以更开阔的眼光加以比较和深化,本文有意就此进一步开拓。

  

   一、孺慕与再现

   温任平曾这样描述其屈原情结,1972年“余光中学长阅后曾来信表示‘《风景》手法新颖不俗,不过我总觉得不够率真’,他比较欣赏后者的‘自然流露,语言的节奏控制适宜,最末数行写三闾大夫自沉之后,仍“有一块全白的头巾,如最初的莲台/冉冉升起”,暗示精神不死,已臻象征的层次。’我觉得我的‘屈原情意结’大概就是在那时开始酝酿,蓄劲待发的。相隔二千三百多年的孺慕之情,别人固然无法理解,我自己又何尝能够自析?七五年的《端午》与七六年的《再写端午》都是写给他老人家的。散文方面我也写成了《致屈原书》,那显然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就算在《流放室一种伤》里,细心的读者不难窥见他清癯消瘦的面容,听见他喑哑沉重的心声。”[8]由上可见,温任平对屈原有着相当浓厚的眷恋与热爱,尤其是当这种热爱上升到一种族群的文化寄托时,个/群、公/私、内外夹击之下,则具有更强烈的孺慕情绪。而作为诗人的温任平,也会自然而然选择以屈原为主题进行创作,并借此向这位祖师爷爷致敬。

   (一)众星拱月:《水乡之外》(1972)。

   全诗如下:“水乡之外仍有水乡之外的/水乡/那是遥远的古代//有人走来/下着雨, 他没有披蓑衣/踽踽在黄昏时节的昏蒙中/咳嗽起来//哗哗的浪花向他涌来/他没有意识到足踝的潮湿/没有意识到跌倒在车舆旁的沉哀,和/王的侍从的愤怒吆喝,和渔夫/的哲学,和一点都不哲学的/菖蒲啊菖蒲//哗哗的浪花向他冲来/他缓步向前/步入齐膝的浪花里/在全面的冷沁中,去遗忘/楚地的酷夏//淹过他的五绺长须之后/他微笑,带点不经意的揶揄/他抬头看天,最后的问句已经结束//就把头猛然插进海面去/理想的泡沫一个一个升上来/升上来,然后逐步碎成/一圈圈的涟漪,慢慢泛开去/水的底层蠢动,泛开去,蠢动蠢动/一块全白头巾, 如最初的莲台/冉冉升起”(《流放是一种伤》,页83-85)

   此诗再现了屈原的投江历程,具有较强的画面感——无垠的水乡中,屈原步入江中。其中诗人与水又有一丝张力,一开始是喧哗的浪花向他扑来,有一丝内在的被动感和无力感,而最后屈原选择了主动自沉而又加以升华,如谢川成所言,“这首诗文字的节奏控驭得极佳,它的节奏迟缓沉重,正配合了诗中人物的缓步入海的外在运动,加强了整首诗的悲剧性。我愿意在这里提出一点作为补充的是,因为电影技巧的运用,这首诗极富戏剧性。这戏剧性却出人意料地加强了字义本身的力量和视觉与听觉上的真实感。”(《温任平作品研究》,页32)。

   同时诗人还设置了屈原赴死前的繁复语境(context),比如雨、浪花、王的侍从、渔夫、菖蒲等等,其中既有自然界、植物,同时又有社会语境,包括官方与民间等,但这一切都更见证而且烘托了屈原的勇于赴死,有众星拱月的再现策略及其上佳效果。

   (二)从个到个:《再写端午》(1976)。

   全诗如下:“我把粽子交给你/你把它放进嘴里嚼起来/突然/你似想起什么似的/张口欲语/我看着你瞠目结舌,哽着/抽噎着,呼吸急促,像一串不连串的泡沫/期  期  艾  艾/说不出半句话来/我听见在河的下游/有人/单独地在吹竽”(《流放是一种伤》,页131-132)

   温任平指出,“有一点是肯定的,同时它也是我们持有的信念:现代诗的创作是可以从旧诗中汲取养分甚至灵感的”。[9]这谈论的是古典的创作技艺与推陈出新,实际上推而广之,中华文化传统中自然亦不乏可借鉴的精神资源。

   此诗中有一种相当有趣的文化传递及两种不同的效果。某种意义上说,粽子就是屈原及其文化传统的物质呈现,但是“你”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真正消受,更不能实现自我的畅快表述,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你”感同身受屈原临死前的挣扎,如温任平自言,“我写一个人吃着粽子,哽在喉间,呼吸急促,抽噎着,‘像一串不连串的泡沫’,我是在具体化屈原自溺江中,绝命前的那一刻挣扎。这种近乎窜改史实的企图,为的是活用史实,不泥古于史实。标新立异,受之无愧;故弄玄虚,非吾屑为”(《流放是一种伤》,页164)。最后三句可谓意味深长,指明了另外的一种文化效果,屈原及其文化传统以一种从个到个的方式成功传递。

   (三)边缘的直击:《一个渔夫的追悔》(1981)。

   全诗如下:

   【出发的时候有雾/你说:“你可看得清楚我,/一脸尘垢的我?”我诧然于/你声调的异乎寻常,好似/有什么更重要的话要告诉我/但又恐太冒昧躁进,只好用一个问句开始/那时,我正思虑着/江湖有没有鱼/午间会不会下雨,等等/不大不小的问题/没有仔细思量,你那句自询询人的/独语。这样就错失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你/只看见从上游漂过来的粽衣】[10]

   温任平在此诗中别出心裁,终于设定让曾经的边缘——渔夫——切入中心,直面屈原临死前的状态。然而相当遗憾的是,相对粗糙和过于务实的渔夫无力承受和真正进入赴死前的屈原的内心而错失了对话的机会,也因此无力感受并理解屈原临死前的内心波动。

   而更令人悲剧的是,屈原灵肉的随水而去最后留给渔夫的却是“粽衣”,如谢川成所言,“粽衣象征屈原精神内涵的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外在的形式而已。这里也暗示诗人对时下的端午活动的隐性批判” (《温任平作品研究》,页60)。温在此诗中更强调失去后的悔恨与时人的肤浅。

  

   二、反讽式抒情

   某种意义上说,节庆原本是为了纪念逝去的意义/美好或庆祝有意义的现在,乃至展望未来。作为仪式或日期本身,它必须和背后繁复的意义或文化传统紧密结合,这样才更能物尽其用,否则即变成了肤浅和花样。端午节原本为纪念屈原而设,背后是丰富深邃的屈原文化传统乃至精神,而相当令人尴尬的是,由于商家/百姓更强调背后的物质性乃至商业性而罔顾了精神凝聚,端午节往往被掏空为粽子节。

   陈大为在研究中指出,“我们发现:离事件的震央越近,诗人就越逼近屈原的内心世界,焦点大多围绕在‘殉国母题’和‘招魂母题’上面……可是一旦下东南亚,诗人关注的却是‘节庆母题’,它的量也远比汉文化中心地区来得惊人。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解释:屈原的文学价值,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学/文化/教育语境中,找不到落足点。”[11]虽然他未论及温任平,但有关观察却也相对精准。

   从这个角度讲,温任平包含“端午”字眼的诗作就有三首,不难看出他对此节庆有着相当的感触、纠结或不满。再现屈原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孺慕敬仰,但也可能借之抒情,而联系现实,可能又难免反讽,因此就变成了“反讽式抒情”。

   (一)拆解背叛:《端午》(1975)。

   全诗很短,只有两节:“河面漂浮着的一只木屐/清楚地告诉你/另一只已经忘记//

   你是那裹得紧紧的竹衣/里面是煮得如火如荼的懦弱的米”(《流放是一种伤》,页103)

   此诗言简意赅,借此温任平批判了两种倾向:一是健忘,两只木屐的分裂不只是呈现了形灭后身的可以自控和完整,而且呈现出后来的人们对有关文化传统的断章取义或言不及义——两只配合完美的木屐如今只是被迫形单影只。

另一种倾向则是懦弱,粽子里的糯米被置换成“懦”米,当然不是温任平的恶搞或逗趣,如其所言,“《端午》把‘糯米’的‘糯’故意写成‘懦弱’的‘懦’那是刻意营造,使其意涵弘展,情形自不可相提并论。”(《流放是一种伤》后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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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10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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