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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舞: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从农村光棍的社会风险谈起

更新时间:2016-04-08 10:08:09
作者: 刘燕舞  

   摘要:本文以农村光棍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农村光棍的社会风险问题:越轨、一般的违法、犯罪和自杀四个主要方面,指出农村光棍的越轨风险主要表现在其对农村妇女的性骚扰以及与已婚妇女通奸方面;一般的违法风险则主要以偷盗、斗殴和赌博等为特征;农村光棍的犯罪风险则涵括了情杀与情伤、拐骗妇女、性侵幼女、强奸妇女、盗窃与抢劫等行为;农村光棍的自杀风险主要来自于其对生活的绝望。文章从婚姻的贱农主义倾向和婚姻的城市拜物教倾向及二者所造成的婚姻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非对称性流动的角度,讨论了农村光棍问题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分类治理的思路简要探讨了农村光棍的治理对策。

   关键词:农村光棍;社会风险;婚姻中的贱农主义;婚姻中的城市拜物教;双向非对称性流动

  

一、研究的问题

   光棍,不带儿化音时,意指①地痞,流氓,与英文词“ruffian”意思相近;②作方言时,俗称没有妻子的成年人,或单身汉,其意与英文词“bachelor”差不多,如“打光棍”意指“过单身汉的生活”。[1]英文文献中亦有翻译成“bare branches”的(再汉译过来就是“光秃秃的棍子”的意思),这应属直译,虽也形象,但不如bachelor一词更贴近原意。

   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光棍”即是指第二种含义。从农村社会的常识来看,我们一般将年龄超出30岁仍未婚配的成年男子称为“光棍”,尽管有少部分人在超出30岁后还有可能成功婚配,但因为其在农村现实经验中所占比例很小,因而,不会对我们就整个农村光棍群体问题进行分析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深入揭示光棍这一群体的形成原因及其对社会秩序所构成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治理之策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农村光棍问题近年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已经产生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术成果,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主要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

   (一)人口学领域的研究及其悖论

   人口学领域的研究集中讨论两个问题:其一是光棍的数量,其二是光棍的形成与婚姻挤压特别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关系。从光棍数量来看,最大胆的估测数据是超过5000万,一般的估测数据是3000万,最保守的估测是1800万。这些数据的获得主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出生性别比的数值推测,其基本逻辑是,100女子比100男子时属于最理想的状态,理论上,这一比例的生成会使得成年男子都能在相应的女性群体中寻找到配偶,当然,正常的阈值范围可以控制在100:107之间调节。也因此,一般的估算认为,女性与男性的性别比例表明,多出的男性理论上就有可能成为光棍。

   例如,早在1995年时,就有学者根据四普数据的出生性别比测算指出,当时的光棍数量即可能已达3000万,并按当时每年新增约多出360万男性人口的情况测算,预估到2000年时光棍数量可能会达到5000万。[2]又如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成果表明,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性别比推测,到2020年时,20-45岁之间的人口中,男性将比女性多出约3000万人。[3]应该说,人口学领域的这些测算既有一定的意义,如为人们重视光棍问题进而重视性别比失调问题提供了数据资料的论证,但是也存在简单粗暴的嫌疑。因为,同样从理论上预测的话,按照光棍数量的累积和性别比失调的持续,那么,到今天的情况有可能有近亿人口的光棍大军,但是,这种判断显然与现实情况是严重不相符合的,这就表明了这种简单测算的缺陷所在。

   因此,同属人口学领域的专家,马嬴通就认为仅从出生性别比角度估算光棍数量是不妥的,因为婚配的形成还涉及到一个婚配性别比的问题,也即是说,男女之间可以在一定的年龄差的范围内交叉寻找伴侣,特别是成年男子可以找比其小2-5岁的女子结婚,从而在这个年龄区间中可以抵充消化掉很多原本在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光棍的数据,从这个角度测算,他估计光棍数量最多应在1800万左右。[4]

   然而,出生性别比与光棍数量之间其实主要仍是一种相关关系,事实上,从历史时段以及我们调查的田野经验材料来看,农村光棍问题在进入1980年代以后就开始逐步恶化和增多的,但是,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情况则大体是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有数据测算表明,我国出生性别比在1982年时是108.47、1990年时为111.87、2000年时为116.96、2005年1%的人口抽查数据为120.49。[5]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失调所产生的男性人口剩余的情况并非在出生的时点上便已跨入结婚阶段,相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主要出现在四普特别是五普以来。悖论之处是,四普以来出生的人口目前均在24岁以内,他们远未进入30岁以后的光棍行列。应该说,人口学领域的这种理论推导与现实经验的鸿沟,在光棍研究领域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

   (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及其不足

   社会学领域对农村光棍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分析,与人口学领域的粗放处理不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显得更为精细,因此,对农村光棍问题的复杂面相的呈现也更为深刻。

   择要来看,我认为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存在弱者范式与归因分析两大特点。

   从弱者范式来看,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农村光棍属于农村社会的底层弱势群体之一,其基本权利缺乏保障。余练认为,农村光棍的社会地位体现出多重边缘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光棍在家庭内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四个层面较之村落其他正常人群而言都是处于边缘位置的。[6]何绍辉则强调,农村光棍婚配难的现实表明,他们处于遭到身体排斥、身份排斥、经济排斥、观念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等多重排斥的弱势位置。[7]韦艳等发现,农村光棍的弱势地位给其家庭生活福利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在家庭经济、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心理压力等方面的消极后果。[8]刘燕舞指出,农村光棍在婚姻市场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在婚姻市场要价的谈判能力较低。[9]陶自祥认为,光棍往往属于家庭内部的弱势成员。[10]应该说,这些研究都基本能够站在同情的角度去理解光棍的弱势与艰难地位。

   在归纳农村光棍的弱势地位的同时,研究者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释,特别是一些概念具有一定的分析性的特点。

   陶自祥对光棍弱势地位的解释运用了其所提出的“代内剥削”的概念,他对50-60岁的高龄光棍群体的调查分析表明,这一群体中的个体往往都是处于多子女家庭中,因为特殊时期的生存困难,使得长子往往在为家庭经济与生活做出贡献的过程中耽误了自己的婚事,相反,其他弟弟等都因为有长兄的荫蔽而成功结婚生子,因此,他将此看成是一种代内剥削的机制。[11]我认为,陶自祥的研究,如果仅就50-60岁这一年龄区间的高龄光棍群体来说,其解释力是非常强的,也基本抓住了这一群体之所以成为光棍的时代脉搏。

   张翠娥和狄金华对赣南茶村的大龄单身男青年的形成原因分析指出,基于“家庭”的视域来看,虽然容貌、生理等个体性因素影响乃至决定着单身男青年婚配难的状况,但与此相较,家庭不仅构成婚姻生活的重要场域,并且在家风这一婚姻的社会道德要价因素中对因男女性别结构失衡下的处于弱势结构位置的男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家风不好的家庭如父母喜欢信口开河、做人不实在、酗酒、自私、小气、不正经、懒惰、好赌且赌风差等都会造成家庭中儿子婚配的困难,而家庭中父母的经济生产能力较差亦会使得他们的儿子在社区婚恋中处于不利地位。[12]

   与前述几位学者主要从家庭的角度探讨光棍的形成原因有所差异的是,从光棍的类型分布及其年代变化来看,基于对光棍率的分布及其变化的考察,刘燕舞的分析表明,因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历史塑造型光棍已在1980年代以前成为了历史,身心缺陷型光棍与缘分宿命型光棍则在任一村落中的历次年代变化中都基本符合人口学的正常分布规律,但是,因经济困难而形成的经济贫困型光棍则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逐渐走高并成为几种类型中占比高达60%的主要类型的光棍群体,究其原因,与婚姻市场中的婚姻消费过高和婚姻圈变化中的不对称性流动两种因素所造成的双重挤压有关。[13]由于光棍率作为分析单位的整体性特征,这一研究较好地分析了变动的社会因素。

   综观来看,上述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对推进光棍研究的领域和拓展分析的深度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足之处在于,对农村光棍问题的社会风险的探讨较少,研究者基于弱者范式的角度仅考虑了光棍的弱势位置,而回避了这一群体作为弱势群体的同时,还对社会安全产生了系列负面效果。因此,如何揭示农村光棍群体的社会风险,并探索其治理对策,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调查法,资料收集方式包括无结构式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本文将重点呈现我长期跟踪调查的湘东北源村的材料,与此同时,还将会运用到我近5年来在全国其他农村调查所收集到的部分典型案例材料。

   源村,位于幕阜山南麓的湘东北某地,[14]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庄。全村2013年在册户籍人口数1050人,共有12个村民组,每个村民组对应一个自然村。村庄有山林1万余亩,水田和旱地各150亩,经济主要依靠务工收入,务农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大多从事家庭作坊式的竹木加工,户均年毛收入在3万元左右,属于相对贫困的山村。源村地形近似地如同大写字母“Y”,形状基本也是该村的河流走向,在河流两岸居住着村民,村民屋后就是大山,因此,“Y”型就如同镶嵌在大山之间,其中,“V”型部属于源村的上片,为第一至第六共6个村民小组,“?”型部属于源村的下片,为第七至第十二共6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大体均属于同一姓氏和同一家族的人聚族而居,其中,分散镶嵌着少部分杂姓人口。

   我在源村的田野调查始于2008年8月,此后,分别于2009年8月、2010年8月、2011年8月、2012年10月和2013年8月先后又跟踪调查了5次,其中,前三次持续时间均为一个月,第四次和第六次持续时间均为半个月,第五次持续时间为一周。调查内容涉及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历史等各个方面,其中,关于光棍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光棍的基本情况分布、光棍的历史变动、光棍自身及其周围人群对他们之所以成为光棍的原因认知、光棍的家庭成员构成、光棍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光棍的村庄社会地位、光棍的社会风险及其具体表现等等。访谈对象几乎涵括了第一至第六组的90%的农户家庭,以及这六个组所有的光棍,另外,第七至第十二组中,访谈的重点对象是光棍本人及其家庭主要成员、村民小组长、老党员、邻居等。

   我2010年在源村调查时,光棍总数为54人,[15]此后,至2013年8月,有4位去世,有3位通过入赘婚姻脱离了光棍的身份,有2位年龄跨入32岁仍未婚的新增光棍。因此,按照我们前文对光棍的定义,目前源村的光棍数量为49人。从年龄区间来看,源村光棍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源村光棍基本情况一览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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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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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建设》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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