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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华庆:习近平时代的几个理论问题

更新时间:2016-04-07 12:17:50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从民主的价值到具体的民主制度,需要考虑很多具体的因素,从而建立合乎自身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普选制成功的前提是绝大多数公民都具有选择领导人的理性和经济独立,这依赖于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上,而不应该一开始就采用美国式的普选制民主。

   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时必须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的很多制度要解决的是现代化之后的问题,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制度无所谓先进与否,而在于合适与否、实效如何,能够有效实现目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很多学者看到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成功制度以及它带来的成功结果,就忘记了这些制度起到实效的条件,而将其当作普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实践证明照搬他国制度的后果是严重的。西方主要国家曾经先后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推动“颜色革命”,导致这些国家政权更迭,结果是这三个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持续衰退。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倡导普世价值观时,我们曾经热情拥抱,也曾经惶恐不安,甚至于否定权利、宪政、人权保障等普世价值,这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不同国家的价值不同,制度自然可以不同。当我们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的时候,我们的制度也完全可以与他们的现行制度不同,因为我们的起点不同、约束条件不同。制度的好坏在于能否实现目标,对制度的自信来自于其实际效果。

   我们强调我们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我们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强调并不表明我们崇尚的价值与西方发达国家价值的区别,而是表明我们所采取的制度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们所有的制度都应该围绕主体中国来创立,能够有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共同自由

  

   共同自由价值并不是新价值,可以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在追求共同自由。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自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经的阶段,社会主义阶段通过制度逐步实现共同自由价值。恩格斯描绘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共同自由是共同体的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共同自由价值否定的是仅仅强势阶层的自由,正如共同富裕否定的是两极分化。

   共同自由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是共同富裕基础上的追求。现实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阶段才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是分阶段的,中国还处于和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有前途。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逐步从共同贫穷到两极分化,现在是追求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的发展阶段。在经历了三十年共同贫穷之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人素以是否公平作为社会好坏的评价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均贫富”是中国的传统,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然而,细究邓小平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发现,经济标准是其中的唯一维度,实质上是经济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仅仅变成了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显然这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人的全面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社会是人的联合体,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必须是全方位的,仅仅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一定是畸形的,正如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改革不仅仅应该有经济领域的改革,还应该包括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生态领域的改革。尽管某一阶段的改革应该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重,但是相应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也应该跟上。否则会出现头重脚轻的不协调状态,共同富裕难以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了,人们仍然“心不平,气不顺”。归根结底,人是多维的,不仅仅有物质生活,而且有精神生活,不仅仅需要吃饭穿衣,还有求真、向善和审美等精神追求。今天的中国,深入全面的改革需要有更基本、更全面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共同自由。

   共同自由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体。消极自由是主体免于束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主体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每个个体都追求个体自由权利,强者更多追求消极自由权利,弱者更多追求积极自由权利。为了避免每个个体对自身权利过多的追求以至于走向分裂,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进行适当限制,使个体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自由的和谐状态。

   共同自由价值的提出可能会遭到左的理论界的否定。邓小平当年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富裕和共同富裕的时候,左的声音就很强。邓小平南方谈话提供了警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 论 家、政 治 家,拿大帽子吓 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 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 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 送社 会主义,‘左’也可以葬 送社 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党导制是融合式民主,多党制是分裂式民主

  

   党导立宪制是党导制+立宪制,党导立宪制要求在宪法中规范党导制。党导制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体制,完整地可以称为党导民主制,与多党竞争民主体制相对应。党导民主制包含两层内容:一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是参政党,一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一党与人民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以来中国就是党导制,已经有六十六个春秋。党导制常常被西方政客、媒体与国内公知贬斥为“一党专政”,在民主制已经成为信仰的今天似乎没有正当性。

   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的,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孟德斯鸠的分类与亚里士多德基本相同。在孟德斯鸠看来,君主政体需要荣宠,专制政体需要畏惧,而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则需要美德。美德就是爱法律和爱祖国,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一切美德均源于此,因而也可以说,个人的一切美德也就只是先公后私而已这种爱尤为民主政体所特有,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才被委托给每一个公民。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看来,共和政体,不管是多数人的共和还是少数人的共和,民众的公共道德是该体制有效运转的基础。美德不复存在时,共和政体成为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从此仅仅只是若干公民的权势和大众的许可。

   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所说的民主制都是直接民主制。当人口众多之时,直接民主的操作性就成了问题,只有在抽签或者轮流执政时是民主制,通过选举确立执政者的代议制民主实质上不是民主制,而是“选君制”或者“选贵制”,是贵族政治。

   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华盛顿曾经非难政党政治: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二是分裂社会,造成冲突;三是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四是使国家门户大开,无从抵抗外强的影响和渗透。政党政治之所以成为常态是因为没有政党的选举使现状周而复始,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给传统结构和传统领导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陈规,没有政党的选举投票率很低。有政党参加的竞选,在制度框架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一种机制。政党政治有多党竞争民主制和党导民主制两种类型。

   直接民主制对民众美德的要求同样适用于多党竞争民主制。现代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和动员,凝聚不同群体的社会利益,然而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多党竞争民主制仅仅能够凝聚部分群体的利益,不能凝聚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由此,多党竞争民主制不是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所说的民主制,而是寡头制,不过增加了政党动员而已。多党竞争民主制之所以还能够在西方国家马马虎虎地运行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基础,同时满足了民众的政治诉求。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分裂的时候,多党竞争民主制将会导致社会动荡。西方国家将其在一个时期还能马马虎虎运行的多党竞争民主制当做普适制度推广甚至强加到发展中国家既没有理论上的依据,实践中必然是失败的。

   党导民主制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先进党是由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员与相对应的民众之间既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保姆关系,而是兄弟姐妹关系。党员像一个家庭中的兄长一样:有能力和有担当,关心帮助引导弟弟妹妹。党导民主制中的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符合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所说的美德要求。正因为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有代表性,同时有德能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领导人民。

   党导民主是融合式民主,而非分裂式民主,不仅适合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更加适合于缺乏强大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强大中产阶级占主导的国家中,党导民主制也有进一步凝聚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还不是主体力量,社会结构是分裂的时候,更需要党导民主制来凝聚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人口基数巨大。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中国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代同堂”状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和思维差距都是特别大的,如果采取多党竞争民主制将会导致中华民族四分五裂。党导民主制可以凝聚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之间的共识,缩短城乡、地区、贫富和思维方面的差距,以有利于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总之,党导民主制是最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

孟德斯鸠强调贵族政体中所要求的美德与民主政体中的美德有所不同。“平民之于贵族,犹如臣民之于君主,他们受制于法律,因而对美德的需求逊于民主政体中的平民。但是如何约束贵族呢?想要通过执法约束同僚的 那些人很快就会感到,这样做其实是约束他们自己。所以,依据基本政制的性质,贵族集团需要美德。贵族政体本身就具有民主政体所不具备的某种力量。贵族在那里形成为一个集团,以其特权和特殊利益抑制平民。在这方面,只要有法律便可执行。但是,贵族集团抑制他人有多容易,抑制自己就有多困难。似乎要把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可是又像是要把所有的人都从法律的权威下解脱出来,这就是这个基本政制的性质。这样一个集团只有通过两种途径可以自我抑制。其一,借助高尚的品德,使贵族与平民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平等地位,这样就能组成一个巨大的共和政体;其二,借助高尚程度略低的品德,以某种程度的节制使贵族内部相互平等,这样他们就能保存自己。由此可见,节制使此类政体的灵魂。”依照孟德斯鸠的标准,如果贵族与平民处于平等地位,那么就是民主共和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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