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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革命型乡村政治:广东农民运动及其社会历史背景(1922—1926)*

更新时间:2016-04-05 11:32:00
作者: 高原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带给中国乡村的关键性变化,是革命型乡村政治的兴起。这种新型的乡村政治,兴起于传统乡村半正式治理的场域,其主要特征包括:农民的民众组织崛起,成为乡村社会中重要的权力主体;基层农民的迫切需要而非官僚行政自上而下的要求,被界定为最重要的公共问题;源于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开始被积极地政治化,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乡村社会不再是简单地处于县政治自上而下的支配之下,而是开始更加主动地自下而上地影响县政治。本文将基于海丰和广东其他区域农民运动的经验,阐明上述革命型乡村政治的主要特征,并指出中国乡村的半正式治理和地方军事化传统对这种新乡村政治模式的影响。

   【关键词】革命型乡村政治 农民运动 农村阶级问题 半正式治理 地方军事化

  

一、引言

   目前用来分析农民革命的理论,有三个主要的传统。其一是道义经济理论,将农民革命理解为,农民社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经济扩展冲击其价值规范(尤其是农民的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对这些外部势力进行的反抗。(Scott, 1976:3-4)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农民革命理解为,一个阶级分化的农村社会中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反抗。(Lenin, 1960:172-187;毛泽东,1939:118-126)其三则是理性选择理论,将农民革命理解为革命者采取最佳策略动员农民的一个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理性的农民因出于对个人利益的最佳权衡而决定是否响应革命者的号召。(Popkin, 1979:18-27,1988:9-14)①我们看到,虽然这三个传统看似截然不同,在学术界也常常爆发尖锐的争论,但有一点它们则完全一致——它们都是从行动的视角来理解农民革命的。换言之,它们都认为,农民革命最主要的元素是一系列大规模农民参与的集体行动——无论这种集体行动被叫作反叛、抗议、斗争还是其他。②它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则都是要因果式地解释这一现象:为什么一大批农民能够被激发起来,参与这种集体行动?道义经济理论强调的是农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农民社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理性选择理论则认为应考虑更为细致的个人的利益、选择与策略。

   国内外针对1921—1927年中国农民运动的经验研究,便主要是在上述三大理论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国内的研究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将农民运动理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阶级斗争的早期尝试,例如曾宪林、谭克绳对全国范围内农民运动经验的总结(曾宪林、谭克绳[编],1990:233-234),以及杨绍练、余炎光对广东农民运动的分析(杨绍练、余炎光[编],1988:5-10)。此外,则在党史领域有一大批研究专注于考证农民运动的历史细节。这方面最新研究的一个详细综述,可见于黄家猛(2014)。这些研究主要使用的材料是中共方面的文件和农民运动时期重要刊物(例如《中国农民》)上的文章。充分利用国民党方面原始档案的研究则首推梁尚贤(2004)。而西方的研究则主要是受道义经济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其中的典型代表分别是马立博(R. Marks)对海丰农民运动的研究(Marks,1984:第 7章)和霍夫海因茨(R. Hofheinz)对海丰、广宁和花县三地农运经验的分析(Hofheinz,1977:第 7-9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位学者都重点研究了海丰案例,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马立博认为驱动海丰农运发展的关键线索是农民社区的内在动力(Marks,1984:192),而霍夫海因茨则认为是革命者杰出的组织和决策能力(Hofheinz, 1977:67,179)。③

   本文将通过分析1922—1926年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对上述三种理论传统进行这样的补充:农村革命和农民运动,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一系列农民反叛或抗争的集体行动,还应该在另一个维度上,理解为乡村政治系统的重构。分析的重点不应仅仅着重于农民为什么能够被动员起来进行集体的反叛,不应仅仅着眼于农民与革命者行动背后的利益、选择与策略,还应该着重于乡村政治的基本构造有何变化——具体则可能体现为:权力的重新分配、关键公共问题的重新界定、治理方向的重新定位、政治正当性的重建等。行动和政治系统重构这两个维度既不能彼此化约,也不是彼此隔绝,而是以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和相互作用。

   而正是在政治系统的重构这一维度上,本文将农民运动理解为一种“革命型乡村政治”的兴起。其与之前乡村政治的不同在于:第一,草根农民的组织——农民协会兴起,成为乡村社会中重要的权力主体和乡村治理的承担者。第二,底层农民社区紧迫关切的事务,而不是正式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要求,被界定为乡村治理所需解决的首要公共问题。第三,源于经济领域的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开始被逐渐政治化,也成为乡村政治的重要议题。第四,乡村社会不再是简单地处于县政治自上而下的控制之下,而是反过来,开始更积极地自下而上向县政治发挥其影响。只有明确提出“革命型乡村政治”这个概念,才能迅速把握住农民运动给农村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不是陷入较庸俗的农民与革命者行为的因果解释之中。

   与此同时,本文并非要否认农民与革命者行动的存在及重要性。如果没有形形色色的个人与集体行动,政治系统的存在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也并非要否认前述三大理论传统对于理解农民运动的作用。道义经济理论强调的农民生存权利,以及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矛盾,在革命型乡村政治中,既是重要的政治议题,也是常见的动员手段,它们对于20世纪20年代乡村政治的建构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理性选择所强调的革命者策略,则是农民协会得以组织起来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本文认为,以革命型乡村政治作为核心概念,反而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三个理论传统,可以映照出这三个传统各自的侧重如何可以共存于一个主要线索之下,而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

   本文所强调的革命型乡村政治的兴起,其实离不开一个关键性的场域——县以下的乡村半正式治理空间。这个场域与农民运动乃至后来的根据地武装革命的密切关系,是迄今为止的中国革命研究所忽视的。在清代,正式的官僚体系到县为止,而指导其基层官僚体系运作的主导思想是一种简约主义,亦即,地方行政以满足税收和治安为首要目标,而且这两项目标的实现并不依靠将官僚体系一直下沉到最草根的自然村层面来完成,相反,而是普遍地借助于县乡民间社会的头面人物的影响力来运作。这些头面人物往往是具有功名的绅士,但在更为草根的乡村社区也可能是没有功名但有较高威望和较富有的平民。同时,县政府会在乡村社会任命没有薪水的“准官员”(例如乡保)。这些“准官员”由社区提名,并不属于正式官僚体系的一分子。他们是县政府要求乡村所完成的任务的具体经办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在野头面人物保举的民间与官方之间的缓冲器,为了顺利执行县政府下派的任务,必须取得这些头面人物的合作。但也有可能有些头面人物自己亲自充任准官员,并且利用这个职位牟利。(Huang, 2008)

   这种治理模式,自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9世纪中期,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不得不给予民间社会的头面人物更多的权力来组建民间武装,以对抗农民的反叛。这些头面人物,尤其是和县政府有更多联系的地方上层绅士,在组建民间武装的过程中,还进一步获取了抽取非正式土地税(亩捐)的权力。伴随着这一“地方军事化”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绅士及其他庶民头面人物权力的扩张,以及他们对地方治理事务不断加深的介入。(Kuhn, 1970:91-92)由清末到民初所推行的“地方自治”,试图通过将地方头面人物对治理的介入合法化,一方面将他们的行为约束在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又调动起其积极性来治理官僚行政所无力覆盖的公共问题。但是和这一期待截然相反,地方自治实践日益表现为地方头面人物和县官方之间的权力斗争(常常围绕税收和财政),而不是齐心协力地促进公共利益。(Kuhn, 1975:278)广大农民非但没有从地方自治中获得好处,反而要背上因其开销而增加的税费负担。更有进者,到民国初期军阀混战的时代,因正式官僚行政的稳定性和权威大大降低,地方头面人物所受的自上而下的约束亦大大减小④,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变异为汲取乡村资源为自己谋利却又不回应乡村社区急迫公共需求的“土豪劣绅”,并且往往组织起较强的民间武装来作为确保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尤其是一部分上层的“土豪劣绅”,甚至还左右着县行政。我们这里所提出的革命型乡村政治,便是发生在民国初期这个变异了的乡村半正式治理空间里。正因为此,农民协会和“土豪劣绅”之间的冲突成为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而且因“土豪劣绅”往往有强大的民团武装作为后盾,所以农民协会在与他们的冲突中,也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武装与之对抗。这体现的则是广东深厚的地方军事化传统对革命型乡村政治的形塑。

   而本文之所以将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这种新的乡村政治称为“革命型”的,意在强调它代表着与19世纪中叶以来政治变迁的大趋势完全不同的一种另类选择。如前所述,伴随着19世纪中叶开始的地方军事化和19世纪末开始的地方自治改革,政治变迁的主要趋势是权力不断地由官僚体系向民间头面人物转移。政治竞争、控制与反控制主要发生于正式官僚与民间头面人物之间。在他们之下的广大草根农民其实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其意愿对县乡政治没有影响,而只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而在20世纪20年代,经由知识分子革命者下沉到草根农民社区而孕育出的革命型乡村政治,恰恰是以这些之前被排除在外的草根农民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以满足其意愿和诉求为主要的治理目标。这是一种与清中叶以来政治变迁十分不同的重组乡村政治的方式,是在官僚行政和在野头面人物之外开辟另外一片政治空间的全新尝试。正是在这个与传统断然决裂的意义上,我们将这种全新的政治重构尝试称为一种“革命型”的乡村政治。⑤至于它是受到怎样的刺激而在中国萌发的,又与1927年之后的中共苏维埃根据地革命有怎样的延续和差异,则是另外的研究课题了。

  

二、海丰的微观案例

   在1921—1927年的农民运动中,彭湃所记录的海丰农民运动拥有详细的微观信息,是在这一时期所有调查或报告中,最为细致、最为下沉到基层的。彭湃记录了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的细节事件,农民协会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以及农会众多决策的形成。他还记录了海丰乡村与县城中其他权力主体的表现,以及它们与农会的关系和冲突等。在海丰经验里,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革命型乡村政治的几个要素,包括农民协会的创立和发展、乡村治理专注于农民社区的迫切需求、阶级矛盾的政治化、乡村政治自下而上对县政治的影响等,是怎样逐步成熟的。我们将沿着时间线索勾勒1922年春到1923年夏海丰农运的演进历程,同时随时指出其经验与前述本文概念框架之间的联系。

   1922年春彭湃最初进入海丰县赤山约⑥农村时,指导其行动的,是一个简单的阶级理论:他动员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其宣传的重点,是地主通过重租对农民的剥削。他劝说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可以共同反抗地主,以组织的力量实现减租的目的。农民对他的减租理论,虽然深感兴趣,但不敢加入农民协会。经过一个多月,只有三十几个农民加入了彭湃的农会。彭湃回忆,此时“要求农民加入农会,则比什么都困难”。(彭湃,1926:125)

在这个困难的阶段,一件和地主-佃农矛盾无关的事发生了。一个农会会员的童养媳,不小心溺亡于厕池中。娘家亲属三四十人来势汹汹前来报仇,要求偿命。彭湃召集起全体会员与前来报仇者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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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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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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