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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德如: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更新时间:2016-04-02 21:05:04
作者: 颜德如 (进入专栏)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他们退居乡村成为乡村社区具有社会-文化威权的阶层,在地方学务(如社学、义学、族学甚至私塾)、地方公产(如社仓、义仓以及族产、学产等)、地方公务(如道路修筑、桥梁构建、学宫营造,甚至寺庙修缮)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绅或乡贤始终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12]到北宋时期,蓝田的吕大忠、吕大钧兄弟等地方乡贤自发制定、实施的《吕氏乡约》,为乡贤主导乡村治理开创了制度建设的先例。明清以后,乡约由自发的道德自治组织变成官僚政府的下属机构,并与保甲相结合 (比如吕坤的乡甲约),甚至逐渐出现了军事化的倾向。[13]尽管如此,乡绅自治这一传统依然被传承下来,成为当代乡贤协同或自主乡村治理的重要历史依据。

  

   4.济世安民的抱负是实行新乡贤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撑。

  

   孔子曾说:“君子疾没世而无名。”一个人要对国家和社会有用,才能有好的名望,去世之后才能为后人纪念。只要社会清明,就应该积极出来效力于国家,“邦有道,则仕”(《论语·卫灵公篇》)。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国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有用于世。孟子也常游历诸国,曾达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排场,还说过自信满满的话:“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上》)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推销自己的王道。可见,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儒者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自觉学习和发扬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抱负的最好写照。济世安民的抱负致使退居乡村的士大夫热忱献身于桑梓的各种建设事业,为乡村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公务等发挥着其他平民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此,自东汉以降,迄于明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使之成为家族、乡村以至后世顶礼膜拜、效仿的对象。这种对国家、社会安定发展的道义担当,亦可成为当今乡贤制度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

  

   三、积极发挥新乡贤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之实现,主要表现为“德”、“言”与“功”三个方面,《左传》将之定为“立德、立言、立功”。古代的乡贤亦受此熏陶。他们之所以被旌表,主要是在五个方面发挥作用:崇文重教、敦化民俗、管理公产、促进公益、协和乡村。之所以如此,除了他们公认的德行与强烈的责任感外,还在于人格的相对独立,以及古代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性与自洽性。也可以说,乡贤在乡村社会一直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沁入人心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还在于它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礼法体系。从编撰《吕氏乡约》的吕氏兄弟来看,他们被人誉为“一门礼义”,希望将自己道德关切付之实施,“道德性命之际惟躬行”(冯从吾:《和叔吕先生》,《少墟集》卷19)。还喜好《周礼》,“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14]

  

   由上可见,要积极妥当发挥新乡贤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亦可以在文化与制度两个维度下大力气,长期坚持,终望成可承继的传统。

  

   1.文化建设举措

  

   从文化建设来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切实进行:

  

   一是继承与光大古乡贤的精神遗产。乡村社会要结合本地的历史实际,如果确有古乡贤留存的遗迹,就应花大力气去整理相关的文献和发掘可能存在的文物,像浙江上虞区那样,成立必要的古籍整理与文物保护工作小组,组建乡贤研究会,以便专门研究总结历代乡贤的精神遗产。还要借助各种平台和载体,尤其是在幼儿教育、小学教育的相应读物和文化活动中,以简单明了、通俗有趣的故事来传播古乡贤的嘉言懿行。如果还有留存的乡贤祠,应积极组织修缮,以便时人游访和瞻仰。如果本地确实没有古乡贤的遗迹或没有记载的古乡贤人物,一方面可以在更大的区域(如省、市)去学习汲取古乡贤的精神,另一方面还可以整饬族谱和祠堂,从家族发展史的角度去探寻值得后人感念的先人的事迹或文物典章。通过上述做法,不仅使我们睹物思人,更要效仿先贤的精神而化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具体行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行动直接继承的就是《吕氏乡约》,而吕氏兄弟并非梁漱溟故乡的先贤。他主要借助“乡农学校”来进行改造中国乡村之运动。他说:“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这个机关主要的是讲求进步;而同时我们即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见我们的组织。”(《乡村建设理论》)这说明,当下倡导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不取决于本土是否有古乡贤,而在于对贤人或者精英的尊重,在于对德才兼备者的敬仰与期待,在于形成尚贤用贤爱贤的人才观与醇厚民风。

  

   二是培育与凝聚新乡贤的文化路径。今天的中国乡村社会,已经不可能存在像古代那样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了。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人为之。新的时代必将有契合它的各种秀异分子。因此,不同的乡村区域,应结合本土实际,着力培育和凝聚新乡贤,比如绍兴组织部门正在实施的民间人才“万人计划”,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评星级。在我们看来,应从以下方面积极塑造新时代的新乡贤:

  

   情感认同。一方面以故土情来激发本地民众或者吸引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同乡对家乡的热爱、眷恋,使他们积极去参与、支持乃至组织建设美丽乡村的各种事业;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考虑我们当下在乡村推行的各种政策制度,是否契合民众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即孔子说的人之七情),是否是以普通人的具体情况为出发点、落脚点,制定、调整各项政策制度。孔子讲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孔子家语·礼运》),务必要引起政策制度制定者、修订者的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我们在乡村社会推行的各项举措,才可能引起民众包括新乡贤的情感上的共鸣与认同。一项明显违逆人情、人欲、民俗的措施,是难以被民众所认可并广泛实施起来。上个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能够迅速而全面推行,不仅在于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更重要的是它顺应民心、契合人情、满足民欲。

  

   价值引领。中国古代的乡贤,一方面“他们在地方上热心公益,保家卫国,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又积极“推行以儒家为主的社会价值观,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15]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可以扎根乡村?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和载体来扎根乡村?在我们看来,首先要弄清楚乡村社会民众的价值追求是什么,他们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关系。这其实涉及一个核心的问题:价值观是国家自上而下塑造起来的,还是社会大众自发养成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民赋予现实生活意义的一套价值系统是“传宗接代”,“通过传宗接代,个体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子子孙孙向下传递的无限事业中,产生永恒意义。”但如今农民的“这种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中个人奋斗、自我实现的价值并不相容,正被作为愚昧落后观念被遗弃”。[16]当下农村出现了基督教文化盛行,从侧面隐性反映了农民当前信仰缺失这一令人深忧的问题。[17]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民众面临着安身立命的价值如何构建的重大问题。到底构建什么的价值观来促进乡村治理呢?我们认为,应从人本性、乡土性、亲善性和现实性四个要素来综合思量、培育和传播乡村社会的发展目标,使之成为本土的文化共识,使之成为“与基层治理相适应的价值文化与社会认同”[18]。一般而言,友善、诚信、互助、和睦、公道、安康,是乡村社会民众乐于接受、愿意遵守和易于传承的价值信条。我们应该以多样化的方式来涵养、弘扬与巩固它们,使其真正沁入人心,外化于行,融贯于各种举措之中。新乡贤正是熔铸和传播这些价值的积极力量和重要支柱。

  

   荣誉认可。“乡贤”在中国古代社会本身就是对有德行、有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肯定,是一种荣誉认可。地方上还建有供奉他们的乡贤祠,以便世人铭记他们的嘉言懿行、学习他们的献身精神、怀念他们的恩德善行。这更是一种令家人、族人和乡党倍感荣光的无上荣誉。当下,对新乡贤的激励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形式:颁发牌匾,让世人瞩目;汇编成曲,令世人传唱;绘像于墙,使世人观瞻;列入馆藏,供世人感念;载入方志,俟来者效仿。

  

   教育涵养。古乡贤及其事迹已经不可复原和再现,但他们的道德精神与力量通过文献和文物在代代相传,这就形成了乡贤文化之传统。他们的道德精神和力量主要体现为六个方面:“宗儒守道,匡扶正义,崇文右学,敬宗收族,乐善好施,务本求实。”[19]我们当下培育和凝聚新乡贤,不仅利在当代,更是功在千秋。为此,就要形成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这样他们的道德精神和力量才可以传承下去,才可以成为涵育乡风、敦化民风、醇厚人心的持久力量。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总结出每一地域新乡贤的道德精神,然后再通过两种常态化的途径加以传播、颂扬与承继:第一、融入蒙学内容,使孩子自小就对乡贤有向慕之心,以他们为榜样,激励他们端正德行,立志贡献地方和国家。第二、载入族谱,形成家训,以便垂范后人,供他们传习和效法,使家族永沐荣光。

  

   2.制度建设举措

  

   如果说,通过多项文化建设举措,使敬乡贤、学乡贤、当乡贤成为一种风尚的话,那么还应在制度建设方面下功夫,为积极、持续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多样化的途径和渠道。

  

   一是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并不等于要废弃既有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而是进一步完善这种正式制度。作为“民主”制度,它应畅通民意、民情表达的管道,使乡村社会的各种意见、声音得以公开表达,促成各种符合本土实情的发展建设决议得以出台和执行,最终使民众的各种愿望、理想可以有序达成。新乡贤正是民意、民情的汇聚者和代言人。作为“自治”制度,它应想方设法拓宽和开辟包括新乡贤在内的民众的参与治理的机会、渠道。可以主动聘任新乡贤担任乡村管理机构的顾问,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长处,再分成各种顾问小组,增强议事的专门性和专业性;可以像有的学者建议的那样,直接请新乡贤挂职“村官”和乡镇长助理[20];还可以直接选任他们担任乡村管理机构的有关职务,具体参与决策和治理,改善乡村治理的干部结构,提高决策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二是自主成立议事监督组织。新乡贤作为公民群体中的组成部分,可以依据宪法法律以及相应法规规章的规定,自主成立三种组织:研究性的组织,比如乡贤研究会,侧重对古乡贤的发掘与传承,进而提出相应的改进乡村治理事务的各种建议;协商性的议事组织,比如乡贤参事会,直接就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出现的问题、情况、矛盾等,进行具体商议,形成一定的决策性意见,直接上报有关机构;亲善性的组织,比如乡贤宗亲会,直接就家族内部事务及其与外部事务的融洽相处、和谐发展进行协调解决,将各种矛盾、纠纷有效化解,“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2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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