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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

更新时间:2016-04-01 23:24:36
作者: 尤陈俊  

   清代的官员们在向民众宣扬讼师之恶时,往往都极力强调其贪婪成性的逐利之徒特点。这种贪利讼师的形象刻画,可以在一些真实的讼师案例中找到原型,并被一些文学作品所放大。将官代书的收费情况和一些实际案例中讼师所收的写状费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中的讼师收费通常要远超官代书的规定收费标准和实际所收报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讼师收费皆是高不可攀,因为除了那些精擅此道以至于引起官府注意乃至被查拿严惩的讼师外,还有很多偶尔为人代写词状的下层识字人士其实只收取较低的酬劳,而后一种情形通常不容易在史料中得到具体记载。清代官方借助于对“贪利讼师”这一模式化形象的塑造和宣扬,来对民间助讼之人进行整体污名化,试图以此警示民众要远离这一“危险”群体,从而避免更多的诉讼案件被催生出来,以减轻诉讼社会之背景下日趋严峻的现实压力。

  

引言            

   所谓“健讼”(或称“好讼”、“嚣讼”)之风,自从宋代开始出现在帝国境内的一些区域之后, 到了明清时期,更是从东南沿海和南方诸省向其它地区广泛蔓延。 一些地区(尤其是江西)甚至自宋代以来即被视为健讼之渊薮。 其所导致的后果,直接体现为很多地方官府所面对的讼案在数量上激增不已,从而呈现出诉讼社会的景象。 而由于受治理理念、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帝国政权并没有采取在地方官府中大规模增设包括州县官在内的常规官僚的方式,来积极应对总体上不断扩大的民间词讼规模。

   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受困于健讼之风所导致的衙门积案的各地官员,在哀叹世风日下的同时,常常不约而同地将其主要归咎于有一群不安分之人在民间架词挑讼和推波助澜。在宋代,此类人物往往被唤作“珥笔之民”、“佣笔之人”、“讼师官鬼”、“哗魁讼师”、“健讼之人”等。 到了明清时期,这群为官府所痛恨的人士,则通常被统称为“讼师”或“讼棍”,各地官府还经常通过张贴告示等方式,对此辈人物进行口诛笔伐。尽管在16世纪以降的戏剧、小说和民间故事中还有一种尽管在道德上存在瑕疵但却并未必邪恶的狡黠讼师形象, 明清时期流传的一些讼师秘本甚至还力图展示一种讲求“伦理”的善讼师形象, 但那种为官府所极力塑造和宣扬的恶讼师形象,无疑是帝制中国晚期关于讼师这一人物类型的传播范围最广且给人印象最深的模式化刻画。

   清代的官员们在历数讼师之恶时,“常常习惯用教唆词讼、包揽词讼、颠倒是非、惯弄刀笔、架词越告、打点衙门、串通衙蠹、诱陷乡愚、欺压良民、从中取利、恐吓诈财等用语来描述他们的行为”。 倘若总结上述官方所称的讼师诸多恶行之本质特征,则大致可以概括为“狡诈”和“贪婪”。如果说官方话语中对讼师之“狡诈”的强调,是为了从道德层面上警示民众要与这些危险人物保持距离,那么刻意强调讼师贪婪成性,则是从更为现实的经济角度,提醒人们要时时提防掉入这些逐利之辈所设的索财陷阱。不过事实上,“狡诈”的讼师常常意味着是一把双刃剑,社会大众也并非完全对其避之唯恐不及。一位具有狡黠才智的讼师(例如昆曲《四进士》中的宋世杰),有时也能够充当某些弱势群体(例如寡妇)的倚靠,将后者从所不幸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中解救出来,从而受到当事人的感激和人们的赞许。 因此相比而言,对于大部分的民众来说,上述官方话语中最能直接刺激他们要远离讼师的,还是所宣称的讼师皆为贪婪成性之辈。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展示清代的官方话语是如何塑造那种人憎鬼厌的贪利讼师形象,其次探讨此种贪利讼师的形象塑造可能来源于哪些类型的真实素材,继而从讼师最具特征的业务内容——代写词状——入手,利用具体的数据讨论讼师收取的费用是否真的皆如官方所说的那样高昂得足以使人倾家荡产,最后则结合明清时期诉讼规模的总体变迁,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剖析这种贪利讼师的形象塑造为何在这一时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并附带简要论及这种模式化的人物形象刻画对近代中国律师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清代官方对贪利讼师形象的刻画与渲染            

   清代的官员们往往强调,正是那些讼师、讼棍们暗中兴风作浪,才使得帝国衙门面临的词讼如此纷繁乃至走向积案难结之困境。用当时一位地方官员的原话来说,“因思积案所以不结者,讼棍之把持,串唆为之也。” 官员们屡屡向百姓宣称,讼师为人助讼,绝非无偿效劳,乃为牟利而来,甚至专门以从中渔利作为其生活之赀。

   乾隆四年(1739),湖南省颁布了一则饬谕代书出首讼师的告示,在痛斥讼棍“遇事生风,藐法唆讼,架词越告,或以细故而装点大题,或凭空而捏称活现,逞刁笔做稿,令代书照誊”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此等讼师,只图骗酒食,赚银钱,以养家肥己。” 乾嘉之时为官的张经田,在谴责讼师“害莫大焉”时声称,“乡愚无知之徒,豪猾喜事之辈,一纸一字,一供一结,莫不听命于讼师”,而那些“以讼为业”的讼师则“坐地分肥,从中主唆”。 张五纬在嘉庆朝前期于湖南岳州任知府时,曾在一则批词中指出,那些为当事人主谋的“奸巧之徒”,“藉讼事以温饱,赖讼费以养家。” 在另一则告示中,他还描述了那些讼棍们是如何借挑词架讼来从中渔利:“平日守分之人听其煽惑,竟若长城可恃,银钱任其诓骗,酒肉供其醉饱。及至经官审理,全属子虚。愚民身受刑罚,家资耗散,讼棍则囊橐充盈,置身事外。” 晚清时期为官的庄纶裔更是明确说道,高昂讼费使原告、被告均深受其累,“而讼棍独于此衣食是赖,惟恐一日无讼,则一日无生财之所。”

   一些官员还强调说,讼师、讼棍不仅借挑唆民人兴讼以便从中渔利,甚至在当事人双方不愿终讼而希望和息之时,欲壑难填的此辈还往往百般阻挠而不肯罢手。

   嘉庆八年(1803),浙江按察使在一则要求治下严肃整顿吏治的文札中描述说:“讼师获利,讼者受罪,甚至被唆之人不愿终讼而讼师迫之不使休歇,贻害两造,以供胥役之鱼肉,可恨已极。” 一代名臣刘衡曾如此写道:“民间些小事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讼棍者暗地刁唆,诱令告状。迨呈词既递,鱼肉万端,甚至家已全倾,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讼师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为害于民,莫此为甚。” 同样的看法,也见诸另一位地方官方大湜的笔端。他在19世纪后期强调:“不论大案小案,均有讼师唆耸。甚至两造均不愿终讼,而讼师欲壑未盈,不肯罢手。为害于民,莫甚于此。” 19世纪末的另一位地方官柳堂,也曾论及那些不得财便不肯息讼的讼师之贪婪本性:“更有一般架讼之人从中拨唆,应结不结,使逐年累月缠讼不息,其实两造之夙愤已平,欲求不讼而不得,书役讼棍遂有借此旁生诡计,代递息呈必需厚给讼费,大众分肥,方能无事。” 他还专门撰写了三则劝民息讼的俚歌,并印制数千张分发给塾师、庄长,命其向民人详为告诫,并且还对能背诵此俚歌的百姓予以奖励(童蒙之人赏以笔墨纸张,农民则赏以折扇、手巾等物)。在这三则劝民息讼俚歌中,第一则即是指陈贪利讼师之刁诈:“一劝吾民要息讼,讼师与尔写呈词、教口供,不过贪尔酒肉,将尔银钱弄,赢了官司,百般索谢,一有不遂,架人将尔控,输了官司,说你不会说话。丢财惹气,落个不中用。讼师之言,千万不可听。一劝吾民要息讼。” 道光年间为官的何耿绳则说得更为直白。他直斥那些乡民向其“痛哭叩求其息事而不可得”的讼师为“耗财之源”:“民间雀角细故,原可平情理释。百姓初无涉讼之心,多因讼师唆弄煽惑,遂尔架捏虚词,牵连无辜,混行呈告。在讼师之意,只图耸准拖累,得以从中取利,并不乐于对簿。是以串嘱书差,多方捺搁,迨原告不愿终讼,情甘具息请销,而讼师之欲壑未充,又复从中钳制,使之欲罢不能,甚至有痛哭叩求其息事而不可得者。故讼师之一事,实为乡民耗财之源。讼师尤为民间之害。”

   电影《审死官》,1992

  

二、实虚之间:贪利讼师的实际案例与文学形象            

   这些关于讼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描述,并非全属空穴来风。清代的司法案例显示,因为唆讼敛财而被官府抓拿在案的无良奸徒时有所见,而这些具体的案件又使得贪利讼师的总体印象在帝国官场和社会大众当中更加扩散开来。以下便是清代两则关于此类逐利之徒的实际案例。

   康熙年间,福建汀州府的丘娄上(即丘联奎)、丘品上(即丘世恭)连同王章等人,仗恃武庠身份,狼狈为奸,起灭词讼。康熙三十五年(1696),丘娄上和丘品上制造事端,教唆曾荣兰出名诬告监生林瀚,将本无讼心的后者逼至不得不到衙门反控的境地。在这起由此二人挑唆而成的讼案中,丘娄上和丘品上“两助干戈”,即“原被两造皆主于娄上之家,彼此告词皆出于娄上之主裁而成于品上之刀笔”,其中从林瀚那里敲诈得到纹银50两。后来由于林瀚无法忍受其“欲壑难填,诈骗无休”而向官府告发,丘娄上和丘品上被官府饬令捉拿。两人被拿获后,另据民人林元云、丘岳永分别告称,丘娄上先前曾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二月间主使卢攀光先以“强奸孀女”诬告林足满,后又以“受贿灭伦”为由,罗织林足满的同房族亲林先云等叔侄五人,借浼情关说之名,勒诈林元云等五人每人各出银35两1钱,结果共骗得银175两4钱。 又在同年六月间与王章一起捏造匿名揭帖,首告生员丘洪基,并将丘洪基的父亲丘生初、弟弟丘岳永牵连在内,声称可以料理完结。结果从丘岳永处勒诈到纹银62两,除分给王章10两外,其余的52两均被纳入自己囊中。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二十二日,当地官府以拿究讼师事,檄饬密拿丘娄上和丘品上,但两人闻风远飏,直至该年十一月间才被缉获并押解到府。当地官府在审理后,除了将二人分别重责枷号外,还将其诈骗所得的银两追没入官或给还原主收领。

   丘娄上与丘品上之恶主要在于,为了从中渔利,他们对初无涉讼之心的民人百般唆弄与煽惑,甚至不惜制造事端而终将民人拖入讼案。而下面这起案件中的陈载恒,则不但起初教唆他人捏造事由进行诬告,并且在当事人后来惧怕诬告受罚而意图求息之时,因未能诈得钱财,竟然不肯罢手。他的恶迹,属于前述提及的“被唆之人不愿终讼而讼师迫之不使休歇”的那类情形。

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间,江苏宝山县县民孙岳廷向其姑夫姚忝借钱未果,回家途中遇到相熟的陈载恒,于是忍不住向后者抱怨。陈载恒见姚忝家道殷实,便怂恿孙岳廷到衙门告状,以从中渔利。但孙岳廷百般思索后,仍觉得无事可告。陈载恒想起姚忝有一位名唤玩姐的义女与孙岳廷的胞弟孙好金正好年纪相仿,于是便教唆孙岳廷捏告姚忝曾将玩姐许配给孙好金但后来却嫌贪赖婚,并声称如能诈得钱财便两人分用。孙岳廷禁不住陈载恒的百般挑唆,于是答应让其弟孙好金控告姚忝。陈载恒当即伪造了庚贴,并以孙岳廷胞弟孙好金的名义写好呈词,让其到县衙投递,而自己则冒称是原媒证人。当地县衙收到呈词后,准词拘讯。孙好金后来害怕万一被官方审出诬告则将将受到惩罚,于是萌生递呈和息的念头。他在十月初一邀同另一位同胞兄长孙朝二,前往陈载恒家中商议。不料陈载恒必欲榨得钱财方肯罢休,扬言姚忝若不肯出1万文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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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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