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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清代讼师贪利形象的多重建构

更新时间:2016-04-01 23:24:36
作者: 尤陈俊  
就将其家的耕牛拉走变卖。孙好金等人急欲息讼,勉允随行,与陈载恒一起来到姚忝家中。陈载恒表示姚忝须出钱1万文方才与其息讼。但姚忝对这一无理勒索不予理会。陈载恒气急败坏,于是让孙好金、孙朝二等人将姚忝家中的耕牛、衣物强行抢走,变卖之后分赃。无辜受殃的姚忝到县衙告发。县官接到告状后,将陈载恒等人拘拿到案。涉案众人经堂讯后供认不讳。江苏巡抚认为“陈载恒唆使孙岳廷诬告赖婚,冒媒勒诈,抢取牛物,变钱分用,实为播弄乡愚,吓诈扰害”,决定“除抢夺轻罪不议外,合依棍徒生事扰害发遣例,改发极边烟瘴足四千里充军,面刺‘烟瘴改发’四字,到配杖一百,折责安置”。刑部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二月覆审该案时,支持江苏巡抚的上述处理方案,批示“均如该抚所咨完结”。

   诸如此类讼师贪利榨财的描述,不仅见诸明清时期的一些实际案例,而且至少从明代开始,便已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常见内容。

   明代小说 《醋葫芦》 中,讼师冯是虚在向事主加价索酬且数完无差之后,方才提笔为其写状,却还声称“不是小子爱钞”。 在白话小说集 《二刻拍案惊奇》中,凌濛初更是为我们刻画了一群教唆词讼、勒索巨金的无赖棍徒形象。铁里虫宋礼、钻仓鼠张朝、吊睛虎牛三、洒墨判官周丙和白日鬼王瘪子,平日专门挑弄是非,扛帮生事。这伙人不知从何处得知,以卖粉营生的朱三家的儿子,实系城中莫姓巨富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宋礼等人某日获悉莫姓巨富身故,便来到朱三家中,怂恿其打官司争分莫姓巨富的家产。朱三夫妇禁不起宋礼等人的百般唆使,应允到官府告状。宋礼等人声称 “打官司全靠使费与那人力两项”,要朱三写下一千两的借票才肯帮其打理。

   讼师勒索巨金的类似故事,更是频频见诸清人的笔记小说和逸闻汇编之中。这些记载所描绘的讼师,给人的深刻印象便是其收入不菲,甚至相当丰厚。清代笔记小说 《巢林笔谈》中那位据称因遭报应而毙命的叶姓讼师,生前便 “尝以揽讼重贿”。 有学者根据《清代笔记小说类编·案狱卷》和《清稗类钞》中记载的十五则讼师事迹,对其中所描述的讼师得财情形加以统计,结果发现除了两例为当事人自己主动许诺给予谢金外,其余多被描述成是贪利讼师主动索要为数颇为可观的报酬,且其中诸位讼师所得的报酬,往往要么被写为 “五百金”、“千金”、“二千金”或“三千金”等实数,要么以“多金”、“巨金”、“重金”之类的虚数加以概称。 从这些描述来看,讼师给人的印象似乎向来都是贪婪成性且诈财甚巨。

  

三、清代讼师案例中所见的代写词状收费情况            

   明清时期的官员们在指陈讼师之害时,往往将其主要恶行概括为“教唆词讼”和“包揽词讼”。“包”与“揽”同义,而“揽”在旧时多具贬义。 所谓“包揽词讼”,是指讼师在诉讼的全过程中承包其事,特别是承包与衙门胥吏、差役的交涉。 《湖南省例》将讼师所为之事分为“唆讼”与“包讼”,并进一步将讼师细分为“唆讼而兼包讼者”和“唆讼而未能包讼者”: “乃有讼师,遇小民一时之气愤,辄挑唆告状,诱人犯法,而见有健讼之辈,尤喜其奸得售,海市蜃楼,任其驾捏,只图告准,不顾审虚。因又有包讼之棍,向与上下衙门熟识,而出兜揽,招寓于家,一应房差费用,代其料理,捏称门路,说合打点,指撞钱财,肆无忌惮。有唆讼而兼包讼者,拔长刀笔而家又安歇,诸人大抵蠹吏劣衿之流。有唆讼而未能包讼者,地方游民粗知文墨,与人代作词状,引至包讼之家,彼此结证,欺骗瓜分。” 不过在实际中,“唆讼”与“包讼”的界限常常只是一步之遥。不少讼师不仅教唆民人架词构讼,而且其所作所为也往往涵盖某些包讼之事。明代小说《禅真逸史》中载有一篇《唆讼赋》,其中形容讼师不仅“写呈讲价,做状索钱”,而且“乘打点,市恩皂快;趁请托,结好吏书。” 清代的一些官员在描绘“教唆讼棍”所为之事时,也指出此辈除了“专哄平人告状”之外,“讼端既兴,则运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愚者落局倾财,彼则暗中分扣。” 由于“包揽词讼”意味着免不了要打点贿赂胥吏、差役,故而当事人需要支付给讼师的费用为数更巨,“包揽词讼”的讼师通常也会索财尤厉。 例如道光年间那位开店包讼的南汇县监生叶墉便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包揽词讼”的讼师,其实往往并非主要依赖写状能力营生的人士,而更像是在衙门与当事人之间来回兜串的诉讼掮客(litigation broker)。 此类人物代为打点贿赂所需的费用,常常是无底深渊。 而这种费用的高昂,往往又让人们对讼师榨财的印象更为固化,从而使得讼师贪利的话语流传得更为广泛。

   包揽词讼的费用通常因人因案而差异甚大,再加上在当事人付给讼师的那些费用之中,除了给其本身的报酬之外,还包括请其代为打点的部分。因此,我们很难直接据此来评断讼师本身的贪婪程度。要验证讼师皆是惯于贪索高昂费用的流行说法究竟是否属实,或许还得主要视讼师业务内容之中最基本的那一部分而定。而在讼师的所有业务之中,代写词状是最具特征的一项内容。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又将讼师称为“状师”的原因所在。

   讼师为人代写词状的报酬,尽管同样也可能在不同的案件之中差异颇大,但通常会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尤其是当一些讼师将代写词状作为长期业务时更是如此。考察讼师代人写状收取费用的多少,或许能够使我们对讼师需索钱财的一般情况和实际程度有重新的认识。刚毅在光绪初期出任广东惠潮嘉分巡道时,曾派亲兵乔装打扮后去接触当地揭阳县的一位讼师,“诈称欲控某人,托伊编写呈底,送洋银二元以作润资”。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诸如此类写明写状费用具体数额的史料记载非常罕见,通常只是在少数的讼师案件材料中才能看到一些更为丰富的具体信息。

   乾隆年间广西的覃必俊案            

   广西巡抚姚成烈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十四日上呈给皇帝的一份奏折当中,透露了当地讼师覃必俊多年来代写词状的所得报酬情况。

   广西修仁县县民覃必俊,据称“与次子覃老贵素习刀笔,唆讼作词,得钱包告”。据广西巡抚姚成烈在奏折中所言,覃必俊父子除了为自身之事而勒索他人或作词诬告之外,还曾多次替他人撰写词状,并索取数额不等的报酬。

   乾隆四十三年(1778),覃必俊为县民寥老富代作词状两张,覃老贵也代其作词一张,控告文光汉遗粮不收。两人向寥老富索取写状报酬2000文钱。后因寥老富无力办钱,于是让其帮工作抵。

   乾隆四十五年(1780),县民莫金年因年老乏嗣,招罗老晚为婿。后因罗老晚不务正业,莫金年将女儿另嫁于何老晚为妻。覃必俊代罗老晚作词控告莫金年,得报酬3000文钱。又代莫金年作词控告罗老晚,得报酬9000文钱。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初三日,覃必俊与廖元芳同往赶墟,有相熟的猺人苏扶法向两人抱怨说,自己因借欠莫胜法10千文钱未还,屡被莫胜法逼讨辱骂,气忿难释。覃必俊、廖元芳于是乘机教唆苏扶法包告抄抢,声称若如此照做,不但所欠债务可以不还,而且还能对追赃银获利,但要苏扶法先交给他30千文钱,才肯帮他代写呈状。苏扶法在七月初七向亲友借得15千文钱,就近挑到廖元芳家中交给覃必俊,并表示尚欠着的另外15千文等到在衙门告准后再行找补。覃必俊这时方才将写好的词状交给苏扶法。覃必俊分给廖元芳3千文钱,其余的12千文则留为己用。

   向皇帝呈报此案的广西巡抚姚成烈在奏折中声称,“不特唆讼各案众证供明,及伊兄覃昌贤(覃必俊长子、覃老贵之兄)亦据实供吐”。

   按照此份奏折的描述,覃必俊在乾隆四十三到四十六年(1778-1781)之间,曾为他人代作词状多次,历次实际得钱三千文到十二千文不等,且更多时候是在一万文左右。覃必俊的历次所得,折合银约在3两至12两之间。 对比当时的物价来看,可以发现这个数目颇为不菲。从康熙后期到乾隆末年,全国粮价每石约为1000-1600文。 而根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纂修的广西《马平县志》记载,当地府学拥有的35亩6分学田,一年的租银总共也不过4两4钱。

   光绪年间河北的杨清兰案            

   清末来自河北唐县的一起讼师教唆词讼案件,让我们得以对当地讼师的写状收费情况有所了解。四十九岁的杨清兰系当地人氏,父母俱故,并无兄弟,有妻常氏,但无子女。他由监生捐纳获得巡检职衔,平日靠在县属教书度日。从杨清兰的口供以及相关证供当中,可以得知他在六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八次代作词状的历次收费详情。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内,杨清兰因家贫难度,遂起意代人作词,以补生活之赀。后有与其相熟的民人刘凤安来杨清兰家中,告称自己在与牛凤舞的地亩纠葛中被后者抢去地中粮食,想请杨清兰代其作词,好赴县呈告。杨清兰应其所请,为刘凤安代作呈词一张,收取谢资1000文钱。

   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里,赵明亮将34亩地当给其族人赵清元。后因无力回赎,于是想让赵清元找价绝卖,但赵清元不愿承买。杨清兰得知后,便唆使赵明亮到衙门告状,并为其写好呈词,索取谢资2000文钱。同年九月中,当地民人曲立涵因年老乏嗣而欲立曲锡镛为嗣承继。曲立涵的从堂侄曲振元觊觎曲立涵有地两倾,想要争继,于是找杨清兰商议。杨清兰唆教曲振元捏称曲锡镛串同族亲、越占阻继,向衙门控告,并为曲振元作好词状,得到谢资5000文钱。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来自湖北的民人施客人在唐县县衙控告当地民人李福林等强拿其衣物钱文。李福林请杨清兰代其写状反控。杨清兰为李福林作就词状,在其中捏控差役勒讹私押、代书不敢写状等情节,交给李福林赴府越控。杨清兰此次得到谢资5000文钱。

   光绪三十三年(1906)二月间,民人阎锦亭的胞叔阎士奇意欲承继阎锦亭次祖阎景星,但阎景星因家贫不愿其承继。阎锦亭担心阎士奇一旦承继,则必将分其本门家产。杨清兰于是便唆使阎锦亭状告阎士奇,并代其作就词状,捏称阎士奇母死不殓、持刀逞凶等情。阎锦亭交给杨清兰2000文钱作为谢资。同年七月间,王自富的胞弟王自亮在上屯买梨之时,被侯智等人抢去两车梨。王自富请求杨清兰代其作词告状,杨清兰于是为其作就一纸状词,但此次并未索得谢仪。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中,杨清兰因与杨栋梁互控而被时任唐县县令提讯,在吏房管押。当时有一位名叫望长的僧人,因不守清规而被黄体仁向县禀控。僧人望长情虚,于是与同押的杨清兰商议。杨清兰叫望长递呈反诉,并为其代作词状一张,捏称黄体仁串通腹党阎寅浩、捏诬妄控等情,并收受望长5000文钱作为酬劳。同年五月中,谢连堂从郝化文处承当到11亩地,价钱92串已经交清。但嗣后郝化文声称钱色太坏,要求谢连堂更换。谢连堂不愿。后由巡警局勇涂四从中调解,让谢连堂更换其中的一半钱。谢连堂不服调解,进城找到杨清兰,向其叙说情由,并请其代写词状呈告。杨清兰声称情节太轻,要捏称巡警局首事方钟瑞在警局私设公堂、擅行拷打,才能够被衙门准理。得到谢连堂的应允后,杨清兰为其代作词状一纸,并收取谢仪4000文钱。

后来谢连堂在堂讯时供出实情,杨清兰捏写词状之事因此东窗事发。县官带人亲赴杨清兰家中搜查,搜得从前的词状底稿多张。杨清兰在被抓获后供称:“犯人实止唆讼作词这八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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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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