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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

更新时间:2016-03-30 15:47:36
作者: 邓小南 (进入专栏)  

   写下这个题目,心底再一次抽紧,平时总在憋忍着的眼泪,禁不住一下子涌了上来。

   这半年来,我一直不敢想,一直不敢信,父亲真的远离我们而去了。家中他的书房、他的卧室,还是他熟悉的那些陈设;厚重的书柜中、宽大的书桌上,他常翻的书、常用的笔,也都一一照原样摆放,生怕他会临时因为找不到什么而着急。

   寒冷而漫长的严冬早已过去,睡梦中,我却还是时时惊醒,问自己今天怎么还没到医院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学校里有的老先生因病住进了友谊医院,师友们前往探望,我却不敢去,不敢踏入那以往曾经带着既焦虑又期盼的心情迈入的电梯,不敢经过那曾经如此熟悉的八区十号病房。

   我也曾问自己对于这种情感是否不应放任,师长亲友也时常劝我说父亲走得尊严而又安详。可我知道,大家曾经有多少话想向他说而终于不敢;我更知道,他离开他作了一辈子的学问撒手而去是多么不甘心。

   长期以来,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对于他执著于学术的顽强精神、他特立独行的处事原则,应该说体悟较深;但真正加深对于他的理解,还是在他患病住院的这半年中。

   父亲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正在美国。家人、师友怕我着急,起初曾把消息瞒了下来。我得知音讯匆匆归国时,父亲已经动过了手术。那个又湿又闷的晚上,我带着女儿从机场赶到医院,在姐夫的陪伴下直奔病房。父亲看到我们,高兴之余似乎有点意外,第一句话是:“呦,回来啦!”随即又略带嗔怪地说:“本来没什么大毛病,你用不着提前回来。”看着父亲显得清癯的面孔,面对他一如往日平静自若的神情,我提醒自己应该放松,安慰自己也许情形不像估计的那么严重;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自己沿着喉咙吞咽下去的泪水,感觉到胸中搅动灼痛的强烈不安。

   8月中,父亲短暂出院之后,又因为发烧再度入院。在家的那几天里,他曾经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制定了恢复工作的时间表:从阅读报刊开始,逐步半日工作,争取两周后步行锻炼;他急切地叮嘱北大图书馆的沈乃文同志准备协助他修改《岳飞传》……以他的九十高龄,有如此众多的事情亟需着手,他在医院中格外焦躁,向主管医生、向校系领导、也向我们一次次提出出院的要求。

   9月6日,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采取了紧急措置,一方面供氧、输液,一方面引流,右膊和鼻腔都插上了塑胶管子。即便如此,父亲的精神也没有垮。次日,他的老友、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及夫人来医院探望,起卧已经相当不便的父亲,以颤抖不已的手紧紧地握住笔,挣扎着在《邓广铭治史丛稿》的扉页签上名字,赠给德毅先生留作纪念。在其后的日子里,还有几次,父亲也是不顾我们的劝阻,为赠给其他几位先生的著作亲笔签了名。有时,为了字能成形,他让我捏着他的手写。我感觉到他的手抖动得多么厉害。每次签名之后,他总是怀有歉意地说:“手抖,写得不好。”每逢此刻,我总要悄悄地背过身去,怕父亲看到我忍不住溢出的泪。

   9月13日那天,父亲的病势稍趋缓和,听到前来看望的阎步克教授称赞他“精神挺好”,他回答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了。”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曾有一刻停止对于学术事业的追求。在他病情危重的时候,医生曾经既钦敬又心痛地抱怨说:“他插着管子还看书!来了人,还跟人谈学问!”在病床上,父亲为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文章,数次托人从医院中带出字条,条上的字迹扭曲叠压,令人读之心酸;他准备再度考辨陈亮文集的版本源流问题,反复思索着剖析问题的路径,打算与沈乃文君合写一篇寻踪溯源的文章;他考虑重写宋代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斟酌着章节次第,甚至逐一排出了工作日程……

   父亲人被“困”在医院,魂牵梦系的却是他在家中的书房。他告诉我,在他似睡非睡、神情恍惚之际,曾看见他那堆积盈室、无处不在的书。有次见他精神还好,又急于工作,我提出找一台便携式电脑,在病房中帮他写些小文章。父亲却露出不快的神色,责备我说:“你想到哪儿去了!离开我的书房,离开我的书,怎么能工作呢!”面对一心想着回到书房中去工作的父亲,我一时语塞。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校样,父亲坚持要看。起初他情况还好,《序言》部分,我先读一遍,他再读一遍。后来,他面部插了氧气管、引流管,手臂上在输液,仍然不听劝告,执意要我给他戴上花镜、拿着放大镜,把校样举到他的面前。此时此刻,我深深地体悟到支撑着父亲的那股精神力量,更加理解了父亲对于大事、小事那种近乎执拗的认真。

   对于身后之事,父亲几乎没有提及。但在他很少能再工作的最后时光中,他认真地回顾过自己的一生。9月25日那天,静静的病房中只有我和父亲两人。他对我讲了长长的一段话,沉缓的语调中,流露出他的思考、他的信念。那神情、那话语,令人刻骨铭心。

   父亲说:“我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不愿意留下什么遗憾——自己的遗憾、对别人的遗憾和留给社会上的遗憾。”

   他说:“我这些年做的事情就是要端正学风。学术都是不断发展的,我的认识也在进步。……我这个人,既非才子也非庸人,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人。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这几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停顿,一是因为有大师指导;二是因为一直处在学术中心;三是因为我所交往、包括‘交战’的,都是一个时代的人物,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的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我都是扎扎实实去做,也许有错误,自己也认错。”

   谈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将他的全部著述结集出版的计划,父亲肯定地说:“几本人物传记都要改:《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这些旧的书不能再印了,错误太多,留给后人可怎么得了!”

   父亲的一生,应该说,有声有色,有棱有角。这一特性,一直坚持到他生命中的最后时日。10月1日上午,他对我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我知道,他一向反对四平八稳,反对人云亦云;他所追求的,是特立卓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精神境界。

   对于自己的业绩与影响,父亲有着客观的估计。有一次,我与他谈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Tillman)教授《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一书中译本的序言,其中引述了父亲对于陈亮事迹及陈亮文集的考证意见,并且说“邓广铭教授是我的一位老师和朋友”,父亲感到十分高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詹纳尔(W. Jenner)教授请我转告父亲“我们海外汉学家都读他的著作”,父亲却笑着摇摇头,说“这怕是言过其实了”。数日后,詹纳尔教授又转达了杨宪益先生的话,称我父亲为“当今真正的历史学家”,父亲听后严肃地说,这正是他的目标。

   在那段日子里,父亲数次与我姐姐提及辛弃疾祭奠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在他写于二十九岁的成名作“《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中,曾经说道:“这是宋宁宗庆元六年稼轩所作祭朱晦庵文中的几句,然而这几句竟成了任公先生的绝笔,事实上也就等于任公先生自己写就了挽词。”六十余年之后,这段沉郁而又慷慨的话语再度浮现于他的脑际。父亲的所思所想,使我们感受到他回首学术生涯、直面未知处境时的复杂心情,也感受到他在濒危之际依然坚毅刚强的意志。

   10月中旬以后,父亲的病情始终在反反复复,他的心情也愈益焦虑。尽管每次与人谈话之后他总感到头痛恶心,他还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讨论学术问题、交代学术工作的机会。除我们姐妹为他代笔写信之外,他还字字口授,由曾经协助他工作的张希清、沈乃文执笔书写了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函件,安排了《宋朝诸臣奏议》的出版事宜及他本人文集的编辑工作。14日,他与刘浦江谈到新近出版的《辛弃疾诗文笺注》还要修改;26日,28日,提起《稼轩词编年笺注》一书,他说有不少注释需要修订,并且几次说:“我现在还不能撒手人间,有这么多问题还都得改,现在呜呼哀哉可怎么行!”

   以父亲的倔强秉性,他不愿意多想自己的病情,他只是一意前行,只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他曾经多次指着静脉输液的仪器,对前来探望的校系领导和朋友们说:“什么事情都不做,成天看着这个,一滴、一滴,我真不甘心!”为了争取早日出院,从来不肯服汤药的父亲,咽下了一剂剂汤药;他强忍反复的呕吐,执意自己吃饭而不全靠点滴;只要能站起来,他就坚持在楼道中散步。住在隔壁房间的一位“老延安”,翘起拇指对我们说:“这老汉(指我父亲),真行!”

   父亲长期不能出院,如何宽慰老人,成了医生与我们共同面临的难题。记不清有多少次我们依偎在他的床头,抚着他日渐嶙峋的手,劝他“既来之,则安之”,和他讲“欲速则不达”;一边在说,一边内心恼恨这般絮语的空泛无力。父亲焦虑而又无奈地点着头,与其说得到了启发,不如说这正是他每日里竭力说服自己的话。

   面对闻讯而来探望的校系领导、朋友、学生,父亲只要稍有精神,总是谈笑风生。他憋不住满心的话,却又担心会耽误了人家的“正事”。因此,他总是嘱咐我们不要让大家来医院看他,他总是说:“我一个人不能做事已经不好,干嘛还要牵累那么多人!”听说季羡林先生要来看他,他说:“千万别让他到医院来,告诉他,我们还是在朗润园见面。”臧伯母郑曼来看他,他“埋怨”说:“克家是个病人,离不开人照顾,你不该来!”漆侠先生来看他,他“责备”道:“你的病刚好,还跑这么远来看我!”田余庆先生来看他,他说:“我这是小毛病,你的身体才该注意!”周一良先生手术后准备出院,一向不愿在医院中拍照的父亲,与周先生和正来探望的王曾瑜先生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一张合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黄宽重先生前来探望,我们不敢告诉父亲他是自海峡彼岸专程赶来。他坐在父亲床畔,父亲紧紧握着他的手。想到两岸宋史学者自84年在香港首次会面后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想到这将是永远的诀别,在场的人心中都很沉重。

   12月中下旬,父亲有时已经神智恍惚,但凡他清醒之时,他仍然一如往日,敏锐地关注着学术界的研究讨论。20日,我为父亲带去了上海华东师大刘永翔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谈到了有关《辨奸论》真伪讨论的问题。我为父亲读信,他频频点头,不时让我重读未能听清的字句。片刻之后,他又说:“看看那封信……戴上大镜子(指放大镜)、小镜子(指眼镜)……”此时,父亲的视力已经相当差,他吃力地指着信上的一行行字迹,却终于难以辨识清楚。我不忍看他如此,便一字字指着,凑近耳畔,为他读了再读。读着读着,眼前的字迹愈益漫漶模糊了。

   12月底,父亲说话已经困难,却仍然惦念着外面的一切。一天,我刚进屋,他便扭过头来询问什么,我一时没有听清,他便变得愈发急切,说了几次,我才明白,他是在问:“最近报上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过去,他常对人说,他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确,各类电视节目,他只看新闻联播;家中订阅的多份报纸,他常要从头条读到末版。以往我们曾经为此与他开玩笑;而在此时,我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父亲在濒于弥留之际,心中似乎还惦念着许多事、许多人。偶尔开口,他曾问起系里青年教师欧阳哲生的职称问题,他曾问起研究中心“臧健、小滕的女儿怎么样了?”他曾提起“中心要开一个会”;他曾拒绝接受输血,并且说“再这样(在医院中)住下去,历史系要‘破产’了”;他嘱咐待新版《王安石》正式出书,要请诸位先生“于便中审正”……元旦过后的1月3日下午,夏自强、郑必俊先生来医院探望,称赞新近面世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父亲听明白了,指着书对郑老师说:“送你一本!”这短短数字,是父亲表述清楚的最后一句话。

   1998年1月10日,张北强烈地震的那一天,父亲默默地走了。带着他毕生的成就,带着他难以释怀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九十一年的这个世界。

   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过,父亲在晚年是否曾感到精神深处的孤寂。作为女儿,我从学业到处事,都不曾使他满意。这种愧疚,直到今日仍在啮蚀着我的心。我曾经顾虑,父亲那渴求思想交流甚至交锋、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是否能够得到一向感情深挚的朋友们的理解。

   父亲辞世后,来自海内外各地雪片般的唁电、传真、信函,唁文中哀痛诚切的悼念,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

   安卧在苍松翠柏、鲜花丛中的父亲,您可曾想到来自八方“高山仰止”、“国失导师”的悼文?您可曾注意到挽联上那“直道挺儒林,矫俗唯凭孤剑勇”的字句?您可曾听到您的几代学生在遗像前痛哭失声?您可曾读到几个月来您的老友和学生在报刊上追念您的文章?您可相信,您所追求的信念、您所希望执持的原则,会在后辈青年中舒展高扬?

   亲爱的爸爸,安息吧!

   (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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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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