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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从“法兰西共和国”到“法兰西国家”

更新时间:2016-03-28 13:42:15
作者: 严泉 (进入专栏)  
如当时的总理赫里欧是一位毕业于巴黎高师的才华横溢的文学教授,擅长演说和文学创作。即使是左翼人民阵线在1936年5月幸运地赢得大选以后,左派也是鲜有大的作为。而且从1938年4月达拉第担任总理后,人民阵线内部开始逐渐分裂,同年10月激进社会党退出,1939年3月社会党退出,人民阵线随之瓦解。“人民阵线之火已经熄灭。它没有强大到足以克服自身的分歧,没有强到足以在工商金融界坚决反对、反动报刊恶毒攻击以及中上层阶级极端敌视的情况下站稳脚跟。由于颁布了一系列温和而且是早就应该实施的社会改革法案,这个政府引起了极其广泛的恐慌,可是,它却没有能力证明这些改革措施是正确的。”[19]

  

   财政危机与世界性经济危机是第三共和国的催命剂。法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陷入财政危机,政府无力偿还到期的短期贷款,法郎急剧贬值。普恩加莱在1926年担任总理后,虽然使法国财政状况恢复正常,法郎汇率保持了稳定。但是由于税收增加以及生活费用因物价的上涨而提高,特别是政府债券的价值由于货币贬值而缩小了五分之四,这给中等收入阶层造成了最沉重的负担。“一部分家庭的大部分生活积蓄实际上已经茫然无存。另外一些其收入主要来自固定租金和利息的家庭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这一时期,有许多殷实的中产阶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无产者”。[20]中产阶级觉得共和国政府欺骗了他们,他们借给共和国的钱,政府却没有兑现连本带息偿还的诺言,而且政府事实上骗走了他们百分之八十的积蓄。在政治上他们没有转向左派,而是转向了极右派,希望得到拯救。

   夏伊勒强调:“二十年代中期的财政危机使法国的公众见解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使法国人民进一步分裂,使共和国更加衰弱。”银行家、企业家和商人,甚至包括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小业主等有产者逐渐相信,左派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但是这些有产者却非常自私,不愿意合理分担必要的牺牲,“他们无视现代工业社会中采取某些社会保障措施的必要、无视更公平地分配财富与分摊不断加重的赋税负担的必要。这一时期,除了比较富裕的美国之外,法国在社会福利方面落后于所有其他西方国家;在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方面,它是所有国家中最差的。”[21]

   在财政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消退的情况下,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又沉重地打击了第三共和国。在经济危机之前,“法国的工人发现自己不能公平分享繁荣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实际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利润和生产的增长。”在工人阶级看来,“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政府似乎已经与雇主和有产阶级勾结起来,将他们排队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之外。他们正在付出劳动,可是,他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22]1936年大选后,社会党政府总理布鲁姆没有通过严格控制黄金和外汇出口的方式来制止影响经济复苏的资金外流,因而使国家的财政状况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执政人民阵线在金融改革政策上的分裂,很快导致了布鲁姆政府的下台。“人民阵线的改革实验却使法国陷入了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分裂状态。”许多上流社会的人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一些人发出了“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的呼声。[23]

  

   长期以来,法国右派一直是以反议会民主制的面目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布朗热事件、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争斗等三次危机,“虽然每一次危机的结局均为共和国的力量得到加强、反对共和制的反对势力终遭挫败,但是,三次危机全都进一步加深并恶化了法国人之间的分歧,这些分歧终被证明对于共和国的生存具有极为致命的影响。”[24]进入20世纪以后,“失去了其政治支配地位的反对共和制的右派,在国内仍然占据着使其得以保存强大实力的行政和社会地位。它继续控制着陆军、海军、外交、地方行政官吏和大部分公共管理机构。私营金融界、工商界和自由职业界主要掌握在它的手中。由于控制着大部分报刊,它可以操纵舆论。它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强有力支持。”由于极右派媒体多年的鼓吹,“使大部分受过教育并且生活富裕的成年男女们相信,共和国政权是由一帮狡猾的骗子和卖国贼组成的,他们正在毁灭这个国家。”[25]

   军队统治阶层、大型工商金融企业、工业巨头中有许多人资助反议会的帮派团体。不少颇具影响力的巴黎媒体也在向右转。如著名的《老实人》、《格兰瓜尔》周刊,在30年代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亲法西斯,越来越反犹太人,成为反对议会制共和国的核心力量。“当人们普遍阅读《老实人》和《格兰瓜尔》时,它们帮助反对共和国的思潮毒化了公众舆论。《老实人》和《格兰瓜尔》是许多陆海军军官喜欢阅读的两份周报。”即使是将选票投给左派的普遍法国人,经常阅读的也是右派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则越来越倾向法西斯主义。“法国公众舆论由于受人操纵而益发鄙视第三共和国并且嘲笑它的内外政策,以致人们越来越不在意共和国是否继续存在下去。”[26]

   让人费解的是,作为受益者的资产阶级,此时也与民主体制渐行渐远。在第三共和国进入最后的年头,富人们渐渐感觉到,越来越难于把国家利益看得比本阶级的利益更重要了。“对于其应对国家承担的不使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的特定义务,他们并不愿意承担。共和国可能破产,而他们将保住自己的财产。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按照公平的份额纳税,以帮助国家保持收支平衡。沉重的赋税应该由其他人去承担。如果政府家们理解这一点,共和国就能继续存在。”为了建立使富人们的财产更有安全保证的政府,某些企业巨头开始希望求助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实验”和纳粹党在德国日益成功的经验。[27]

   在第三共和国后期,右派开始变本加厉地转向法西斯主义化,其间发生的最重要的暴力事件就是1934年的“二六事件”,就是一起在巴黎发生的,极右组织冲击国民议会的流血事件。在大约4万名闹事者当中,14人被枪弹打死,后来又有两人因伤重不治身亡。约有655人受伤。警察和共和国卫队方面1人死亡,1664人受伤。“自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来,这是发生在巴黎街头最严重的流血冲突。”[28]虽然暴力推翻共和国的行动失败了,但是共和国却表现出她的软弱无力,达拉第政府在暴乱平息后迅速辞职,二月六日的暴乱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分裂。

   作者还以细腻的笔法描述了共和国最后的崩溃场景。在失败主义氛围中,社会党议员也纷纷倒戈,要求废除共和国并代之以一个独裁政权。许多人建议毫不犹豫地中止宪法,让贝当成为一名专制独裁者。法西斯主义者赖伐尔认为:“议会制民主输掉了这场战争。它必须让位于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一种具有冒险精神、权力主义、社会和民族等特点的政治制度。”即使是反对停战的人也目光短浅,听凭共和国遭到毁灭。正如有一位参议员所说:“我们即将告别一八七五年的宪法,这不由不令人悲从中来。这部宪法曾使法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废止与其说是因为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不如说是因为那些负责捍卫它并使它发挥作用的人们所犯的错误。”[29]

   1940年7月10日是第三共和国的末日。在表决是否将法国交给贝当统治时,在出席议员中,569票赞成,80票反对,17票弃权。议会通过的“宪法性质法律”规定:“国民议会将整个权力交给由贝当元帅掌权与代表的共和国政府,目的在于以一项或数项法令颁布一部法兰西国家的新宪法。”至此,“法兰西国家”取代了“法兰西共和国”,贝当成为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法兰西国家元首”,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裁者。曾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作为共和国主要支柱的两个政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的大部分议员投了赞成票。当时社会党的一名投反对票的议员悲痛地表示:“那些从第三共和国获益最多的人,那些由于共和国而享有殊荣的人,那些经常出任共和国部长的人,那些以其教育素养和思想感情应该挺身而出保卫共和国的人,怯懦地任由共和国被谋杀了。”保守派人士,法军总司令魏刚将军居然说:“我没有战胜德国佬,可是我战胜了共和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夏伊勒所感叹的,“共和国死了,它死于自杀。”[30]

  

   当然,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也展现了光荣的一面,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艺术水准在当时世界上都是一流的,作为协约国的核心力量还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卓越的政治家对民主理念的坚守,更是让人感动。在1888年法国将军布朗热发动叛乱的前夕,当时还是议员的克莱孟梭在议会中发表了怒斥布朗热主义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特别针对布朗热主义对议会政治低效无能的批评,大声说道:“你所谴责的这些争论为我们大家增光。最重要的是它们显示了我们捍卫我们奉为正确的思想的热情。这些争论也有它们的不当之处,但是,沉默更加糟糕。是的,光荣属于那些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的国家,耻辱属于那些人们只能噤若寒蝉的国家!”[31]

   综上所述,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不是偶然的,“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脆弱性主要隐藏在对于选举制的迷信、议会制的缺陷、内阁的不稳定性、腐败问题的严重、群体力量的过度释放、极右势力的冲击以及军事思想的落后之中。”[32]它的议会内阁制政体是有缺陷的,宪法危机导致总共104个内阁垮台,接近平均每年两个。政治腐败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的20世纪30年代,接连爆出的丑闻破坏了共和政体的基础,严重削弱了共和国的威信。虽然它自称是共和国,但是其民主化进程却是非常缓慢,内部的阶级对立同样异常尖锐。由于共和国政府与国民议会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表现不佳,法国的上层阶段认为共和国正在失去治理国家的能力,一些工商金融业财团、军队高级将领、工业巨头纷纷转向极右翼法西斯势力,希望在法国建立德国或意大利式的现代法西斯极权主义。因此,1940夏天的战败不仅导致第三共和国军事的失败,还引发共和制度的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还给民主化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一般认为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阶段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部分。民主巩固与民主转型一样,都是民主化进程中最为艰难的阶段。决定民主巩固的因素主要是各种客观条件,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的转型等。然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却对民主巩固的传统论断提出挑战。它的寿命长达70年,最后仍然无法摆脱民主崩溃的命运,足以说明对于法国这样专制主义传统浓厚的西方大国来说,民主巩固之路同样是异常艰难的。

  

   (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3期)

   [1]  让-皮埃尔.阿泽马、米歇尔.维诺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151页,沈炼之、郑德弟、张忠其译,唐祖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  [9]  [32]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第461、463、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施雪华:《当代各国政治制度-英国》第148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2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5]  [6]  [7]  [8]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1] 威廉.L.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上卷》第25、25、28、90、41、57、157-158、158、205、67、28、161、356、167-168、168、200、354、26、88、243、158、232、29页,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10]  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第1页,顾昕译,[北京]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  [30]  威廉.L.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下卷》第1090、1100-1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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