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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四章

更新时间:2016-03-28 11:21:19
作者: 亨廷顿  
并以55.2%对40.8%的选票击败了丹尼尔·奥尔特加。

   (13)在1990年5月缅甸军方的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3O年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参加的选举,然而选举结果“完全令人惊讶”,而且完全是“一个意外”。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赢得了“令人意外的压倒性的胜利”,在国民大会485个供角逐的席位中赢得了392个席位;军方支持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Party)只赢得了10个席位。在竞选期间,国家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及其400位活动家仍然被监禁,而且该党也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和骚扰。

   (14)在1990年6月阿尔及利亚独立28年来举行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反对党伊斯兰救国阵线(IslamicSalvation Front)“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功”,而北非和欧洲的官员们却对这一成功“保持意外的沉默”。伊斯兰救国阵线赢得了对32个省和853个市镇会议的控制。以前一党独大的政党国家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只赢得了14个省和487个市镇会议的控制权。

   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威权统治者主动进行了选举,但是,要么在选举中失利,要么在选举中远不如他们和其他人所期望的那么好。在威权统治者举行公平选举以及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公正地赢得胜利的地方会出现这种例外吗?一个不太明确的案例是1980年9月在智利举行的公决。在这次公决中,有68%的选民通过了由皮诺切特将军所提交的一部宪法。不过,反对派受到了严厉的限制。没有选民登记,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监督。在1987年的韩国,由军政府所支持的候选人卢泰愚以36%的相对优势击败其他三位候选人当选为总统。另外两个反对派的候选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军人统治,他们俩总共获得了54%的选票。如果他们把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们就有可能赢得选举。

   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是在1990年5月、6月和7月分别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举行的选举。在罗马尼亚,国民救国阵线在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接管了政府,并在5个月之后,即在1990年5月举行的选举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在保加利亚,统治这个国家达数十年之久的共产党更名为社会党,并赢得了对大国民议会的控制。在蒙古,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高级官员被更换,反对派也组成了,这样,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议会60%-70%的席位。在所有这三个个案中取胜一方的领导人物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官员。

   这些不同于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情形可作什么样的解释呢?有三个相关的因素。第一,这些新领袖们疏远了以前的威权统治者。显然,齐奥塞斯库或日夫科夫都不可能在1990年该国举行的公正选举中取胜。国民救国阵线的领袖伊利埃斯库(IonIliescu)一直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一位官员,但是被驱逐出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的姆拉季诺夫和他的助手亲自把日夫科夫这位长期的独裁者逐出权位;他们一直是改革派,致力于搞垮保加利亚变革过程中的保守派。在蒙古的领导层也出现了不太剧烈的人事变革。

   第二,在竞选和选举中强制和欺诈也许起着重要作用。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际观察家们被分割开来,这样执政团体可以不公正地试图影响选举;这种尝试显然在罗马尼亚比在保加利亚更为常见。在这两个国家,外国观察家们发现存在着一些强制的因素和不公正的做法,但是他们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并没有决定性地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第三,这是社会的特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是第三波国家中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在1980年,罗马尼亚人口中只有17%生活在总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例如,相比之下,在匈牙利这一比例为37%。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三波中的其他东欧和南欧国家,也低于第三波中的一些东亚和拉美国家。蒙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游牧社会,其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其唯一的大城市之外,而且公路里程不足600英里。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反对党在城市中很强大;而接替共产政权的政党在农村赢得了胜利,这提供了足够的票数足以让他们重新掌权。一个国家在威权政权举行的选举中是否产生意外的结果是测验这个国家是否达到能足以支持民主政权所需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意外选举结果的格局中,由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频繁性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威权统治者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集团会在这些选举中一致失败?最明显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最合理的答案是,他们输掉选举的原因与民主国家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的理由一样,因为他们掌权的时间太长了。所有的领袖最终都会失去他们当初得到的支持和合法性。公众们会寻找一个可以替代的人物或政党。但在最令人意外的选举中选民们显然对现行的威权统治者投了抗议票。他们可能投票反对现行的威权制度。他们也许也不会给民主投赞成票。不过,他们不可能投票反对当政者而不去投票反对现行体制。在许多工业化民主国家,当政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受到的挫败没有毁掉民主;他们更新了民主。相比之下,威权统治者在选举中的失败通常意味着威权政权的彻底垮台。

   在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投票的抗议特征反映在反对派联合的微妙性质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对威权具有不同程度牢骚的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投票反对该政权。反对派常常是由许多政党临时拼凑的联盟,它们极少有共同之处,除了他们共同反对现任统治者。例如,在尼加拉瓜和智利,反对派联盟是由14个政党组成的,其观点包括极端的左翼到极端的右翼。在执政党赢得选举的保加利亚,反对派同盟包括16个政党和运动。在许多选举中主要的反对党是一个新的和刚成立的政党,而且,不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观点是什么都能够充当新的和声誉不错的工具,可供选民们表达对现政权的怨恨和挫折。例如,在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多数人不可能坚决效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过,选举伊斯兰救国阵线却是表达其反对统治阿尔及利亚达30年之久的执政党的有效方式。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寡妇女儿的现象。性质不同的反对派团体围绕在已成烈士的国民英雄的那些仍然活着的女性亲属周围:如科拉松·阿基诺、贝纳齐尔·布托(BenazirBhutto)、微奥莱塔·查莫罗、昂山素姬(Aung

   San SunKyi)。这些领袖以戏剧般的手法展现了善的义举和现行政权之恶,同时提供了一种具有磁力般的象征和人格。而围绕着这种人格,各种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能够团结起来。从全部情况看,公众极少会错过对长期执政的威权统治者表示抗议的机会。

   第二,在这种意外失败的既定格局下,为什么威权统治者会举行他们很可能会失败的选举呢?他们似乎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驱使,其中包括察觉到在国内恢复其日益衰落的合法性的必要性、民主价值在全球和他们社会中的流行以及对国际尊敬与合法性的期望(其象征是在白宫南草坪上受美国总统的正式欢迎)。此外,在多数情况下,举行选举的风险无疑似乎小得多。威权政权通常很少提供反馈机制。独裁者们也就自然倾向于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公众足够的支持,能赢得他们的拥护。当然,威权领袖们也控制着政府,控制任何被允许存在的政治组织和充裕的财政经费;因此,有理由断定,他们能够击败那些看上去十分弱小、基础狭隘、组织程度不高和支离破碎的反对派。威权统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怎么会输呢?”在很大程度上,第三波的民主化的浪潮是靠独裁者的虚假信心所推动的。

   威权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能够赢得他们所举行的选举,这种信念无疑受到了他们感到自己能够操纵选举程序的程度的支撑。他们通常使用三种方法。一些领导人试图通过影响选举的时机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他们和他们的反对派通常都认为,选举进行得越早对政府越有利,因为选举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引起公众的关注,而越晚举行的选举会越有利于反对派,因为这给予了反对派充分的时间去组织起来,去寻求公众的支持和动员其支持者。马科斯进行了一次“拍快照式的”选举,希望反对派会瓦解,或是没有做好准备。在巴西,反对派支持延期原定在1980年5月份举行的都市选举,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还没有为选举做好准备。在波兰的圆桌会议谈判中,政府主张尽早选举,而团结工会答应这一安排则被看作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在匈牙利,政府要尽早地举行总统直选,因为政府认为其可能的候选人伊姆雷·波茨盖依有极高的可能性和很好的取胜机会。反对派担心这种情况会真的变成现实,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这场公决中,公众们同意通过议会来选举第一届总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担心,尽早举行选举可能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好处;在1990年2月的罗马尼亚,反对派说,他们要推迟原定在5月举行的选举,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

   政府和反对派在选举时间这个问题的立场中所隐含的逻辑是十分明确的:反对派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不过,很少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逻辑。例如,回过头来看一看,土耳其的第二波民主化。政府把选举提前到1946年7月,以便“在[反对党」还没有可能全部组织起来之前把它搞垮”,但是,这个反对党在那些选举中表现极为出色。在1985年2月韩国的选举中,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只是在选举前的数周才成立,却在选举中赢得了29%的选票,在国民大会的187个选举产生的议席中赢得了67个。公平地说,费迪南·马科斯输掉了他的这一次快照式的选举,团结工会在早期的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这次选举是他们在很勉强的情况下同意的。但是,上述证据并非结论性的,但它显然不支持这样一个命题,即政府总是从尽早举行的选举中受益以及反对派会因为参与这种过早举行的选举而受挫。

   其次,威权政权常常通过制定高度有利于政府的选举制度以及骚扰、恐吓反对派和通过在竞选中动用政府掌握的资源在选举中舞弊。当然,若是走到了极端,这些做法会使政府获胜,但实际上却把选举变成了儿戏。不过,在上面所列的多数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掌权的集团不时地作出很大的努力来使选举对他们有利,但是这并不成功。在从1974到1984年的十年之间,巴西政府定期地修改其有关选举、政党和竞选的法律,以希望制止反对派力量的稳步增长。这没有成功。当然,这方面的证据也是残缺不全的,不过,它明确地表明,除非操纵选举的作法被搞到了极端,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政府在选举中胜利。

   如果仅靠操纵选举时间和程序还不够,那么,威权统治者们剩下的选择办法就是去直接舞弊和偷票。如果想干的话,威权统治者可以窃取选举结果。在过去,他们常常能够悄悄地、以不显眼的方式偷票,这样,尽管大家都知道选举中有偷票行为,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例如,在1978年7月玻利维亚的选举中,班泽尔(Banzer)将军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以安排他的候选人佩雷达·阿斯朋(Pereda Asbun)将军正好获得了选举所需要的50%的选票。不过,随着第三波的推进,民主化变成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全球政治现象,新闻媒介也寄予它以更多的注意,选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监督。

到八十年代末,外国观察家们在几乎所有的转型选举中出现已为人们十分熟悉,而且必不可少。在一些国家,这种观察团是由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of American State)或其他政府间的组织所派遣的。在另一些国家,一些民间的组织提供这类服务。到1990年为止,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National Democrati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组织了跨国的观察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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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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