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四章

更新时间:2016-03-28 11:21:19
作者: 亨廷顿  
也会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卡拉曼里斯对反共的希腊军方来说,是一位可以放心的温和的保守派。苏亚雷斯对激进的葡萄牙军方中的至少某些分子来说是令人放心的、温和的社会党人。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有着不容争辩的佛朗哥主义保守性格特色。埃尔文(Aylwin),一位天主教民主派,保守得足以让智利的军方满意。从总体上说,保守派和中间派的领袖首先获得政权有助于从非共产党的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随后掌权的社会党领袖也以同样的方式使得实现经济改革和紧缩政策更为容易。

   政治领袖们在达成妥协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常常受到其社会中对妥协所持的流行态度的左右。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妥协,而且对妥协所寄予的合法性和价值在一个社会中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在历史上,西班牙人、波兰人和韩国人显然更讲究原则和荣誉,而不太相信妥协。至少可以预设,这种强调的悲剧性后果,加上经济发展导致了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止这些国家在民族价值观上的变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政治领袖们都表现出对妥协之必要性的欣赏,以求使得他们国家迈向民主。例如,当朝鲜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就新宪法达成协议时,据报道,“由两党组成的谈判委员会在今天作了一些被韩国人认为其政治中极其鲜见的事情,即他们妥协了。”当这种稀罕事变成现实时,民主化就会在一个社会中出现,当这种现实变成寻常之事时,民主制度就稳定了。

   从历史上看,在一些国家中建立民主的第一次努力常常失败;第二次努力却经常成功。这种格局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而且,在好几个案例中被证明确实如此。委内瑞拉在第二波中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民主的实质性努力发生在所谓的“三年期(trienio)”,即1945-1948年中。在1945年,军方的政变推翻了独裁者,建立了民主政治,并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由改革派的民主行动党(Accion Democratica,AD)来领导。民主行动党的政府追求一种激进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得许多集团背离了他们,而且导致了极端的两极分化。“三年期的民主因为在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团体之间缺少某种信任感和相互保障感而存在重大缺陷……。由于其多数派地位得到了保障,民主行动党的领袖们完全忽视了与一些重要的少数派进行妥协的必要性,不管这些少数派在规模上多么小。”

   这样,第一次民主的尝试就在1948年的政变中终结了。十年之后,当军方的独裁者吉米内斯将军去职之后,民主行动党和其他民主集团的领袖们采取公开行动“来减少政党之间的紧张和暴力,强调利益和程序,而且,尽可能地从政治舞台上消除生存与合法性的问题。”1958年成功地进行民主化的领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1945年领导过不成功的民主化的那些人。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1958年所采取的行动反映了他们“承认从三年(1945-1948)民主的崩溃中所吸取的教训。”

   在第三波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妥协和克制的必要性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教训。例如,在西班牙,据报道,胡安·卡洛斯是一位关心“君主制为什么会在1932年垮台的政治领袖。他要避免他祖父所犯的这个错误。”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相信他们必须避免在三十年代所犯的错误。他们中的一位说道,“过去的记忆迫使我们考虑到这些环境因素,即奉行一条克制的政策……我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会被误解,或者显得有些极端主义的倾向。”在1983年,阿根廷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同样“意味着在阿根廷与1971-1973年的转型相比有一个微妙的学习过程在起作用,在1971年和1973年间,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派别都诉诸了暴力。”在秘鲁,军方和秘鲁人民革命同盟(APRA)也经历了类似的学习过程。在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曾转向激进的方向,威胁直接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政府用军管法和镇压来回应,宣布工会为非法,并监禁了其领导人。七年之后,双方都吸取了教训:激进主义导致镇压,压制也行不通。这样,他们都诉诸了一条节制的和妥协的政策,从而把波兰在1988年和1989年引向了民主。

   先进的民主化人士不仅从以前实现政权变革的那些人士中获得了滚雪球般的推动力,他们也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拉丁美洲人和东欧人心悦诚服地吸取了西班牙模式中的节制作法。在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集团都不得不诉诸妥协和节制。移转更可能发生在第三波的晚期而不是早期,这意味着卷入到第三波民主化中的那些社会团体也许已经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学到了妥协的可取性。在韩国,反对派从菲律宾和平的人民力量中吸取了教训,政府从马科斯的命运中学到了妥协的好处。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阿什所描述的:

   是受益的一方,在那里所发生的是中欧长达十年

   的学习过程的累积——波兰是第一个,但是付出了最

   深重的代价。发生了一场学生游行抗议?当然就像在

   波兰那样。非暴力?这是中欧所有反对党的第一戒

   律。傀儡政党获得新生?在东德就是如此。召开“圆

   桌会议”来谈判向民主的转型?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是

   如此。如此等等。在政治上,捷克斯洛伐克具有经济

   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他们可以从其他

   人的范例以及从他们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第三节 选举结果:预料之外,还是情理之中

   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第三波中,选举也是削弱和终结威权政权的一种途径。选举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工具。民主化是由那些威权统治者实现的,这些威权统治者基于某种原因冒险来举行选举,民主化也是由反对团体所缔造的,他们力主进行选举,并参与选举。第三波的教训是,选举不仅是民主的新生,而且也是独裁的死亡。

   在威权统治者的政绩合法性衰落时,他们就常常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并且日益试图通过选举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合法性。倡导选举的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要么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要么能够维持他的统治或其同伙的统治。结果几乎总是令统治者们十分失望。除极少数几个例外,与威权政权有牵连的政党和候选人,在由该政权发起的选举中通常都会失败,或是表现很差。这些选举的结果常常使得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在第三波的15年中,这种“意外选举结果的”模式极其普遍。它几乎出现在所有三种类型的转型过程之中。请看下列案例。

   (1)作为其减压政策的一部分,盖赛尔将军允许巴西在1974年11月举行公平竞争的国会选举。执政党国家革新联盟(the Alianca Nacional Renovadora,ARENA)希望会轻易地战胜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DB)而取得胜利,一直到10月“还没有几个消息灵通的政治观察家们敢打赌说执政党会输”。不过,选举结果“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那些最乐观的巴西民主运动战略家们。”巴西民主运动又在国会下院的选举中使其代表席位翻了一番,在参议院的代表中几乎增加了3倍,而且对州立法机关的控制也从一个州增加到6个州。

   (2)在1977年1月的印度,一直行使紧急状态权的英迪拉·甘地突然要求在3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甘地是印度政治的风云人物,但是贾纳塔(Janata)反对派联合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在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只赢得了全部选票的43%,也是她第一次获得了少于40%的选票。

   (3)在秘鲁,1980年5月举行的转型选举中军政府支持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党(APRA),并通过了选举法,以求提高其代表席位数。不过,选举产生了“意外的结果”。“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选举中失败了,只获得了27%的选票。”最疏远军方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Accion Popular)赢得了“意外的胜利”,获得了45.5%的选票,赢得了总统的职位、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席位和过半数的席位。

   (4)在1980年11月,乌拉圭的军政府就所通过的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部新宪法将赋予军方对政府的政策享有一项制度化的永久否决权。“使军队意外的是”,公众以57%比43%的选票拒绝了这部新宪法。这一结果“使军方和反对党同样感到意外”。两年之后军政府授权选举各主要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军方的反对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军方的一个亲密的助手、以前的总统阿雷科(Jorge Pacheco Areco)仅获得其政党中27.8%的选票。

   (5)在阿根廷,转型的军政府在1983年10月举行了全国选举。由阿尔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以史无前例地获得全部票数的52%赢得了另一场“意外的”胜利,而该党长期一直批评军方。另一个主要政党庇隆派的候选人“与军方有着公开的或私下的瓜葛”,仅得到了40%的选票。在阿根廷历史上,庇隆派第一次在自由选举中失利。

   (6)在1983年11月,土耳其的军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的选举,以便把政权还归文官统治,政府的领导人组织并公开支持国民民主党,该党由一位退体的将军领导。不过,“使土耳其军事统治者意外的是,不该赢的人赢了。”国民民主党又举行了第三次选举,结果更糟,只得到了23%的选票,而反对党祖国党却囊括了整个选票的45%。

   (7)在1985年2月,韩国就国民议会进行了选举,新组成的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the New Korea Democraticparty)的表现“意外突出”,赢得了立法机关中276席的102席。在此之前曾进行了一场“由政府严密控制的竞选运动,反对党曾指责说,进行公平的投票是不可能的。”

   (8)在1985年,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者齐亚·哈克将军组织了议会选举,但起初禁止政党提名候选人。而各政党又正式抵制这次选举。尽管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在军管政权下盘踞高位的大量候选人或那些被认为是齐亚支持者的候选人都遭到了失败。”

   (9)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1988年10月就他能否继续统治举行了选举。在选举前的一年,消息灵通的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由于经济复苏对其有利,将军本人也自信会取得胜利。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展,反对党动员了公共舆论来反对他。选民们以55%对43%的选票拒绝了皮诺切特将军继续执政8年的提议。

   (10)在1989年3月,苏联选民70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自由选举其国家立法机关的代表。结果十分让人惊讶,“那些位居要津的人受到了令人心碎的挫折”,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基辅、利沃夫和明斯克的党内头目、几个地区的党棍以及至少两位军事司令员和共产党中的其他领导人物都在选举中受挫。

   (11)在1989年6月波兰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参议院中100个席位中的99个,众议院可供竞争的161个席位中的160席。35名等额的高级政府候选人中有33人没有得到选举所要求的50%的选票。选举结果被形容为“令人意外”,而且据报道说,政府和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都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清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因为他们对这一结果“毫无准备”

(12)在1990年2月的尼加拉瓜,由查莫罗领导的国家反对联盟(the National Opposition Union,UNO)在选举中压倒性的胜利迄今为止是最令人惊讶的。它被普遍地形容为是一次“意外的选举败北”和一次“尼加拉瓜民意的意外表达”,这一结果“使得许多政治分析家们感到意外”,并产生了“惊讶不已的桑蒂诺派”。尽管有人希望桑蒂诺派会从其所控制的政府以及从其所控制的资源中受益而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在选举中取胜,查莫罗却在9个行政区中赢得了8个区选举的胜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gouwanyi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8204.html
文章来源: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