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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第三波:二十年之后看未来

————《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序

更新时间:2016-03-28 11:05:29
作者: 亨廷顿  

    

       约在五百年前,有一小群葡萄牙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其中包括国王约翰二世、航海家亨利王子、巴特罗缪·迪亚士和巴斯克·达·伽玛,他们以自己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自己的行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即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他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和尼德兰起而效仿。约在20多年前,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以同样的勇气、果敢和想象力,用行动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即民主的时代。他们也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于是,西班牙、希腊、巴西和许多其他国家群相仿效。

   然而,这一结果却不是命中注定的。1974年4月,在军人推翻了独裁政权之后的好几个月里,葡萄牙充斥着混乱和冲突,在那个时候,民主的前景似乎十分黯淡。许多人都以为,葡萄牙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党可能会掌权。甚至连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也持这一悲观态度。当马里奥·苏亚雷斯这位当时的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批评他和他的政府未对共产党人采取一条更强硬的路线。

   基辛格说:“你是一位克伦斯基,我相信你的真诚,但是你太天真了。”

   苏亚雷斯答道:“我当然不要作克伦斯基。”

   基辛格回了一句:“克伦斯基也不想。”

   不过,马里奥·苏亚雷斯和他的同事们证明基辛格错了。在葡萄牙克伦斯基们赢了,民主得到了巩固。马里奥·苏亚雷斯担任了总理,后来,又当上了总统。葡萄牙所开启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一个民主的时代。在这一次浪潮中,人类历史上来行某种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数在世界上第一次占到了一半以上。

   让我们简单地考察一下这项记录。首先,始于十九世纪初的民主化长波到1920年为止,导致了民主在约3O个国家取得了胜利。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短波再次使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到30个以上。在此之后,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民主政权垮台。始于葡萄牙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民主化的速度更快,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了前两波。20年前,世界上约有不足3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60%多的国家是通过某种形式的公开、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来建立政府的。约在25年以前,威权政府(共产党的政治局、军人政变集团、个人独裁政权)似乎蔚然成风,今天,千百万以前曾在独裁专制统治者下受苦受难的人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于历史上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和平地带也得到了大大地扩展,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

   但是,未来如何呢?那些新兴的民主国家的民主体制将会得到巩固吗?会有更多的国家变成民主国家吗?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民主不仅是主流政体,而且是普遍政体的世界吗?

   经济与文化

   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因素:经济发展以及非西方文化对民主的接受程度。

   首先,正如我们所知,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把产油国作为特例放在一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最穷的国家,除印度和其他一两个特例外,都不是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中间层次的国家有些是民主国家,有些不是民主国家。然而,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相关性并不证明某种因果关系。因此,我们面对的一系列问题是:经济增长造就了民主还是民主造就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与民主化都是另外一个原因或独立变项的产物?

   如同李普塞在数十年前指出的,有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大的积极作用。总之,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有几条理由能证明这种关系: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发展。后两个群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享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能够组织工会、政党和公民团体来促进他们的利益。其次,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此,妥协和宽容都得到提倡。第三,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正如我们在计划经济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只有靠付出经济停滞的代价才能得到维持。第四,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而这些权力中心恰恰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那些握有这些财产的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他们能够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制度,一个不被军人政变集团、政治局或独裁者及其亲信完全支配的政治体制。最后,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入不平等,从长期看,它将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民主与彻底的经济平等是不相容的。这种平等只有在一个压迫性的独裁政权之下才可能实现。但是,民主政治与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是不相容的。经济增长最终会降低这些不平等,因此,也将促进民主的出现。

   由于经济增长对民主化有这样的积极作用,就有可能找到我在《第三波》一书中所称的“转型带”(transitionzone)。随着各个国家经济上不断增长,并进入经济发展的这一中间地带,在这些国家内部就开始形成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并加以民主化。在最近数十年中,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多达40%以上的国家是处于这一转型带中的国家。人们可以期望,那些经历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如东亚和东南亚将出现向民主的转型。

   不过,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引入文化因素,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这些传统激发了贵族和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参与的斗争,并造就了十九世纪的民主发展。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也正是这些要素说明了为什么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第三波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如果第三波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就在于民主在非西方社会的扩展。其中心问题是,现代民主作为西方的产物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在非西方社会中扎根?

   选举与民主

   这个问题涉及到民主对不同文化的民族的不同的含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的方法几乎完全根据选举来界定民主。民主被看成是构建权威并使其负责的一种手段。在其他政治体制中,人们通过出身、任命、考试、财富或强制成为统治者。相比之下,在民主制度中,要么像在直接民主中那样,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要么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果其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这一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是由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的,并得到了普遍地承认,也得到了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的公认。

   根据这一定义,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从这一本质中产生了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只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只有反对派候选人和政党能够批评现任的统治者而不害怕受到报复,才有可能进行自由、公平和竞争性的选举。

   不过,选举是民主的全部吗?去年(1995年),拉里·戴蒙德在其刊登在《民主杂志》中的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中详细说明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分野。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为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如同拉里·戴蒙德所指出的,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根据最新的一项调查,有118个国家够得上是选举民主国家,然而,只有其中的79个国家被归入“自由”一类,即自由民主国家。约有39个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国家被判为部分自由的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印度、乌克兰、土尔其、巴西、巴基斯坦和哥伦比亚。

   由于这一区分,一些人已经开始怀疑在民主与选举之间划等号的做法。他们开始谈论“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阱”。一位杰出的美国学者甚至已经指出,在一个民主国家选举也许是多余的:如果人们有抗议、批评。纠织、示威和游说其统治者的自由,选举将是不必要的。

   另一位批评者认为,对一个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来说,有新闻自由比自由选举更重要。当然,说这话的是位记音对选举的这种失望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的选举结果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选举结果。

   首先,在非西方社会,选举可能会导致那些严重威胁到民主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的胜利。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格鲁吉亚的加姆萨胡尔迪阿是一个先例,秘鲁的藤森是个近例。在拉美,由选举产生的其他行政首脑常常无视立法机关,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强行延长其任期。在缺少西方自由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常常对个人的权利漠不关心,歧视少数民族,扼制新闻自由,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

   其次,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民主成了一种地方化的、而非世界化的过程。在非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家们不是通过表明他们是如何西化来赢得选举的,那些挑战西方世俗主义的、有宗教倾向的政党在土耳其、印度、以色列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阿尔及利亚的军人政府废除了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救国主义阵线势在必胜。土耳其的军方迫使由伊斯兰福利党领导的政府下台。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人们只能在反民主的世俗主义与反西方的民主之间作出选择。

在西方,选举民主建立在并产生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之上,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人权和法治。不过,选举民主在不自由的、非西方的政治体制中也许会扮演某种角色。请看看伊朗的例子。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国家,最高的权力在最高的阿亚图拉和由宗教领袖组成的卫道会(theCouncil of Guardians)手中。对革命、对政权及其宗教领袖的批评都受到了严厉的压制。新闻媒介要么由政府控制,要么受到无情地审查。宗教上的少数派不断受到骚扰。其中如巴哈教派(the Bahai)甚至受到迫害。据报道,任意的逮捕经常发生,对囚犯的虐待司空见惯,肢裂是一种刑罚。在那里有大量的政治犯。很显然,伊朗是一个远离西方自由传统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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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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