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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山鹰: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述论

——“要四万万人都可以享福”

更新时间:2016-03-27 19:37:07
作者: 刘山鹰 (进入专栏)  
是解决土地问题。”[24]在当时,平均地权是比较容易实行的,因为,“中国最大收入的资本家,只是地主,并无拥有机器的大资本家,所以我们此时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便是一件容易的事。”[25]他认为,土地是生产的基本元素,要平均地权,社会主义就容易实行。他预言,以后工商发达,土地腾贵,事所必至,比如上海当时的地价,与百年前相比,至少要贵至万倍。“如果我们从中华民国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的孳生崛兴,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酷烈百倍的新专制暴政,要挣脱这种新的暴政就必须用流血手段。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新政府一成立,就必须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这一措施是革命的必要手段。”“要能预见未来,我们必须是有远见的人,而且要现在就作出决定,使地产价值的增值额,成为创造这一增值额的人民的财产,而不是成为那些侥幸成为土地私有者的个别资本家的财产。”[26]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所设计的平均地权的主要内容是:核定地价,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土地价格由地主自己去定,地价由地主报告到政府,政府按照他报的地价来抽税。税法是值百抽一。政府还定两种条例,一方面是照价抽税,一方面是照价收买。如果地主把十万元的地皮,只报一万元,他骗了政府九百元的税,自然是占便宜;如果政府照一万元的价钱去收买那块地皮,他便要失去九万元的地,这就是大大的吃亏。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所以,地主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一定不愿意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格。地主既是报折中的市价,那么政府和地主自然是两不吃亏。

  

   地价定了以后,还有一种法律的规定。就是从定价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其涨高的价值部分完全收归公有。孙中山的理由是,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推动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于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的功劳。孙中山认为,地主真是明白了平均地权的道理,便没有必要害怕被收归公有。因为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

  

   孙中山在他晚年的时候,还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到达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27]孙中山从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角度,强调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性。“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28]孙中山注意到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土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认为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29]。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表明了孙中山的思想更加趋于革命性。

  

   3,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

  

   孙中山耳闻目睹了欧洲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和工人阶级生活的惨状,对于资本家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欧洲“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30]“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31]但是,立足中国的现实,对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态度,孙中山则有所不同,强调必须根据中国的事实,而不能单凭学理。他认为,中国的事实“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32]孙中山的意思是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西方国家那种非常明显的贫富分化、阶级矛盾突出的地步。所以他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提出中国事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是个人企业,二是国家经营事业。“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33]可见孙中山虽然从情感上不喜欢资本家,但是他从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出发,主张发展个人实业,并对个人实业提供奖励和保护。另一方面,鉴于西方国家贫富分化以至于发生社会革命运动的事实,孙中山又要避免在中国发生类似西方的社会革命,所以他又主张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34]可见,孙中山所要节制的不是一般的私人资本。他要节制的私人资本是什么样的资本呢?是防止“资本垄断之流弊”,是防止出现垄断资本。

  

   一方面是节制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很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35]“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36]振兴实业的方法主要有:第一是交通事业,像铁路、运河都要兴大规模的建筑;第二是矿产,中国矿产极其丰富,货藏于地,实在可惜,一定要开辟;第三是工业,中国的工业一定要赶快复兴。这些事业都需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经营。“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37]

  

   4,利用外资

  

   孙中山由于长期游历海外,所以眼界开阔,能够胸怀世界。他主张,凡是中国应兴事业,若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若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若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 “要发达……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38]他非常赞赏“时间即金钱”的说法,认为利用外资缩短中国发达实业的时间,是一种大智慧。指出美国、阿根廷和日本的勃兴,都得益于善于利用外资。他批评那种一听见借外债就“畏之如鸩毒”的现象,这是“不知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与清政府不同,孙中山一方面是利用外资,另一方面是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平等互惠。在与胡汉民、廖仲恺谈话时,他提出了借外债的三项原则,“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39]如果借外债而失去主权,就可能像埃及那样亡国。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接触、了解、追求社会主义的先驱。从时间上讲,孙中山比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社会主义要早十几年。梁启超曾经总结晚清时期的新思想运动,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是四支“主要潮流”之一:“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 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40]事实上,国民党人也比共产党人更早介绍、传播社会主义。毛泽东曾言:“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41]孙中山一旦接触社会主义,便衷心折服,以之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孙中山接受社会主义,除了开阔的眼界、敏锐的眼光,能够与时俱进,把握时代潮流,择善而从的个人品格,还在于他拥有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理想和救国济民的抱负。社会主义思潮和大同主义理想在他心中一拍即合,形成了他别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民生主义。

  

   让人饶有兴趣的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不是当时中国之必须,它属于一种预见性的、防患于未然的学说。当时中国革命的急务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反动军阀,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但是民生主义学说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对于社会发展大势和发展规律的把握之上的。孙中山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贫富分化、阶级斗争之已然,预测到中国社会发展之未然,为了避免这种未然最终在中国成为已然,民生主义应时而出。它就像是一座灯塔,照亮了前面航路上的礁石,又像一个船长,规划了避开礁石的清晰方案。与其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空想,不如说民生主义恰恰是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有一个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毛泽东曾经在国民党内工作四年,并被孙中山亲自圈定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曾代理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宣部长,而且多次亲自聆听孙中山的演讲,按照常理,毛泽东对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思想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是认为他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呢?而且从未指出民生主义实际上就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

  

   依笔者所见,毛泽东肯定是了解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但是毛泽东评价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主要是以孙中山实际从事的工作,作为评价孙中山的依据,而不是以他的思想作为评价依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去世时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当然就没有条件去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所以毛泽东没有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是符合实际的。

  

   孙中山没有条件从事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的民生主义学说,足以说明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和宣传家。虽然毛泽东认为孙中山的历史观是民生史观而非唯物史观,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众多,不能仅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社会主义。大家比较熟悉的有空想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同流派。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流派,它是参照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而提出来的具有一定中国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思想或者学说。列宁虽然不赞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认为民生主义是“主观社会主义”,但是这个评价在最低程度上,间接地承认民生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所以,认为孙中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和宣传家是不为过的。

  

毛泽东回避认为孙中山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必须保持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所谓保持正统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尽量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意识形态上,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必须保持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致,才能获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认同与支持。显然,如果完全认同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那么必然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相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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