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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昔舜:传统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

更新时间:2016-03-27 19:03:58
作者: 曹昔舜  
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经过干余年的儒学意识教化后,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但正如高华先生所说,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体西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衣。”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

  

   五、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

  

   国家民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明显,优秀合理的思想成分难以化入人心,正如高华说:“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末改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人情、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秦晖先生就更直接的指出:“传统社会的反近代化机制有儒家色彩的一面,即抑制个性,国家专制与父权家长制桎梏都阻碍着自由交换、竞争与市场关系的发展,阻碍着民主、人权与公民社会的形成。”

  

   综上,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明显皆不同甚至相悖于席卷世界的现代化潮流,而在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过程中又极容易陷入某些误区和陷阱之中,因此,在国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变革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等结构是一个系统庞大又无比复杂艰难的问题,如何协调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和现代理性认识的谨慎问题。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是传统国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才能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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