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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旧制度”与“大革命”

——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结构及其演变(1967-1973)

更新时间:2016-03-25 22:27:14
作者: 陈明明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

   可以说,2月3日的《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已经给出了新政权建设的基本架构,到第二个月底,3月30日,《红旗》杂志另一篇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则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新政权命名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以及革命委员会组建原则的“三结合”方针。

   首先,作为所谓巴黎公社式“创举”的革命委员会是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产物,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摧毁“旧的官僚体制”的结果。这些在群众运动中“新起的革命群众的代表人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无论是对他们论功行赏,还是要彰显“革命”的合法性,都需要确认他们在新政权中的地位:

   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必须重视他们的意见,而绝不能把他们当做陪衬,因为他们是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如果不承认或贬低他们的作用,那就是否定革命群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排斥他们,把他们当做陪衬,那就不可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那就不可能是革命的“三结合”。

   归根到底,对待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也是能不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新政权不能没有原领导干部的加入,这是因为,这个权力要素理论上是“党的宝贵财富”,现实中是具有运作政权经验、谙熟体制管理的职业政治、行政官僚。和1966年文革初兴时鼓吹打倒一切“当权派”的极端做法不一样,社论提出了“正确评估(干部)大多数”的问题:“半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严峻地考验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了。同时,证明了我们的大多数干部是好和比较好的。那种对干部一概排斥、一概打倒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需要指出,这不能责怪群众。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就是这样干的。……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企事业单位,都有大批的革命干部。就是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盘踞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也是这样,不过那里的革命干部长期受到压抑罢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社论由此提出:

   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作用,必须充分估计。他们应该而且可能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当然,只有和群众相结合,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才能起到这种作用。

   即使是“犯有错误的干部”,社论也主张宽大为怀:

   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应该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团结他们,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其中许多人还可以参加临时权力机构。

   当然,这个宽大是有底限的,有原则的,底限和原则就是:

   不能把坚持错误、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人,强加在群众头上,硬拉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来。否则,那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那就根本谈不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那就会出现新的反复,甚至使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重新上台。

   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

   第三,由于解放军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是作为这个“大革命”赖以支撑的特殊保障力量而发挥作用的,新政权没有军队的加盟是难以想象的。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要求军队“支持、援助”“左派革命群众”,介入地方政治生活。“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正式明确了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军队对地方夺权斗争的深度介入,其本身已经成为复杂的各派政治角逐中的利益相关者,是利益攸关的一方,不过在名义上,军队仍然担负着“大局”、“稳定”、“支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超然的象征性的使命。“经验证明,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有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参加,对于胜利完成夺权斗争的任务,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红旗》杂志社论把对待军队参政的态度,提升到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的高度,提出

   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由此可见,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群众造反组织的代表、原党政领导干部的代表和驻地军队的代表。1968年3月,毛泽东在总结夺权斗争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时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在毛的指示中,各个城市的夺权斗争,“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但是,关于三者在政权内部的地位孰先孰后、谁轻谁重,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按照《红旗》杂志的口径,“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可以说,各地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是否得到中央的承认从而作为一个享有权威进行地方治理的国家机构,至少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取决于它能否落实“三结合”的方针,维持这三种力量在权力结构中的平衡。

  

二、“掌权靠这些人不行”

   然而,这三种力量的平衡是相当脆弱的。

   首先是群众组织,即“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新政权中无意(出于派系的利益)亦无法(缘于结构的强制)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并“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新秩序”。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号召而引发对现存秩序的破坏践踏、对党政机关的肆意冲击,从而导致大规模社会政治冲突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集结起来的社会大众从一开始就潜藏着分歧对立的倾向,并随着运动的深入而公开分裂为不同的阵营。“保守派”和“造反派”就是那个时期人们对这些不同冲突派别的概括。尽管这个概括的内含多有交集,不无混乱,但一般说来,在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方面符合官方“阶级”、政治标准,个人经历或家境与既存体制比较融洽,因而在政治生活中和官方有着密切关系的人被视为“保守派”,相反,家庭出身不够“纯洁”,在文革前或文革初遭遇挫折或家人经历坎坷,并因此竭力在文革中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往往加入“造反派”。不过,由于“大革命”造成既有权力结构的崩溃,每一个人事实上都可以获得在“保守”和“造反”之间自由选择的机会,“保守派”会实现华丽转身,变成“造反派”,尤其在权力分配过程中和主政者譬如军方发生尖锐矛盾时,而“造反派”当其面临更激进、更极端的势力时,也会沦为“保守派”,这就使得派别的构成、态度与行为在“保守”和“造反”之间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斑驳迷离的特点。

   例如,湖南文革初期的“保守派”(“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简称“长保军”)在湖南省委、长沙市委被迫检讨承认“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是“错误口号”,并为造反学生冲击市委的“8·19反革命事件”平反后,许多此前参加“长保军”的群众纷纷倒戈成为“造反派”。而原先最早向省委市委造反的“高司”(“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随着地位的变化和获得省军区的支持,在1967年春天夺权浪潮席卷湖南之际,转而配合驻军抓捕过去并肩作战的战友——“造反派”中更为激进的“湘江风雷”成员时,就被后者指斥为“新保守派”。这些曾为同一营垒的造反组织之间的龃龉、争夺、对抗发展到兵戎相见,最终酿成8、9月间惨烈的大武斗。在湖南局势依然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于9月5日成立。由于“省革筹”“既是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机构,又是全省的临时权力机关,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围绕着“省革筹”的席位分配、“省革筹”对各群众组织的态度倾向,各派又展开新的争夺,在激进“造反派”内部,引出更极端的势力——从“湘江风雷”派分裂出来的部分组织和成员所组成的“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这个组织发表的《省无联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开挑战“省革筹”,认为“省革筹”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的三结合”的延续,是“为维护上台黑线人物过关,把一些台下人物作牺牲品抛出来,欺骗群众,以转移斗争目标”的产物,同时斥责那些支持“省革筹”的群众组织负责人为“工贼”。“省无联”的极端表达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造反思维的体现,本质上源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逻辑,但它毕竟走得太远,且和1967年8月以后毛泽东试图重建秩序的意图相悖,所以这个松散的组织很快陷入灭顶之灾。

   湖南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这些在文革浪潮中因社会控制机制瘫痪而崛起的群众组织如果说开始还有理想信念,到后来则完全派系化了,它们高度分散、各为中心、唯我独尊、不讲章法、罔顾法治、实用主义盛行、机会主义猖獗,在摧毁官僚体制的同时,也抛弃了领导、程序和纪律,一个意外冲突即可为此大动干戈,一星半点火花即成燎原之势。这种组织品质和特征,严重影响到其代表人物与新政权的关系:当他们包围并试图进入革命委员会时,其派系之战已经恶化了革命委员会产生的周遭环境;当他们终于进入革命委员会后,则以“造反者”和“受招安者”的双重个性展开争权夺利,试图把这个新机构变成派别间党同伐异的新战场,从而和革命委员会的主导者发生严重冲突,并因此决定了他们日后出局的命运。即使是毛泽东最为欣赏和充分肯定的“一月革命”涌现出来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工总司”)(彼时已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支柱),也充满着难以平息的内部纷争,如“上海化工总站”:

   原来成立二个总部时就有私心,拉山头,相互攻击。夺权后也这样,对基层的影响很大。由于上层有二个组织,下面也成了几个组织。(1967年)3月底前,总部抓住联合指挥部是工三司的问题攻击,因此就不能掌好权、用好权。形势的发展,通过整风,基层一致要求我们抛弃大国沙文主义,和联合指挥部搞大联合。(大联合后)但总部联合了,下面的内战更激烈了,老造反队和新造反队的矛盾很大。上面联络站只是出了一个声明、通告,结果不但不能联合反而矛盾更大。

在“一月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徐景贤看来,造反派一开始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大杂烩,各个造反组织都往里面派人”,“在里面为自己的组织争利益:要经费,要纸张,办小报,印东西,有的还闹着要摩托车、运输汽车。我们虽然把上海的党政权力都夺下来了,但掌权靠这些人不行。”总之,这些“夺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负责人”的行为特征和心理状态同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原则的原初设计之一(“充分依靠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存在深刻的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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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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