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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

更新时间:2016-03-25 14:46:51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而到了近代则又以理性(或智性)为永不错误的权威。以理性为其权威的科学并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性质,因为没有一种科学理论可以完全被证明是理所当然的(justified)。一种新科学理论的提出,同时也就带来了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之多的新问题。新问题同样地有待于解决,故此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称得上是完整的理论体系,或者说是真理。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什么又是随着他本人提出的反历史主义的理论而来的新问题呢?还是它已不再面临任何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了呢?对此,作者并没有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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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普尔的企图是制订出一套能统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思想方法论。他的这一工作,往往不免予读者以刻意标新立异之感,他喜欢罗列一大堆的主义:本质主义、假说主义、演绎主义、唯科学主义、消灭主义等等。然而在把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引入人文世界方面,他毕竟是属于当今西方思想界的突出代表之一。

      波普尔攻击历史主义,是采取先为历史主义辩护的姿态,力图发挥历史主义的论点,然后再指责它的错误,进行攻击。就历史和历史学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他集中攻击于一点,即断言历史并没有客观的规律,因而是不能预言的——不是在微观上,而是在宏观上。这里的论证是:科学真理必须能够经受证伪的检验,而所谓的历史的规律却是不能证伪的,因而也就不能称其为规律。自然科学的规律必须是普遍性的,但历史事件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用科学上的证伪方法来加以检验;历史研究只能称为是对历史的解释而非历史的规律。这一论证的前半部分——即历史学不可能有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规律——并没有超出19世纪末以来的新康德学派。但新康德学派主要是就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二者本性的不同而立论,波普尔则更多地是从方法论着眼。他可以说是把新康德学派的观点引申到了科学哲学的领域里来。

      总体是不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的,所以对历史发展的整体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所以历史学所需要的并不是牛顿(那样的体系建立者),而是伽利略(那样的实验观察者),所以总体论就应该代之以零碎工程学;总体论是有预定的目的的,而零碎工程学则只问个别事件而不问目的。目的永远是总体论的构成部分,而目的论则必然导致空想主义。(15)于是,空想主义或乌托邦也和总体论一样就成了历史主义的同义语,所以也就成了波普尔所反对的对象。他认为任何乌托邦都不能逃避这样两个缺点,一是其本身内在的矛盾,二是它必然导致暴力。科学是不能、也不会构造出一个乌托邦来的——这是他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所着重阐述的基本思想。在《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中,他又强调对未来社会的美好信仰无异于是相信奇迹,那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一件事物“只能是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为描述乃是有选择性的”。(16)关于这一零碎工程学的论点——它在哲学上就叫做“批判的理性主义”——马吉(Bryan Magee)曾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解说:人类就像是正在大海上航行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他们可以修改他们所生活于其上的这艘船的任何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修改它,但是他们却不可能一下子全盘彻底改造它。(17)

      历史事件之有别于自然现象,在于它仅只一度出现,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不像是自然界现象那样反复出现;这一论点新康德学派已经再三申说,波普尔于此并无新意。如果说他有什么新意,那新意或许就在于如下这一点,即自然事变不是人为的,而历史则是人为的,其中包括人的意志、愿望、知识等等。人类的某些知识,如牛顿的力学、瓦特和爱迪生的发明,可以极大地影响历史的行程。自然史与人文史之间的这一根本歧异,过去是探讨得很不够的。波普尔着重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但他在论述历史学时,却犯了一个不可容忍的谬误。的确,我们并不能观察或描写世界的全貌,因而历史书的描写总是有选择的、有局限的。然而这个选择,对于历史学家却并非随意的。他所选择的应该是那些最足以表明历史精神的东西。他之略去许多东西,恰好是有助于表现他所要表现的东西。上节已提到,史家写史有如画家作画,他的画面不必表现全部的细节。历史学有其作为科学的一面,也有作为艺术的一面。对于艺术的一面,波普尔的史学理论是全然忽视了的。他只萦心于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但就是这一方面,其基本论点也是值得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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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普尔的讨论涉及多方面的科学问题,包括量子力学、概率论等专门学科以及方便假设论、思维经济论等思想方法论。构成他思想的一个特点而又有别于其他人的是,他力图把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打成一片。打通这两者的关键也是他那统一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也被称为“证伪标准论”(theory of falsification criterion),是他企图对这两者一以贯之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检验真理的标准不应该是证实,而应该是证伪,“进行科学检验的真正企图,就是对理论进行证伪”。(18)科学真理必须经受一切可能证伪的考验。反之,凡是没有可能被证伪的,就绝不可能是科学真理。也就是说,真理必须能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检验,而尤其是反面的检验(即证伪)。正面的事例或许不足以证实,但是反面的事例只要有一个就足以证伪了。例如说,希特勒是战无不胜的;无论希特勒打了多少胜仗都不足以证明这个命题正确。(因为他也有可能再打败仗);但是只要他打了一次败仗,就足以证明他绝不是战无不胜的,这就是证伪。也就是说,必须是能够经得起证伪的检验的,才有资格配称之为真理;凡是不可能以证伪方法进行检验的,就不可能是真理。

      因此,科学可以说就是证伪。对科学的“一切检验,都可以解释为就是要淘汰那种错误的理论”,而进行淘汰所使用的手段则是证伪,其目的“是要去发现某种理论上的弱点,以便去否定它,假如它被检验所证伪了的话”。(19)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挑剔一个理论的任何错误,“我们必须竭力去证伪它们”;而且“只有当我们竭尽全力而不能证伪它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它们是经受了严格的检验”。(20)只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认为它们已通过证伪而证明了自己是真理。或者用一种比喻的说法:真理是颠扑不破的,证伪就是要千方百计去颠破它,只有去用尽一切办法都颠扑不破它的时候,它才有资格被称之为真理。对真理的检验也就是进行证伪,或者说是进行进攻、进行驳斥、进行围剿;总之,“理论最后必须要服从经验的检验”。(21)真理不但不怕反驳,而且还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证伪来反驳,才能辨明自己的生存权。真理的真金,是由证伪之火锻炼出来的。可证伪的程度越高,则一个理论的可靠性与精确度也就越高。如果一种理论可被证伪的程度等于零,亦即它根本就没有被证伪的可能时,那么它就丧失了其作为科学真理的品质而不可能成其为科学的真理,它就只能是神话了。一切真命题或科学的命题,都是有可能被证伪(但又并没有被证伪)的命题;而凡是不可能被证伪的命题就都是假命题或是伪科学。一个命题虽不必一定要被证实,但却必须有可能被证伪。于是分析派所标榜的证实原则,到了波普尔的手里,就被代之以证伪原则。

      人类认识的进步,就要依靠人们双管齐下,一方面是不断设想各种大胆的假说,一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对这些假说进行反驳或证伪。这种工作越多、越好,则科学也就越进步。科学理论是假设,证伪则是对假设的反驳。科学认识就是通过这一猜测与反驳的双方交锋而不断前进的。这就是人类科学知识进步的规律。这个思想他在1968年的《猜测与反驳》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22)猜测与反驳的过程是永没有休止的,所以人们不应该轻易地陷入那种廉价的科学主义的诱惑之中,天真地设想着:真理就在这里了!科学永远都是尝试性的,并且是必然要犯错误的。真理只能是一项无穷探索的过程;没有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说:瞧,这就是真理!这类科学主义的向往,正如各式各样的总体论、乌托邦或本质主义一样,都只不过是人们的幻想,而且还是人们为之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幻想。它们都以一种盲目的武断,排斥了检验它们成败的可能性;它们自命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其实事物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说的那样的本质。真正的科学认识,只能是在猜测与反驳、试与错、假说与证伪双方不断反复较量之中逐步前进。

      可以承认科学理论里面往往都包含有灵感或猜测的成分,但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度上。一旦超出了有效性的限度之外,正确就会转化为谬误。波普尔那种“科学发展的逻辑”(这是他另一本著作的名字)的致命伤,就在于他把科学理论、把猜测与反驳绝对化了。这就导致他否认不同层次的概括化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总体和部分也是相对的,相对于不同的层次;绝对意义上的总体或部分都只能是空类;可是波普尔也把它们绝对化了。例如生物进化的规律,诚然它只是地球表面上的单一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理由把它认为是普遍性的,也适用于其他星球或全宇宙;然而就地球的范围而论,为什么就不能承认有它合理存在的地位呢?波普尔的理论,问题实在太多了;他那些僵硬的概念划分办法,常常不仅违反常识,而且难以令人,(不同意他那前提的人)同意。对有些史家的著作,我们可以有时不同意他们的理论观点,而同意他们的某些论断;但是对于波普尔的史学理论,可以让人同意的论断似乎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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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习惯总是把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两者区分开来。应该说寻求一种统一的方法论来打通这二者,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努力。波普尔试图表明:(1)二者有统一的方法,(2)二者有统一的对象。那统一不仅是语言,而且是语言所展示的世界。他所探讨的范围虽广,其间却并非没有内在联系。他的方法论也并非全无合理的成分,对于前人也不失为有所突破或补充。但合理的因素被夸大到超出其有效性的范围之外,就转化为谬误。他的某些分析,在性质上本来是现象学的分析或概念的分析;而他却把这些当成论述客观历史事实的论据。(23)他对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态度也与流行的分析学派的看法有所不同,并有其独到之见。他还认为没有形而上学的信仰,科学的发现就是不可能的事。分析他的理论中哪些是合理的成分,哪些是不合理的(以及政治上反动的)成分,还有赖于我国学术界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在吸取人类思想中一切合理的成分而又对一切不合理的成分进行批判的过程之中,才可望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正确的理论。不应该在正确承认一个人合理成分时,把他不合理的成分也全盘接受过来;也不应该在否定他的错误时,就拒绝他的合理因素。对具体论点进行具体分析,就包含着既不以言取人,也不因人废言。

   在他反历史主义的理论中,要害问题是:历史发展何以不能预言。日常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有些历史发展是难以预言的,但有些则是完全可以的。即以波普尔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战争爆发之前不是有很多人都在预言战争是无可避免的吗?波普尔不就是因此远走新西兰的吗?有些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仅是经验中的事实,而且(可以预言说)对于未来也会是有效的。这些预言是有根据的,而且是准确的,是任何人都不好否认的。对此他的答案也只能是很勉强地说:这是趋势,而趋势并不是规律;或者说,这只是历史解释,而历史解释并不是科学理论,所以我们尽管可以有历史的解释,但却“不可能有历史的规律”。(24)实际上,他的办法是把问题缩小到一点上:即知识的增长是没有客观规律的。问题虽然缩小了,但仍然未能给出满意的答复。他真正的意图是要说:科学理论乃是人的意识的创造;有了客观规律才能够预言,而主观意识则是不能预言的。(25)为什么主观意识或知识的增长就没有客观规律而且是不能预言的呢?他始终没有给出自圆其说的论据,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他理论里的阿基里斯(Achilles)的足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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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1年4期第213~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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