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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

更新时间:2016-03-24 21:06:57
作者: 黄旦 (进入专栏)  
虽不无道理,可也未必批到了点子上,因为这是新闻业作为一个职业或专业所需要的。提出“客观性”包括要达到的目标,都与其职业特征有关,而与其它各种学科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以及所遵循的习惯思路,均有较大的区别(Phillips,E.B.,1997)。新闻学研究一开始,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一些著名报纸及报人,或者是一些记者式的经验介绍,恐怕在于大众化报纸所开创的那种“职业化”办报路子得到他们的青睐和认同,甚至有一种自豪感[3],余下的就是如何按照前辈的印迹行走或在此基础上做些修修补补。自从以专业主义为研究取向的新闻史代表作,Hudson的《美国新闻业:从1690至1872》在1873年出版后,多数的新闻史研究者认为,真正的新闻业就是像本杰明?戴创办的《太阳报》那样的便士报,新闻业的历史就是如何发展成为便士报的故事。于是,他们解释并评价新闻史,其标准就是对现有的新闻专业化所做出的贡献,美国大众传播历史也就是媒介在它们的专业特点方面怎样演变进化的历史(Sloan,W.D.,1991:6)。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责任论”,所遵循的思路仍然是“职业化”或“专业主义”,其主要目的就是在原来主要是调整政府和报刊关系的“新闻自由”的思想基础上,进行添加和补充,试图对报刊的另一个外部关系--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关系做出调整或界定,以使报刊能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公共传播者(黄旦,1999)。海林(Hallin,1996)所谓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委员会准备其报告时,专业主义得以最大强化”,也许指的就是此种倾向。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学者曾对传播者研究做过如是描述:

   这些研究在总体上,局限于大众媒介操作的低层次上。夜班的编辑,社区报纸,检查官的删剪,记者们的自我想象,专业人员的工资等级,以及很多其它类似的具体的和工作层面的已都有涉及。但是高层次上的经济计划和政策制定仍然没有得到研究,更广更大的问题还空在那儿。作为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一个敏感中心位置的大众传播者,以及面对来自一个社会系统各个方面的压力而剔除和选择信息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哈洛兰,1969)。

   哈洛兰所描画的研究状况假若属实,那么恰好反映出传播者研究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倾向。所谓夜班的编辑、检查、记者的自我想象和工资等等,都是典型的与专业主义密切关联的内容。其实,哈氏所谓的高层次上那些更广更大的问题,虽不太多,倒也不能称为“空白”。至少就施拉姆所总结的新闻学研究的古老话题--“自由”、“报业经济和报业责任”等等,显然不属低层次的问题。不过即便是这一类的研究,同样只是遵循专业主义或职业化的路子--重点是划清媒介组织和社会其他部门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只要界线分明,就能各得其所,所有问题亦便迎刃而解。此种思路最典型的是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之中。报刊或者是专制主义的附庸,或者是自由主义下的独立媒介组织。有何种政治体制,就有何种媒介体制,就有何种媒介操作规范,互相之间一清二楚。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责任”,就变成对各自不越界、不违规的要求,或是对越界和违规的抗议。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该书是以一种假定的媒介和政府的关系来确定理论自身的名字(Nerone,J.C.,1995,27)。其实何止如此,整个的理论构想都是建立在这么一种假定的关系上。正是在该种假定的关系中,报刊成了一个自足的封闭的体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发展也就变成新闻业“自然的历史”(Hallin,1996)。惟一要做的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中使之不断丰富,以及媒介如何保住自己的清白之身和防止外来力量,尤其是政府的侵入。

   此种独立、自足的媒介组织观念,在美国大众传播学出现时仍被继续沿用并成为其基矗行政研究取向的出发点,就是认为媒介是一个自然的没有任何偏向的工具,可以被人们用于各种目的(Lazarsfeld,P.F.,1941;Blumer,J.G.,1978)。包括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都“显然隐含着以媒介自主机制的观念,忽略媒介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之间内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张锦华,1994,52)。

   可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发生在1949年。正是在这一年,怀特发表了传播学研究中第一篇关于“把关人”的文章。虽然怀特抱有验证卢因“把关人”理论的意图,但其从调查对象、设计的问题乃至关切的重点,与原有的新闻学研究却是一脉相承。直白点说,也许他本来是想通过对新闻选择的调查,来确认新闻学和新闻专业主义中的那些金科玉律: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等等。正是因此,当他最后发现新闻选择是建立在高度的个人主观基础上时,不自觉地流露出失望和惊讶[4]。尽管“在这样一种情境中,特别是在一个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研究者,都视'客观'是一个标准的特殊领域中”,怀特的“吃惊看起来是正常的”(Whitney,D.C.,1982)。但怀特恐怕根本就没有想到,就是从他的“吃惊”之开始,他们所一直信奉的且根深蒂固的新闻专业主义或职业化的观念,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某种不正常并遭到了怀疑。

   与怀特仅着眼于一个孤立的个体“把关人”不同,随着而来的是把新闻从业者个体和组织、制度等结合起来观察。布里德揭示了新闻编辑部中所存在的新闻控制(Breed,W.,1955);吉伯发现编辑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由机械零件(mechanicaldetails)制就的紧身夹克中(Shoemaker,P.J.,1991,P.11),个人的主观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Gieber,W.,1964)。韦斯特里和麦克莱恩把信源的压力引进了新闻选择之中(Westley,B.H.,&Maclean,M.S.,1957),吉伯纳则明确提出,信源是施加于大众传播者身上的一种社会机构(institution)的压力(Gerbner,G.,1969)。赖利夫妇率先把大众传播置于社会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丹尼斯·麦奎尔,1987,47?50),德弗勒却以为,媒介的选择本来就是在各种社会系统的制约中所进行的(DeFleur,M.L.,1966)。哈洛兰所谓的“空白”,即“作为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一个敏感中心位置的大众传播者,以及面对来自一个社会系统各个方面的压力而剔除和选择信息的研究”,在此时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媒介组织(大众传播者)和社会,再也不是界限清楚,各司其职,互不干涉,而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复杂缠绕。正是由此,新闻学中的“职业化”或“专业主义”的研究视野被打破,专业主义的理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把关人研究的模式也就逐渐向新闻传播研究中的“自由”“社会控制”等古老主题偏移甚至合一(黄旦,1996)。

   与研究视野的扩大相伴而行的是学科背景上的多样化。知识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以及打着文化研究旗号的各种研究取向纷纷粉墨登场,从而对“客观性”、媒介组织、媒介生产过程等等,都有着不同以往的揭示和分析(EttemaJ.S.,Whitney,D.C.withWackman,D.B.,1987)。与美国的传播学者不同,大洋彼岸的研究者一开始就把大众媒介的角色及其操作,纳入到社会系统以及相互互动中加以认识(Lazarsfeld,P.F.,1941;Blumer,J.G.,1978)。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常以考察企业的发展与广阔的政治经济形式的关系作为探讨传播过程生产方面的开始”(莫斯可,2000:73),“既有经济及政治制度会直接决定并影响媒介的运作及功能”(张锦华,1994:10)。文化研究揭示了大众媒介所扮演的意识形态生产者角色,并在现实建构和文化霸权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罗钢、刘象愚,2000)。法兰克福学派则把目光集中于大众媒介的文化产业特性,以及在现有社会条件前提下以交换为目的的商业本质,并且已经导致社会的“单向度”。此种研究路数,与那种囿于“客观、中立”的新闻专业主义来研究媒介组织不仅大异其趣,而且新闻专业的理念和立场受到了批判,认为其本身即是意识形态,具有维护既有体系合法性及保护媒体的策略效果,同时更成为新闻从业者逃避责任与理想的借口(张锦华,1994:21)。

   如果把从怀特“把关人”开始的有关大众媒介组织的认识和研究简略概括一下,其研究视角大致经过了从个体到组织到社会制度的过程;其研究重点由个体的新闻选择到组织、社会对新闻选择的影响,到媒介组织对社会观念、意识、文化的制造与复制;其基本思想,自专业主义到专业主义所受的种种压力以至对专业主义的批判;从信奉客观、公正到对媒介符号系统的意义以及生产这种意义的过程的探究。凡此种种,施拉姆所谓的这种新扩展出来的有关传播者的研究类型,也就完全彰示了其所具有的意义:从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始,最终带来的是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及研究的解构。

   然而,不能因此就以为新闻专业主义已被一笔勾销。海林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我们不得不问,专业化时代是否可能被证明是短时间的、相当异常的阶段,是一个比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经济、政治、文化的各自角色好象已解决,但仅仅是昙花一现。然而,这不是说新闻专业主义模式也随之烟消云散,它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中,尽管它也不再对自己的身份继续充满自信(Hallin,D.C.,1996)。

   如果说社会学、文化学、组织学、批判学派等等的研究和揭示,使新闻专业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那么,它同样也激起人们对专业主义的顽强固守,并试图给予它一个正确和适当的位置。根据几年前的调查,这种深扎在文化之中的“专业主义”情结,仍然是新闻媒介组织的基本氛围,尽管其所具有的威力在不同的编辑部里各有差异(Weaver,D.H.&Wilhoit,G.C.,1996:125?176)。就学术研究看,不同学科、不同取向的研究,越来越有融合的趋势,也许大家都理性地意识到,新闻媒介组织--大众传播者研究,本来就是需要多层次、多面向的透视,仅仅偏居一隅都可能会导入“瞎子摸大象”的结局。这在后来有关媒介或媒介组织研究的框架设想中得以充分展示。无论是Hirsch的三层次研究模式(职业角色、组织、组织间关系和社会制度)(Hirsch,1977)还是Shoemaker所概括归纳的关于“把关人”研究的总体构想(个人、传播的日常惯例〔routine〕、组织、组织外的或其他社会部门、社会系统)(Shoemaker,P.J.,1991),在展现媒介组织和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都为专业主义的研究留下充足的空间和余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和解构还会不断继续下去。也许,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地建构和消解中,才使得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这一点,不仅对我们全面正确认识、分析西方的媒介组织关系密切,而且对如何研究我们的传播者也不无启示。

  

   注 释

   [1]从Schudson,M.的《新闻采访的历史》一文中就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期,与新闻采访等有关的教科书就已有不少(Schudson,M.(1995).ThePowerofNews.HarvardUniversityPress,P.80~81)。

   [2]美国大学正式开设新闻学课程大致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恰好与其独立报刊的形成基本同步。大学中新闻教育的展开,对新闻学研究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可参:Weaver,D.H.&Gray,R.G.,1980)。

   [3]美国最早的一些新闻史著作常出自资深报人之手,而且对自己供职过的报纸往往有溢美倾向,如FredericHudson(1873)的JournalismintheUnitedStates:From1690-1872中关于《纽约先驱报》的叙述。

[4]可参TheGatekeeper:ACaseStudyintheSelectionNews之最后一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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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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