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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济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失与复苏

更新时间:2016-03-22 23:07:24
作者: I.   济曼  
20 世纪90 年代的诡辩怀疑倾向已被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作品中的德勒兹式或斯宾诺莎主义的现实主义所取代,这种现实主义认为语言不是仅作为表述的工具而存在,也不是拉康学说的肉中刺,而是作为一种强烈的共同体的力量,构建起我们与世界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紧随认识论的枯竭和僵局而来的,是对明确的物质知识的渴望,一种顷刻间难以和政治实践形式区分开的知识或研究。

   随着这种理论开放性参与到适当的全球性的客体中——客体指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缺少公理的世界里普遍回避的诸多主题,长期以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两个内在观念发生了变革。首先,全球性危机彻底结束了一种思维定式,即一提起决定性的经济整体就认为其风格是中央集权的、天生暴力的或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不仅是因为生态本身要求一个互相联系的结构的概念,也不简单是因为全球化已经终结了超越交换定律的飞地存在的可能性,更多是因为危机的经济根源是如此的众目昭彰。危机似乎导致了对政治普遍性概念的重新接受,这在现在不稳定的全球化经验下的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中体现了出来。如是汇合,尽管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却显然为革命思想指引下的政治活动的再度激化拉开了序幕。譬如对霍布斯丛林法则中的绝大多数英国人( 和“现实主义者”) 而言,生态危机已经让体制的改变成为他们生存下去的必要前提。这样的改变可能预示着日常生活的各种转变,从工作日的结构及感受到日常设施的随时可用,从城市的外观到电影院的可视化内容。革命,通过广告化的宣传已变得易为人理解,不再以阶级恐怖或暴力的面目出现,而只是创新,一种良好、实用的常识思维。

   此外,在对马克思的兴趣的重新分布中,所谓“边缘裂变地带”正在减少。早前对体制的自我调节与自治运作的结构主义的投入,开始转移到了一直以来逃避或违背体制的品质、现象和事件上,随之而来的政体从本质上来说有着新的知识品位。可以说是法律领域被犯罪领域取而代之,谬误、疏忽、愤怒、暴力、身体、性以及死亡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密切相连的客体星座,它们跟旧唯心主义( 这种唯心主义甚至悖论性地扩张到纳入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地步! ) 的准则保持着同样远的距离。这当然是一个关键的、在很多方面都极具价值的规划: 就在瞬间,一系列长期被无视、被认为有碍思想尊严的现象,开始被人关注,思考也随之有了全新的维度。

   不过,今天来看,这一趋势本身有时似乎遭遇了某种片面性,通常这被错误地归咎于马克思本人: 对资产阶级的恨不能使之失效的憎恶! 而实际上只是对法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憎恶。福柯曾用代码将之描述为“中等快乐”的整个领域,德勒兹和加塔利不厌其烦地对这个概念加以了戏仿嘲弄。对法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憎恶在 20 世纪 90年代转变为一种反复循环的模式后,批评也开始变得漠视商业、资产和金钱的所有流通空间与实践。而今,思想不再艰难前行于规范性的边缘,而是埋头于具体结构和细节: 向马克思和经济学的转变是一种别样的转变,指向那些被思想忽略的现象,一种向平凡和平庸的转变,向界限不明而引发关注的对象的转变。我们从世界银行的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什么? 华尔街人种志会告诉我们什么? 新自由主义国家所采用的确切的治理风格是什么? 广州一家工厂是如何发挥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 关于新通讯技术的社会本体,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资本如何改变城市空间的逻辑? 在亚文化的熏陶下,人们会本能地厌恶某些文本,而这一代人在阅读时似乎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无论他们多么喜欢读萨德侯爵、尼采或乔治·巴塔耶,他们同样会苦读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甚至会半不耐烦半着迷地翻阅《华尔街日报》。

  

   然而,如果说有什么直接复苏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的话,那莫过于新一代人迅速地登上了舞台,对这一代人来说,“共产主义”一词不再仅仅是愚蠢、死亡和失败的代名词,而是政治可能性及意义的新的地平线,这从 20 世纪 90 年代思想的角度看是始料未及的。“共产主义”这个词的特殊性的关键在于: “共产主义者”从未停止召回因真正的有改革能力的政治进程而被糟蹋、被破坏的一切。如今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所附属的政治凭借自由和进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引导同盟——其用奴隶制、种族主义、贫困、战争和其他不公正现象筛选出的历史共谋,与之不同,共产主义者选择呈现在文化上饱含古拉格式集中营提喻法的政治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愚昧、死亡和失败是所有新共产主义的内在化的( 但不是充分的)基本原则,是为产生更好的思想和政治的一种试验性的鞭策。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来自一个不完善和必然要妥协的空间,落魄正是其力量的秘密所在。正是从这一角度,齐泽克才发出了“失败更好”的训诫。

   然而,对大部分人来说,“共产主义”这个词所产生的罪过意识和耻辱氛围,在更加广阔的积极进程中,只是开始一刻的消极,接下来的进程将充满各种积极的新乐趣、概念、团结形式以及想象。新共产主义今天划定的领域与其说是被严肃的有组织的激进分子或教条主义者占据着,不如说是由蒙太奇式的一系列阅读小组、免费学校、艺术网站、涂鸦、抗议所构成。新共产主义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基督教徒、工人主义者、失业者和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消费主义者的陈词滥调厌恶至极,并坚信工作、债务和不安全感不是生活的全部。如果我们不曾上过大学,或与来自欧洲没落城市的青年和失业者打过交道,或与圣保罗、开罗、上海等地的新一代学生为伍,就不会对这一现象形成印象。无论共产主义者的人数多么微乎其微,无论其组织策略多么不成熟,共产主义仍作为一种实体的分散联结,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种富有激情的政治风格,再次浮现在地平线上。

   这一转变的谱系,根据对之前出版物的考察,似乎始于 2001 年北美的《帝国杂志》,一路走来,还有其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本,包括瑞托特的《受折磨的权利》( 2005) ,隐形委员会的《起义将至》( 2007) ,以及最近的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的预设》( 2010) 。窥察政治序列,新共产主义似乎已经在西部的西雅图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间出现,在长达 10 年的间歇性冲突中,继续从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中吸收政治能量和组织智慧。

   马克思主义一向鄙视伦理学的学科性隐私和清静无为,新共产主义自身特殊的伦理情感维度往往也因此被掩盖。我们认为,新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或规则的体系不是要去强化马克思未具体阐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表述。我们所说的伦理并非通常与该表述相关联的个人主义的道德体系,而是同时具备个人和集体主义色彩的情感记录,尽管这较少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但却也总是随之而存在。马克思 19 世纪的错综复杂近于杂乱的科学宝典以及他对假慈悲的改革者和乌托邦主义者的怀疑( 部分继承自黑格尔) ,遮蔽了我们想要简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乐趣”的东西。

   这是一种主观的充实和辩证的愉悦,同时结合了唯物主义的清楚明晰。后者把对不公正的憎恶与对未来的热爱相结合,把地球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的连通感与对个人的局限和特殊性的痛苦认识相结合。在与充满生气的激进分子的网络建立连接之前,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着独特的理论乐趣,恰如约翰·洛克曾言的“经常的喜悦之情”。没有生命、自然甚至“社会”,只有令人愤怒的资本,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乐趣是多么强烈呀: 既隐秘又清晰,既是可以标示的又是无限复杂的,有一种纯粹的推理和修补匠的快乐。这是不寻常的人与事物本质的联系,作为一种仅仅由关系和力量构成的“物质”,这种物质完完全全是历史的、偶然的,当然也是非常不稳定的,不过,却有着令人难忘的解释力和揭露的力量。这种乐趣准确来说,跟一个人在抗议期间面对街道上其他人时所经历的情感特征相同,虽然一次偶遇表面上是孤独的客观的,其他相遇是主观的拥挤的,却不大可能对这种乐趣和与之同时发生的对知识及正义的渴望进行区分。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的“( 极度) 快感”,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实践的自我维持的快乐,是因为我们痛苦地意识到,尽管如上文所述的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在转变,我们仍然生活在左派的衰败中。这绝不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我们有无数理由怀抱希望,而现在不过是在给那些被另一种不同世界的可能性吸引的人们制造一种悲惨的状况。另一种世界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其中,1%的收获需要付出 99%的努力,而且目前的不公正和破坏性生产会如同其隶属的政治那样尽人皆知。如果今天很难质疑马克思的解释性或分析针对性,那么显然左派在政治领域存在战略问题。

   生活在左派的衰败中并不意味着生活在不完美的阴影下或者希望即刻重建。然而令人激怒的是,一直威胁着真正的政治的持久力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孤单无伴”。例如,巴迪欧的哲学可谓是为了在政治低谷期维持内在的组织强度而定制的理论,是一种清晰的关于希望的哲学,是被围困的细胞的必要精神燃料。自主论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共产主义并非像马克思有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项需要酝酿 20 年、30 年、50 年的工程,而是一项于当下的间隙中便可开展的事业,我们应该从此时此地就开始创造,而不是等待未来发生某种类似于救世主形式的事件后才开始。虽然有迹象表明变化正在发生,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衰败中,生活在没有“进步”和救赎保障的环境中。不过,在这个政治关头,没有什么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乐趣构成哪怕是轻微的威胁,正如父权制社会的继续存在不会对女性主义运动的乐趣产生任何影响一样。困难重重是事实,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严谨分析所产生的良好开端或左派实践共同体所制造的有效生存之道是不真实的、不必要的或多余的。的确,如果有任何希望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在其中,人类最终可以与正义和充满活力的地球同伴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一个必要条件。

  

   一种思想被称作“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准则或规程使这一论断成立? 它是关于内容的问题还是对一揽子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假说或政治信条的坚持? 有没有一种轴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假说或立场,一旦消除就会改变话语的性质?或者它是一个临界值的问题,思想状况中的一个特定时刻,达到后,这种思想就不再被认作是马克思主义的? 还是一个事关方法或形式的问题? 此处,我们不妨回顾乔治·卢卡奇的建议,即便所有署名马克思的经验主义学说,如利润率下降、劳动价值论等都被证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也绝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他的意思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任何有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失败时仍可保持丰富性,而以辩证严谨见长的思想必定能不断克服和超越其本身。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鉴定标准的探究是无趣的。我们无疑经历了任何人在沉溺于理论的乐趣时都会产生的对理论进行分类和定义的冲动,渴望创新,渴望在澄清差异的同时又能捍卫其中的逻辑联系。在积极坚持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的话语语境中,这些区别可能的确包含更多利害关系。但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一问题的背景中看到了令人生倦的繁琐的侦查程序,一个盲目地守卫领土的幽灵。

   但是若是迫于压力,我们或许会提出以下看法。如果女性主义的命运注定是摆脱父权制施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严格保护人类思考自身的能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则切合了与资本主义施加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进行平等竞争的需要。也就是说,二者都是正义的艺术与科学,是必不可少的分析工具和有先见之明的政治训诫。资本主义的特定构造具有复杂性,在这种构造中,资本主义的统治至高无上,即使是在其自身必然性受到质疑并且其意识形态不再能确保自身未来时,其逻辑和结构都未曾受到挑战和破坏。在这一时刻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是强大的,建构了完整的日常领域,而且 99% 的人即便赞同其他现实也不会将之抛弃,资本主义在迅速使地球变得无法居住的同时,甚至没能使他们享受凯恩斯主义的清福。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特定构造的复杂性有自己的回应方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哲学的重新振兴发挥着基础矢量的作用,不应该仅仅被当作肤浅的哲学兴趣。从根本上围绕某种渴望而组织起来的话语通常是不大可能偏离哲学传统的。正是通过艾蒂安·巴利巴、奈格里、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在新一代的学生和理论家中看到了他们对哲学史再次产生浓厚的兴趣。从巴利巴最近对洛克所做的全面的重新评估,奈格里对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论述,齐泽克对黑格尔和谢林的论述,巴迪欧对柏拉图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不只从与自身传统相去甚远的思想家那里,而且从与自身传统相悖的思想家那里提取有用的理论碎片。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多元主义无疑是修正主义式的倒退和混乱的最明显症状,使哲学成为一门现今可以完全脱离实践毫无风险地进行演变的衰弱的理论。然而,我们认为哲学中这种朝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不是哲学对紧急历史现状回应迟缓的又一实例,而是一种存在于哲学学科和规范空间内部的真正的辩证的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开始从自身传统的局限、枯竭和窘迫中有所成长。

   我们把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杂糅性看作其力量的一个标志,与其他立场进行抗衡和与其他思想进行交汇的一种渴望。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诺重塑承载着我们共同未来的思想领域,其中充满了问题与危险,但同时也闪烁着令人心动的美丽的淡红色光芒。(注释略)

   (本文译自伊莫瑞·济曼( Imre Szeman) 教授于 2014 年 11 月 1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的演讲“Marxism Lost and Found”,经作者授权发表。译者贾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作者单位: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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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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