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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宜庄: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

更新时间:2016-03-21 18:59:15
作者: 定宜庄  

   近年来,有关满族“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清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朝满人是否认同与如何认同‘中国’,这在以往的国内学术界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1,而事实上,国内学术界没有意识到的“不成问题”,恰恰表明了这是以往学术研究中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空白和盲点。这个问题首先由美国“新清史”学者提出来,被国内学界视为一种挑战,并由此而引发深入的思考和积极的回应,所谓“经历过‘新清史’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2 这正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美国“新清史”为中国清史研究所做的一个重大贡献。

   讨论满族的“国家认同”,事实上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对满洲作为“民族”的认识;第二个是对“中国”这一名词的理解。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了清朝从建国到覆亡及其以后漫长历史阶段中诸多的本质问题,不可能在一篇小文中进行全面具体的阐释。本文选择晚清到辛亥革命之前这一特定时段,讨论满族在面对这场重大变革时的国家认同,我认为这是讨论满族从有清一代直至如今,其“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却也是往往被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的问题。

   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思考

   在美国的新清史学者看来,所谓“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一个过程。作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具有不同形式、实践和理念的合成体,“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他们认为从来不曾有过,也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纯粹的中国或纯粹的“中国性。”所谓“中国”和“中国性”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是多样性的,而非一贯统一的。3

   对“中国”等名词的这种认识,是新清史诸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他们对清朝的很多解释,都是从这个基点上阐发出来的,却也是受到国内学界最多质疑之处。如刘凤云、刘文鹏在《“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4一文中所称,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其背后有一个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威权倾向。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质疑。所以,‘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

   该文进而又提出:他们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既然提到了“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的高度,问题便变得严重起来,乃至引起国内许多学者的政治警觉和反击。

   美国“新清史”学者究竟存在着何种政治目的和居心,并不是本文打算评判的问题。我想说的只是,事实上,美国“新清史”学者提到的有关“国家”、“民族”的诸多名词,未必如上述引文所说,是来自欧美学界的某种理论或框架,而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人自己在清末直至民国初期曾经历时十数年甚至更多时间,经历反复探索求证之后建构出来的基本概念。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革命党人还是君主立宪派,他们撰述的大量文章、专著,以及登载在各种报刊和时论和官方文献等历史资料,都可以用来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对此,说得再明白不过: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5

   这两段话中,梁任公明确指出的,就是我国从来都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名”,有的,只是朝廷而已。因为所谓“国家”、“国族”,乃至与之相伴随的“民族”、“种族”的概念,都是近代才出现的,都是直到18世纪晚期,随着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天翻地覆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变革,这些名词才充分概念化,成为西方社会区分人群、解释世界的主要框架。而这些论述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概念范畴,更要到19世纪以后。在中国,这些名词和概念应运而生更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其一,西方各种思想观念已经涌入中国,并对晚清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二,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都是伴随着洋枪大炮侵入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正是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步步紧逼,感受到“亡国灭种”威胁时,才自觉展开了构筑“国族”等一系列活动的。这种其实是晚清以后才被建构出来的“中国”、“中华民族”等概念,其影响之深入人心,以至直到如今,在普通百姓乃至诸多学者心中,都成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不替之论。

   由于这些名词所具有的特定的近代性,迄今仍未受到中国清史学界的充分关注,对于西方的民族理论/族群理论,往往也是一头雾水,这便与站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说话的“新清史”学者很难相互理解。6很多学者一谈到清朝皇帝,就以他们多次地、不断地谈到“中国”为证,强调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孰不知在清帝心目中的“中国”或者指代他们的朝廷,或者指代他们占据的领土(亦称“天下”),而全无近代“中国”之含义,与清晚期革命党人或立宪派所称的“中国”风马牛不相及。梁启超在上述引文中指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共和政体与帝制的区别,指出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与帝制之下的臣民与朝廷之间的关系的本质区别,可惜的是,有些学者迄今还无法达到当年梁启超等人的认识高度,以至于不断有将清朝与国家的概念混淆不分的现象产生。对此就不更多举例了。这里要说的是,只有对于“国”、“族”指代的究竟是什么,才有可能讨论“认同”这个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满族对“中国”是否认同的问题,是一定要置于近代这个特定的语境下,才可能有相互对话的可能性。

   二、辛亥革命时期有关满汉关系之争

   革命派之所以极力宣扬排满,清廷的腐败无能和对抵抗外敌入侵的软弱消极,固然是主要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正当欧洲经历民族主义转型时期,西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造成的影响。即如盖尔纳(Emest Gellner)在《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 and Nationalism)中所言:“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7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认为是一个民族,便有权在他们居住的领土上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并拥有自己的政府,全权治理这个国家。

   而中国当时以满洲这个少数民族统治占据多数汉族的清朝,却恰恰违反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原则,这也正如盖尔纳提到的:“违反民族主义有关国家和民族合一的原则,会深深伤害民族主义情绪……对这种情绪伤害最深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裔差异。”8革命党人既然要建立一个单一民族(汉族)的中华国,驱逐其他民族,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满洲,便成为理所当然之事,至于这样的纲领和主张,到底有多少真的是出于三百年来对满洲统治的民族仇恨,倒反而位居其次了。

    要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既然成为纲领,成为原则,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缔造这个“单一民族”,也就是当时人所称的“国族”。始发韧者并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梁启超。早在清亡之前的1901年,他撰写《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就呼吁“中国苟欲图存于生存竞争之大潮,其唯‘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得到知识界的群起呼应。以西方“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为典范,着手从事于中国“国族”的塑造,包括提出一套以黄帝为中心的“符号政治”,打造出一个新的国族——汉族,进而构建起近代中国国族意识的活动,就此而轰轰烈烈地兴起。这一过程曲折复杂且内涵丰富,叙述这一过程又不是本文重点,好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有大量成果出现,这里就不拟多谈了。9

   既然建立以黄帝为先祖的单一“国族”已经成为当时的共识,进一步的关键,便是对这个“单一民族”如何解释。晚清知识群体思维活跃,代表不同政见的报刊杂志、社团组织叠出,大分起来,不外主张共和和立宪两种,但在建构国族的一系列问题上,见解却大同小异。

   最激进的是革命党人的言论,他们显然是将满洲排除于这个单一的国族之列的,于是才会有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的的《同盟会宣言》提出: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巳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洽,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10

   更极端者如邹容,在《革命军》第6章“革命独立之大义”中提出“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自己的汉种中国人之中国。”“一、不许异种人沾染我中国丝毫权利。”“一、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一、株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做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其中尤以“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一条为甚。11

   立宪派的立场和态度,可以以梁启超与杨度等人的主张为代表。立宪派既然鼓吹君主立宪,而君主偏偏又是革命党人所谓的异族,是应该被革命、被驱逐的对象,只要革命党人的说法成立,满洲君主就只有被推翻而绝无再为君主的理由。因此,梁启超等人与革命党人的争辩,针对的就是汉族单一建国论。梁启超认为:“国家须有人民,此理之至易明者。但其人民不必有亲族血统之关系,徒以同栖息于一地域,故利害相共,而自然结合,谓之国民。”按照他的意思,只要是同栖息于一个共同地域,利害相共,那么不一定有亲族血统的关系,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休戚与共的国民。他认为当时国民所最当努力的是保国,至于保种(汉种)和保教,并非当务之急。同样地,张君劢也说:“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受治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

   既然按照梁启超等人的说法,“国民”包括了栖息于该地域的所有人,那么,被革命党人排斥于国民之外的“鞑虏”,也就是满、蒙、回等少数民族,是不是也应该列入“国民”之列,又是以何种理由列入呢?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以黄帝为先祖的国族构建呼声几乎压倒一切的时候,梁启超等人也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设法为自己的主张寻找根据,而根据的出发点,就是要证明满人与汉族一样,也是中国国民的一部分,这就是“满汉同源论”产生的背景。他们意图将这块领土之上的少数民族也纳入到“中国”这个共同体之中,即他们所谓的“大民族主义”,以与革命党人主张汉族独立建国的“小民族主义”相对,甚或提倡将“中华民族”而不是“汉族”作为这个国族的族名,如杨度。12

对于晚清保皇立宪诸人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学者虽然多所批评,却认为他们力主满汉融合的主要理由,是反对革命,遂使这种批评难以深入。而这一理论真正的自相混淆之处,是在于他们并没有脱离“单一民族建立国家”的巢臼,只不过将这个“单一民族”加以扩大而已,而未曾意识到,他们的“大民族主义”仍然以汉族为主体,其他少数民族如果留在这个国家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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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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