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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崇科:重读张爱玲《色,戒》

更新时间:2016-03-21 13:49:25
作者: 朱崇科  

   内容提要:《色,戒》可以称为张爱玲创作历程中相当独到的一篇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创作时间跨度漫长,而且同时也是争议不断的作品。本文着力重读此篇小说,并着力论述其中的身体书写:《色,戒》中的身体绝非只是肉欲的身体,而是一种更繁复的“身体意识形态”,也并非民族国家、道德律令可以涵盖;同时,《色,戒》也开拓了张爱玲的身份认同视野。当然,值得反省的是,张爱玲对身体/身份的再现——身影勾勒其实更多是虚构的,我们似乎不宜因为其历史的取材而加以坐实。

  

      毋庸讳言,《色,戒》[1]可以称为张爱玲创作历程中相当独到的一篇小说,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创作时间跨度漫长(从1950年代初期到1978年3月《皇冠》的刊发),而且同时也是争议不断的作品,甚至也破例让张爱玲亲自跳出来现身说法和辩护,比如对当时域外人的书评,她批评道,“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2]而到了2007年,国际著名导演李安将作品搬上银幕后更是热论如潮、众说纷纭,暂时跳出剧烈臧否的缠绕,或许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称此为一种“《色,戒》现象”。

   当然,即使我们缩小焦点,考察张爱玲对此作品推出的慎重原因(和她早期主张的“出名要趁早”的急迫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张力),不同的学者也是侧重各异。张迷兼学者水晶指出,“《色,戒》刚在《皇冠》刊出时,曾经引起一阵争论,也是因为题材所带的挑战性而引起的……出卖的确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题目。”[3]而李欧梵则更将原因指向于“或是这个真实的故事本身太精彩了,所以一定要写得好”,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她最后的作品。”[4]而张爱玲显然对《色,戒》倾注了不少的心血和浓厚的情感,如其所言,这个故事“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5]种种说法,其实也反衬了《色,戒》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粗略考察有关《色,戒》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此小说与相关史实的可能关系;2此小说创作与作者经历的比照;3批判此小说主题意识形态的堕落;4建议从人性视角解读;5讨论此小说的叙事特点与侧重;6从女性主义等视角加以挖掘等等。[6]毫无疑问,上述研究多数或高屋建瓴,或条分缕析,或细腻精致,她们大都对笔者的可能深入理解与推进不无裨益。

   但同时,坦白说,笔者亦有一种不满足感,觉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依旧存在,而欲进行重读。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色,戒》中的身体绝非只是肉欲的身体,而是一种更繁复的“身体意识形态”,也并非民族国家、道德律令可以涵盖;同时,《色,戒》也开拓了张爱玲的身份认同视野;当然,值得反省的是,张爱玲对身体/身份的再现——身影勾勒其实更多是虚构的,我们似乎不宜因为其历史的取材而加以坐实。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和减少论述中不必要的枝蔓,本文主要讨论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而较少涉及改编得颇有个性、变动不小的电影版本《色·戒》。[7]

  

   一 “身影”再现:虚构的坐实及悖论

   在谈论小说的风格和手法时,张爱玲指出,“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又言,“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8]这段夫子自道的话自然可以呈现出张爱玲对小说技艺的洞察与实践原则,而在实际操作中,回到《色,戒》中来,其有关身影的再现策略同样值得作者深思,但亦会因为理解的错位而产生不少论争。

   (一)性与爱的纠结与倒影。

   一般而言,张爱玲在小说中对性的描写是相对有节制的,尽管无疑同时她对身体的许多细节(如服饰、行动、场景等)描述可称得上变态的巨细无遗。而在《色,戒》中,有关性的描写却是相当有个性的:不仅层次上在单篇内变得摇曳多姿,而且在气味上似乎也呈现出香艳与内敛并存的格局。

   1力比多流的形与神:镜像观照。通读《色,戒》,其中的力比多流(libido currents)其实可以说形神俱备,既有外在的欲望表现方式,当然又有内在的心理的潜存与流动,当然亦有内外结合的状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这种对力比多流的再现往往和光照和镜子等密切相关。

   小说开头与结尾皆以打麻将作为人物活动场景,而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其中的“光线”聚焦,“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页173)无疑,光线可以强化王佳芝作为性感尤物的性特征及其内心的欲望,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打麻将这种日常娱乐方式同时也可很好的反映出欲望在表里或者台上台下的复杂张力,而易先生和王佳芝的各自心怀鬼胎而又心照不宣就是借此掩护完成的。

   而当几个爱国学生准备刺杀易先生依计而行时,王佳芝因身份需要(麦太太)而不得不找人发生性关系预演时,彼时嫖过的只有梁闰生,而实际上王佳芝是不大情愿牺牲给他的,“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页182)但在舞台上参加爱国戏剧演出后的王佳芝却又因为光的照耀而可以和梁性爱,“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页182)

   当然,小说中亦不乏性诱惑的成分,“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而易先生也对她调笑乳房的高涨。(页178)此处已经非常强调性器官的杀伤力。而当易先生和王佳芝见面后,“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页185)这里的力比多流可算得上内外夹攻、呼之欲出了。

   而颇富意味的是,负有引诱使命的王佳芝在面对易先生的凝视时,却有意施展勾魂术,“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若游龙游进玻璃门。”(页185)不难看出,藉由镜子、光线、眼光的观看以及王佳芝的自窥,“构成了多重幻觉的效果,王佳芝显然在其中心灵分裂了”。[9]作为一个诱饵,她过于沉醉,尤其是镜子的观照下,她又难以十足清醒,诱惑、被诱惑、自我迷惑,皆在镜像中显现,当然借此张爱玲也实现了她巧妙再现的策略。

   2由性到爱:对恶的救赎或强化。小说中有一句相当经典且耐人寻味的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页190)这句话当然不是强调没有性爱就不能掌握女人的心思,在小说中,它毋宁更指出了从性到爱的流动过程和嬗变。

   首先可以验证这条原理的就是王佳芝与梁闰生的关系。尽管是由于革命或者爱国需要而性交,梁其实很难进入王佳芝的心里。易言之,梁闰生不过是一个进入过王佳芝阴道的人,离她的心还很远。另外,将他们关系加以进一步疏离和隔阂的其实还是和光有关,“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页183)可见,阴道+革命并没有成为他们变成志同道合者的润滑剂。

   其次,是她和易先生的性关系。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来自同一阵容的友人的拒斥让王佳芝产生疏离感,所以才让她和易先生的奉命性交与勾引反倒生出别样的情愫来,“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页183)但如果就此判断王佳芝对易的感受已经由性变爱也并非事实。而其中的催化剂恰恰和钻戒有关。“这是整个故事情节和两个主角关系的转折点:他的戒心第一次放下了,也因此破了戒,从玩弄女性身体的色魔心态转生一股情意, 而她更由色生情, 从故意以色诱他上钩的计谋变为真心的爱他, 甚至甘愿被他围住, ‘最终极的占有’, 这一大转变就发生在戴戒指的一刹那”。[10]

   需要指出的是,跟钻戒有关的促发更像是两条模拟阴道,借此,王佳芝对易先生可以由性而爱。其中一条道路是他们购买钻戒的“珠宝商”店中的曲折展示:帮她配完红宝石耳坠子后,他想给她买个钻戒,店主则要从另外的保险箱取,直到最后他们见到了六克拉的粉红钻戒。有论者指出,“如果从象征主义出发,也许可以将珠宝店看作是王佳芝的‘心殿’(Psyche)”,[11]女人的心窍,曲折深奥。

   而另一条道路,则是来自于钻戒对于女人幻化作用的话语形构。麻将桌上,王佳芝是“戒指展览会”上唯一没有钻戒的,同时她接受易先生的购买钻戒意图其实也更多是出于工作需要(遮蔽自己的既有革命身份)。而未曾想到,易先生却在曲折幽深的店铺里帮她购买了六克拉的钻戒。毋庸讳言,钻戒的光芒、魅惑使得王佳芝精神恍惚,而她把原本该属于工作交易的钻戒内化为心中的爱意,完成了她对易先生性的升华和美好定格。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把易先生的性转化为爱,王佳芝实现了对彼此交往中恶层面的救赎,因为在此过程中,她的玉体其实原本是为了牺牲而受到玷污;但同时,这又是对恶的可悲的强化,因为易先生并没有和她同步共振,恰恰是利用她的爱所造成的弱点突破口,他一举端掉了他们这个并不职业的团伙,既保存了自己,同时又将自己的恶继续强化。

   (二)谁的“色戒”:在虚构与坐实之间。

   周蕾曾经相当深刻的指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问题是其关切焦点,透过感官细节的着墨,她的小说产生出对于现代性与历史的另类探究途径,这些细节着墨的情感背景往往与困陷、毁灭与荒寂有关。感官细节与这样的情感背景相结合,让我们了解到透过强烈负面情感所定义而成的文化。这样的情感唯有在不完整的形式之中才可见其踪迹,像是叙事中所深藏的意识形态‘残余’(leftovers)。”[12]她对张爱玲通过细节所塑造的另类现代性显然有着高屋建瓴式的把握。耐人寻味的是,在《色,戒》中,读者们却往往读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文本/文化政治,甚至也要惊动张爱玲自己加以辩解。

   1文本内外:为现实自我开脱?《色,戒》这个故事背后自然有其可能的原型,即郑苹如和丁默村。[13]毋庸讳言,探讨历史事件和小说虚构之间的互动或许有其独特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主体意志的介入以及叙事策略的变迁,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历史如何进入小说。

   对《色,戒》的解读,往往也会结合了张爱玲自己的阅历与体验,比如,她和汉奸胡兰成的婚恋悲剧经历。但也有一种可能狭隘的倾向是,往往将这篇小说坐实为张爱玲感情态度的表述,借此张爱玲恰恰可以洗脱自己身上的恶名,乃至罪名。如郜元宝就指出,《色,戒》是张爱玲对胡、张爱情的一个辩解,张是借此直面自己的私情,做个了断,而不需别人主持公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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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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