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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现代文明的中国与中国思想的困境

——从美学与新文化说起(上)

更新时间:2016-03-21 10:23:52
作者: 章启群  

   摘要:在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是这个古今大转变中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本身建设所面临的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这个历史的任务具体来说,就是在实现传统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向新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转换时,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社会功能的衔接。本文通过勾勒美学学科在中国百年发展的特殊历程,分析新旧学术转换的内在轨迹与变异的相关因素,揭示古代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转变的一般性问题及其对策。其意旨不仅在于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提供一个参照,而且试图为中国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现代化;文化传统;美学;宗教;文以载道

  

   小引

   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并于1912年1月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7月张勋复辟,虽然都是短暂的,却表明帝制的势力和观念仍很强大,中国历史仍然在中华帝制的惯性中滑行。终止这个历史惯性的是兴起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曾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革心”的运动。[1]冯友兰说:“新文化运动提出西方的长处是文化,要废除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代之以西方的新文化,这就比以前的认识更深刻,革命更彻底了。”[2]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将中国人的观念从古代转变为现代,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此后爆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无论经历了怎样的战争创伤,中国历史总算跳出了古代帝制王朝循环的怪圈,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世界历史潮流之中。中国历史真正的古今之分,应该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标志。

   从帝制中国向民主中国的进步,从文明的角度说,是从古代中国文明的中国转换为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国;从文化的角度说,这是从古代传统文化的中国转换为世界现代化的中国。质言之,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一个文化类型整体的转变。当然,这个转换不是简单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决裂,实行移植式的文化引进,而是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升华。因而,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例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的转变,而是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生活方式和观念等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整体转变。完成这个转变,不仅是中国完全进入现代社会,而且也会使全人类的现代世界呈现一种多元的图景,丰富人类生活的样式和文化。

   经过100多年中国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奋斗,今天的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堪称不朽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完全成为现代国家,因此这个历史的进程至今还没有全部完成。

   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包含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的现代化。中国近代史证明,仅仅像鼓吹“洋务运动”那样从器物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及仅仅像鼓吹“戊戌变法”那样从制度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都不能完成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必须从思想和观念的层面入手,对广大民众进行启蒙,从而实现全体国民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够循序渐进步入正轨。应该说,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更深更彻底的部分。因此,进行物质生活层面的经济改革,和进行法律、政治层面的体制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然而,如果没有思想和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无法实现,甚至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因为,从根本上说,没有现代社会观念的民众,是难以在现代化的法律、政治制度下自在生活的。夸张地想象一下,中国公民无论在境内境外的种种不文明行为,与好莱坞影片《鳄鱼邓迪》中原始部落的土著在现代化大都市中的滑稽表现,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展示了落后的个体观念和现代社会文明之间的乖离、差异。

   这里所说的思想和观念,是作为社会形态的一种顶端结构,包括学术、宗教、艺术、文化、教育等,与马克思称之的“上层建筑”有相同之处,但内涵和意指不完全相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之一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在表面形态上大致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没有终结,至今还处在“进行时”之中。然而,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法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列入议程,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改革则相对滞后。这种滞后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严重阻碍中国当下的思想文化建设和学术教育的发展,还对大众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从而对于整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文明发展造成深层影响。因为,思想文化和教育学术有着巨大的社会功能。

   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实现民众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则是这个古今大转变中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本身建设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这个历史的任务具体来说,就是在实现传统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向新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转换时,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社会功能衔接。

   本文通过勾勒美学学科在中国百年发展的特殊历程,分析新旧学术转换的内在轨迹与变异的相关因素,揭示古代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转变的一般性问题及其对策。其意旨不仅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提供一个参照,而且试图为中国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作一些初步的探索。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美学在中国的命运十分奇特。第一,美学在西方一直是比较冷门的学科,但在中国却截然相反。[3]第二,中国美学学科研究的问题域远远超过美学在西方的学科范围,其中的一些核心命题,基本上不属于西方美学的领域,可谓明显的“误读”。第三,更有甚者,中国美学界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和思想,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虽然这个思想与西方美学的原本内容基本上毫无关系,从文化上说也涉及学术和宗教两种形态,但显然在中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四,“中国美学史”至今也没有完成一个基本的框架建构,由此造成中国美学这一美学子学科的内在规定性模糊。这种现象也与当下中国人文学科中的其他学科差异巨大。中国美学学科历史发展和现状的这种奇观,不仅集中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深刻问题,而且揭示了作为社会生活整体形态的文明建构的深层问题。因此,深刻反思中国美学的百年历程,对于未来中国的学术建设和社会发展,无疑有着独特的价值。实质上,这也是重新检视新文化运动理想目标的一个难得途径。

   议题一:从“四部之学”到“中国美学史”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简称“学问”)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史、子、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即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从“四部之学”到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课程设置看到其轨迹。例如,从“经学科”到“哲学门”又到“哲学系”,大体标志这个过程的完成。[4]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即“四部之学”,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的知识体系和范式所取代。此后,“四库”之名则被各种“文库”借代。[5]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简言之,这个知识体系就是当下中国的科学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四部之学”相比,这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应该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结果。从“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换的根本目标,是向西方学习,振兴中华。从观念上来说,这个转换是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换。从方法上来说,转换之后中国学术可以与现代西方学术直接接轨,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学者学习西方,还能够实现在同样的标准之下进行新知识的创造,攀登世界学术的顶峰。

   在新的知识体系建立之后,现代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自然会受到新的挑战。面对中西学术和文化交汇的时代潮流,他们必然要有超越传统方法和观念的新的应对。但是,他们又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仅仅按照西方学术的观念和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因为,中国的古典学术仍然是一个割不断的传统和源流。尤其是与中国古典学术关系极为密切的人文科学研究,脱离和割裂传统学术是绝不可能。实现从古典学术向现代科学的转换,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建构之必须。然而,在转换过程之中,汉语古典学术的知识和思想出现一些被遗漏、遗失、误读的现象,则又不可避免。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评价这一抉择涉及不同的文化立场。从文化价值本身来说,中西学术没有高下之分。但是,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说,由古典的学术向现代的科学、由民族的文明向世界的文明转换,应该说这个转换是必须的,也是进步的。中国古典学说在这个转换中所造成的损失,是历史前进的代价。这个转换的所得远远大于所失。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和创造的过程。例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除了孟子和荀子之外,其他儒家学说在历史中也渐渐消失,不能见到清晰的师承。现在出土的相关简帛也是一鳞半爪,不见全貌。《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十家”之说,有很多家我们现在也所知甚少。墨家学说,特别是与逻辑相关的诸多名家命题的原本含义,例如“鸡三足”、“山与泽平”、“今日适越而昔来”等,今人则基本不解。而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直到清代朴学,每一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学说。在新知识产生过程中,旧的知识遗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知识和学术发展的这种规律。

   然而,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演进的过程中,不同学科又面临着不同问题。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来说,这种转换几乎是直接进行的,很少出现障碍和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学科特征明确,分类较易。当下中国进行研究和教学的自然科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没有任何区别。对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除了一些历史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史等)之外,就基本范式、主要概念、核心问题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的相同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当前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盛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也与此相关。然而,在人文科学中进行的学科建构,则是困难重重,有些重大问题中国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共识。

   在人文学科中,尤其是文学、历史、哲学的学科建构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将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整合进各自的学科。这一工作不是简单、机械的表面名词、术语的切割、焊接和归类,而是要透过文本内容实现内在中西思想的对接。更为困难的是,除此之外,还要理解中西之间即使是相同的学科内容,其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也可能不同。例如,现代历史学与古代中国“史”部之学,不仅对象不尽相同,所承载的学术使命和社会功能也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诗•大雅•荡》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可见以古鉴今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国的必修课。故修前朝之史为历代王朝必行之事。中国古典“史”学的这些学术的指向和功能,与其说与现代历史学相关,毋宁说与现代政治学更加接近。就现代学术而言,与政治家治国和政治运作更密切相关的学科则是政治学,历史学则基本退居为政治生活边缘的一门学术。因此,今日历史学与古代中国“史”部之学决不能进行简单对接。同样,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亦是更加复杂,不仅“经”部大多是哲学要典,“子”部等更是哲学重镇,“史”部和“集”部亦有与哲学相关的不能忽缺之作,例如《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昌黎先生集》、《刘禹锡集》等。

学科的建构与学术史建构以及新学术的创造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学术史和学术理论的学科不能合法存在。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学者建立新学科的第一步工作,是译介本学科的西方原理和代表性著述,其次则是整理与此学科相关的古代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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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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