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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现代文明的中国与中国思想的困境

——从美学与新文化说起(上)

更新时间:2016-03-21 10:23:52
作者: 章启群  
否则无法想象教学和科研活动如何展开。原人大校长纪宝成领衔呼吁设立国学博士学位,实质上是对现代学科体系与传统学术分野的无知。而2014年9月29日凤凰卫视在岳麓书院举行“致敬国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试图用“四库之学”等同“国学”,又用“经史子集”作为分类标准,来表彰当代研究中国文、史、哲、语言类著作,这不仅在当下对于中国学术研究造成混乱,而且笑话百出。例如:将《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归入“经”部,而将《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归入“史”部;将《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归入“经”部,而将《中国儒学史》归入“子”部;将《裘锡圭学术文集》归入“经”部,而将《王国维全集》归入“集”部。

   [6]蔡元培在1923年12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说:“最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在他看来,这50年“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但是,无论中国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哪种,都受到外国哲学的影响。介绍、研究西方哲学的不用说,即使是“近年整理国故的人,不是受西洋哲学影响,就是受印度哲学影响的。”当然,他认为这也是必要的。(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第273、28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同。)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作了同样结论。(参见王锦民《中国哲学史研究》第?1-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20世纪下半叶中国则更无新哲学思想出现。

   [7]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年。这里所谓“材料问题”,是与传统学术同样面对的问题,而“形式问题”则是当代学者所面对的新问题。用这种新观念审视中国传统学术,蔡元培认为,中国古代也有哲学。他把中国古代哲学分为三期:第一阶段是“周季”,即先秦时期。在这一阶段有“道家、儒家、墨家等,都用自由的思想,建设有系统的哲学,等于西洋哲学史中希腊时代”;第二阶段是汉唐。在这一阶段,中国哲人“用固有的老庄思想,迎合印度宗教。译了许多经论,发生各种宗派。就中如华严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都可算宗教哲学”;第三阶段是宋明。这一阶段的哲学家“采用禅宗的理想,来发展儒家的古义。就中如陆王派,虽敢公然谈禅,胜似程朱派的拘泥;但终不敢不借儒家作门面。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等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烦琐哲学”。自此以后,中国“稍稍着手于哲学的,惟有戴震”。(见《蔡元培哲学论著》第273页。)

   [8]《美学讲稿》,《蔡元培哲学论著》第233页。

   [9]《美学讲稿》,《蔡元培哲学论著》第234页。

   [10]参见王锦民:《建立中国形上学的草案——对宗白华〈形上学〉笔记的初步研究》,载《美学的双峰》第523——52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应该提及的还有马采的中国美学研究。马采把里普斯“移情说”的“生命感觉”,与谢赫“六法”的“气韵生动”观点联系起来,深入探究中国画学的理论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成果集中体现在《顾恺之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一生中。这本书不仅对顾恺之的年代、生平及作品作了扎实的考证,撰写了《顾恺之年谱》,而且从绘画与文学的关系,对顾恺之的代表作品《洛神赋图》等,作了精彩、透辟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马采从对《画云台山记》的深入研究,认为“由顾恺之所显著强调的山水画的神仙特点,成了后世山水画的一个准则,而从画的空间经营看来,后世所谓‘高远山水’,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它和由俯视画法发展起来的所谓‘平远山水’,以及由透视画法发展起来的‘深远山水’,形成了中国画学史上空间经营最基本的三大准则。……比较顾恺之稍后的宗柄和王微,与顾恺之同是确立这三个准则的奠基人。”(《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第252-253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种从作品本身具体考察中国画空间观念的理论研究,与宗白华从形上学角度展开对于中国画空间观念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是,马采没有关于“中国美学史”的整体方案和构想。

   [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陆出现了几部中国美学史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泽厚、刘刚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和叶朗撰写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前者到魏晋南北朝便终止,没有完成。由于是众多学者参与写作,故全书基本上像一个论文集,缺少统一的思想和明确的线索。后者则没有涉及古代中国学术主流。《中国美学史大纲》基本没有论及先秦《易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心学以及清代主流学术等与每个时代审美观念的关系,只是孤立地论及古人关于美的概念,然后阐发关于书画、戏剧、小说等具体艺术部门的理论。因此,它最多只是一部古代中国艺术理论的论文汇编,而不能称之为中国美学史著。因此,这两部著作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史著。终其一生主要研究和翻译西方美学的朱光潜,一直认为研究中国诗歌的《诗论》是他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从中想象他对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情结。然而朱光潜从来没有任何撰写中国美学史的计划。作为五四一代的杰出学者,朱光潜在中西学术修养方面无疑远远胜出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我们由此或许理解朱光潜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内在要求。

   (载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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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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