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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启群:现代文明的中国与中国思想的困境

——从美学与新文化说起(上)

更新时间:2016-03-21 10:23:52
作者: 章启群  
即“修史”。这两种工作应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唯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提出中国的学科新思想与新理论。检索一百年来中国人文学科的状况,至今中国学者距离创造新思想、新理论还相当遥远。中国学者至今尚未提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理论和观点(当然,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亦大致相似)。[6]但是,在“修史”的过程中,20世纪初叶的一批中国学者,筚路褴褛,为中国的人文学科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工作。这其中有闻一多、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郭绍虞等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中国古代历史”,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人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等。虽然究其范式、体例、术语和核心命题等来说,这些著述今日看来存在很多争议。例如历史学的“五种社会形态”之说,即是当今历史学界最为突出之问题。但是,这些著述毕竟为今日相关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美学史”却是当时中国人文学科建构中所缺失的一项工作。

   从人文科学各学科的建构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新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术史的体系建构,不仅需要谙熟中国古代“四部之学”之精要,还需要扎实的西方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深入理解和掌握这些学科的核心问题、基本理念和知识体系。20世纪初叶的一批中国学者,自幼深受传统学术教育,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青年时代留学西方,受到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大部分在西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而正具备这两个条件。蔡元培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序》中清晰、扼要地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条件。他说: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作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7]

   他称赞胡适采用了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写成了《中国哲学史》(卷上)。正为如此,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者,由于社会整体状况的影响,没有受到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因而都不具备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史著述的学养。由于五四一代学者没有完成“中国美学史”的基本建构,造成了中国美学学科难以弥补的损失,使得当下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缺少一个比较坚实的立足点和基础。

   “中国美学史”的缺失当然存在诸多原因。蔡元培的上述论述表明,他当时的观念是用西方学术的基本体系、范畴和结构,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合和转换,试图建立现代中国哲学新的研究范式。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美学学科的建设更加用心。在比较系统、深入地评述西方美学史的同时,蔡元培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他说:“美学是一种成立较迟的科学,而关于美的理论,在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上,早已发现。在中国古书中,虽比较少一点,然如《乐记》之说音乐,《考工记》梓人篇之说雕刻,实为很精的理论。”[8]但是,经过系统考察,蔡元培不认为中国古代具有系统的有体系的美学理论:

   自汉以后,有文心雕龙、诗品、诗话、词话、书谱、画鉴等书,又诗文集、笔记中,亦多有评论诗文书画之作,间亦涉建筑、雕塑与其他工艺美术,亦时有独到的见解;然从未有比较贯串编成系统的。所以我国不但无美学的名目,而且并无美学的雏形。[9]

   蔡元培的这个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今也有人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看法与此相同。后来邓以蛰虽然进行美学研究,则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例如他对于中国古代绘画、书法进行了艰深探讨,撰述了《画理探微》、《六法通诠》等著作,虽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仍然没有跨入中国美学的领域,这些著作仍然属于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研究的范畴。

   与蔡元培观点不同,20世纪40年代以后,宗白华对于《乐记》、《考工记》以及历代的书画理论,做了精深的研究。他没有接受蔡元培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后一个看法,而是相反,以《易传》和老庄的思想为基础,结合儒家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古代中国美学体系的大致范式。

   在宗白华看来,要把握中国美学的本质,既不能把它理解为简单意义上的传统艺术学,也不能完全根据西方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美学。他的重点是打通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在根本观念“道”上的一体性,链接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中国艺术理想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由此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宗白华试图建立的这种形上学体系,实质上就包含着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总体构想,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形上学就是一个中国美学的体系。[10]而他对于中国艺术的阐发,又伸展到中国哲学的根本观念。在具体方法上,宗白华着重把握的是中国哲学思想与艺术作品这两端,即对于中国形上学,揭示其中的艺术精神和意蕴,而对于中国艺术具体作品的理解,则要达到哲学层面的解释。在宗白华看来,真正成为中国美学问题的,也在于这两者之间。

   因此,宗白华对于中国形上学、中国艺术以及中国美学的思考是一个全面、精深的整体。他特别强调不能仅仅从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的理论中来研究中国美学,而是要以艺术作品本身为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美学要总结、发现中国各门艺术中的美的理想,了解中国古人的审美追求和观念,研究中国人的美感形态及其历史。即使我们要谈论哲学家、思想家的某些美学观点,也要结合具体的艺术实践活动来进行分析、论证,达到把哲学和艺术作品联系起来研究的综合效果。宗白华基于这种观念和方法,对于中国美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譬如意象与意境、艺术与道等,作了精湛的论述和阐发。

   可以说,宗白华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思考不仅精深细密,而且内在贯通,涉及古代中国人的审美、信仰、宇宙观、伦理、礼仪、风俗、器具等广阔的领域,形成了一个从艺术到哲学、从思想到作品、从文化到生活的理论整体。很显然,宗白华对于中国美学的理论表述远远超越了简单照搬西方美学概念的方法。他的中国美学研究,无疑具有一种典范的意义。但是,令人极为惋惜的是,正当宗白华的中国美学体系呼之欲出时,这种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与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却中断了。[11]

   可见在五四一代治美学的学者中,有杰出成就者如王国维、蔡元培、邓以蛰、朱光潜、宗白华等。其中具备撰写“中国美学史”资质的学者只有宗白华。宗白华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一组论文,表明他对于中国美学具有精深的理解。这不仅因为他对于中国艺术的领悟有着极高的天分,对于中国古典学术有着深厚的积累,更因为他对于西方哲学、美学有着深刻、准确的把握(他曾翻译最为艰涩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从《形而上》笔记亦可看出他对于西方哲学的完整把握)。但宗白华在20世纪40年代只发表数篇论文,影响十分有限。80年代他出版了《美学散步》,基本上是以前美学论文的辑集。上世纪60年代中宣部指定他撰写《中国美学史》,而他已将近70岁了。他明确地说,现在撰写“中国美学史”条件不成熟,只能而且必须先编写资料。在他指导下编写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为后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提供了学术基础。[12]可是,用美学学科观念来建构“中国美学史”的科学的著述,至今仍然没有出现。

   “中国美学史”典范著作的缺席,让中国美学这一学科的内在规定性更加模糊不清。这也可能是美学这一学科在中国产生一些奇观的内在原因之一。

   (待续)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38页。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下同。

   [2]同上,第39页。

   [3]美学在19世纪初一经引入中国就广受青年学生和知识大众青睐。朱光潜的《给青年十二封信》、《谈美》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全部陷入停滞,但却出现了50、80年代的“美学热”,可谓学界奇观。至今在大陆的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都专设美学研究室,所有大陆综合性大学中都有美学教席和课程。文科、理工科、医科、农科、林科等专科院校也几乎都有美学课程。这种现象在全世界独一无二。

   [4]左玉河先生对这个过程作了详细的研究:“1912年10月,蔡元培为总长的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明令大学不再以‘经史之学’为基础,应以教授高等学术为宗旨。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这是一次学制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近代中国在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之范式,探索创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门类及近代知识系统。”(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19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又据相关史料,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设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每科下设门。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令》,大学亦设立八科: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和工科。文科下设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1919年北京大学废除各科,将门改为系,全校共14个系。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规定了大学的宗旨、学科、学制、组织和院系教授自治事项。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若干教育法则。至此,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具备。(参见韩水法主编:《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第61-62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冯友兰说:“京师大学堂的组织还是半封建性质的,其中设有经科,每一儒家的经典,都独立为一门(一系),如:易经门、诗经门等等。改组后的北京大学废除经科,把儒家的经典分配入文、史、哲等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44页。)

[5]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称此为“西学”,并倡导“国学”试图与此分庭抗礼。与“国学”名称相应的还有“国医”、“国乐”、“国术”等等。可见“国学”是与“西学”相对的概念。当时“国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基本上被安置在“书院”这些现代教育的边缘地带。今日中国又重现“国学”热潮,不但各种“国学班”遍及各地,网络和民间的“国学”更是风生水起,著名大学如北大、清华、人大等都相继成立国学院。如果是加强对于传统学术的基础训练和古籍整理,引导大众阅读,重温传统,这些当然是有益无害之举。应该强调的是,当时“国学”倡导者的目的是在现代学术体系(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把中国人的学术创造及其成果,与西方人的学术创造及成果区别开来,并没有涉及用中国古典学术分类替代现代学术分类。从“国医”、“国乐”、“国术”等名称即可知,这些还是按照医学、音乐、武术的现代学术进行分类,而不用“经、史、子、集”的分法。因此,倡导“国学”者从来没有人将“国学”与“四部之学”等同起来。今天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和说法而已。如果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来划分中国人的学术研究,那么,今日所有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知识都要列入其中,而不能仅仅是文、史、哲等人文科学。正因为如此,虽然近年来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都成立了国学院,但其教学和研究基本上还是延续现代学科分类进行。几乎所有这一类“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专业方向以及学位授予等活动还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科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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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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