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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玄:关于无聊的小说和猫的游戏精神

——一个“京漂”在北大的演讲

更新时间:2006-06-06 21:49:17
作者: 吴玄 (进入专栏)  

  

  大家好。这个教室对我来说,还是很亲切的,我曾多次在这儿听过讲座,但今天上台来讲,感受还是很不一样,我发觉,坐在下面听,比在上面讲,要舒服得多。今天我说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无聊的小说,主要材料是我自己和图森的小说,我说的无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骂人的话,而是指一种丧失了意义的生活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后现代生活状态。无聊,是我的生活状态,也是你的生活状态,也是所有人的生活状态,这是存在最基本的一个困境。我要说的另一个话题是猫的游戏精神,这是面对世界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小说的一种精神。

  在说无聊的小说之前,我想先说我自己,因为我的生活状态和图森的小说是可以互证的,它们共同指向一种美学状态,就是无聊。而且无聊这个话题,容易引起误解,我也只能拿自己开涮。

  我现在是“京漂”族中的一员,我已经做了四年的“京漂”,在此之前,也就是2000年之前,我呆在温州乐清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县级市,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雁荡山,但是,乐清在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雁荡山,而是它是所谓“温州经济模式”的发源地,那个地方相当富庶,千万富翁遍地都是,在大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被砸死的可能就是一个千万富翁。当然,我是那个地方的—个穷光蛋,因为我没有去做生意,而总是在思考世界如何如何。我在那儿做过两份工作,先是乐清市委办的秘书,我参与起草过几份对乐清还蛮重要的文件,我差不多是个好秘书,如果循规蹈矩的话,我现在有可能是乐清某个局的副局长,运气好的话,也有可能是局长。但是,我只当了一年的秘书,就自己跑掉了,我无法忍受那种官场的生活,那一年,我参加了无数的会议,都是一些一本正经的废话,官场的生活,看上去极其严肃,其实极其无聊,那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无聊,而且你不能说出这是无聊的,必须忍着笑维护它严肃的面孔。我从市委办跑到了电视台,如果是组织上正常的调动,应该是当点什么的,但我是自己逃跑的,所以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当一个记者。这是我的第一次逃跑,这是一条往下走的道路,当地一些人看我从市委办到电视台,竟没有混上一个副台长之类的职务,都认为我肯定是受了某种处分,他们从此也就不理我了。我也无所谓,反正我跟他们也不是一类人。其实,在电视台当一个小记者,也没什么意思,不过,电视台有不少美女,跟美女呆在—起,总比坐在会议室里一本正经开会好玩。

  我愿意选择一条向下走的道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骨子里是个文学青年,我准备或者说梦想当一个作家,对作家以外的东西,我都不在乎。我的这种选择,跟温州那个地方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背离的,温州是个只认钱的城市,在温州准备当一个作家是相当荒谬的。就算我已经是个作家了,又怎么样?在温州,如果我说我是个作家,或者别人介绍我是个作家,人家往往是茫然的,他们不知道作家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知道作家是个什么东西的,往往又是不屑的,他们也许有文化上的自卑感,也可能是把作家看得过于神圣,他们不相信温州这种地方也会有作家。一本叫《温州青年》的杂志,索性把本地作家出的书说成“出恭”。总之,在温州想当一个作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只有傻瓜,才想当一个作家,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傻瓜。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的,我至今还相当满意的一个中篇《玄白》写于一九九二年,当时,我满怀信心地四处投稿,但所有的刊物都约好了似的,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写作是需要发表的,没地方发表的写作很难坚持下去,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也就渐渐的远离文学了,这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有好些年,我什么也没写,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我根本就不该在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九十年代是一个拒绝写作的年代。八九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文坛是喑哑的,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大部分文学刊物虽然还继续在办,但刊物的编辑大都心灰意懒,一般不看自然来稿,选稿基本上在原来已有的小圈子内进行,几年前,一家刊物主编跟我说,从八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他们刊物从来不看自然来稿,像我这种文学青年的来稿,完全被取消了被看权。文学在九十年代之所以急剧地边缘化,除了社会重心的转移,跟文学从业人员的集体怠工也是有关的。直到—九九八年,以一群“美女作家”的集体亮相,文学新人才又重新被关注,但是,这群文学新人首先是以美女的身份被关注的,我不是美女,连女的也不是,所以还在文坛之外。现在,我也成了一个文学编辑,大概是文学青年当得太久了,很知道发表对于文学青年的重要性,所以我发的大都是新人的小说,我很少约名家的稿子。

  让我到现在也搞不懂的是,我之所以从乐清到北京,居然跟世纪之交的两个重要日子有关。1999年8月18日,也就是诺查丹玛斯预言世界末日的那天,我特别记得这一天,我虽然不太相信这天就是世界末日,但我希望它是,能够亲眼目睹世界末日,死了也是值得的。诺查丹玛斯说,8月18日,愤怒天使从天而降,有天使从天而降,不管她愤怒不愤怒,都是值得一看的。但我觉得,关于世界末日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唐朝的李淳风在《推背图》里的描述,他看到的世界末日是这样的,禽兽皆著衣,人皆裸体奔驰于天下。但是,8月18日什么也没有发生,我记得那天阳光特别灿烂,那天,一个叫徐刚的作家来到乐清,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徐刚对我竟是如此重要。我和几个朋友陪他去雁荡山玩,一路胡言乱语,觉得和一个作家在一起度过8月18日,也是很好玩的。夜里我们出去吃夜宵,徐刚见路边小店的铅锅里煮着肉骨头,顿时眼睛一亮,挑了一块大得吓人的猪腿骨坐下,忘乎所以地啃将起来。他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一圈银发绕着一个闪闪发亮的秃顶,只见他的银发一抖一抖的,一个大骨头就啃完了,似乎还不过瘾,又向店家要了吸管,插入骨头内部猛吸骨髓,嗤嗤有声。他那个样子非常好笑,我忍不住就开了一句很不恭的玩笑,说,徐老师啊,你啃的骨头比狗啃的可干净多了。徐刚哈哈笑着,说是的,是的。我又说,等你死了,我写篇纪念文章,题目就叫《徐刚啃骨头》。徐刚又哈哈笑着。说好的,好的。

  大概是我的玩笑表现了一个文学青年应有的放肆。徐刚开始关注我了,临走,他叫我拿篇小说给他看看。我就把很早以前发在乐清文联内部刊物《箫台》上的《玄白》,复印了一份,让他带走。

  我说过《玄白》写于1992年,那篇东西写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如何痴迷于围棋,那是一种很认真的游戏。我写得也很认真,主题是指向传统的道家的人生观,与传统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甚至结尾就来源于《世说新语》,我几乎照搬了嵇康下围棋的故事,嵇康下棋的时候,他母亲死了,但是他不理采报丧的人,坚持把棋下完,然后号啕大哭,吐出一口血来。我自以为《玄白》写得有点境界,那是我倒霉时期的一个乌托邦,当时我的生活境况很不好,寄住在乐清中学学生宿舍的楼梯间里,楼梯间原是堆放废弃的杂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杂物。让我高兴的是,杂物间的窗外长着一丛惹眼的水竹,我就坐在窗下望着那丛水竹写作,心里竟意外的宁静。水竹对我的写作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影响,至今我还觉着《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气质,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个作者。但在一九九九年,我对《玄白》早已不抱希望了。

  不料徐刚回京以后,在电话中说,《玄白》他看上了,已经推荐给《小说选刊》。不久,《小说选刊》原副主编傅活先生打电话问我《玄白》是在哪儿发的。我说《箫台》。傅先生说,《箫台》是哪儿的刊物?我说,乐清文联的内部刊物。傅先生在电话里嗬嗬笑着,说内刊我们不能选,这样吧,小说我们看上了,我给你先推荐到公开刊物发表,然后再选。后来是傅先生自己把稿子送到了《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手上,这样,我这篇写于1992年的小说,事隔八年之后,终于在2000年出世了。

  若不是徐刚和傅活两位前辈,我想,我肯定跟文学没有关系了。《玄白》的发表,使我重新又回到了写作状态。2000年,对我还是很重要的,这一年,就是所谓的新千年,千年曙光最早在温岭石塘的海边出现,那地方就在乐清隔壁,很多人都极其兴奋地赶去看千年曙光。我也去了,我是被朋友硬拉拉去的,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我觉得所谓千年曙光纯粹是一种虚构。而且我对新世纪也不抱什么希望,当时到处都是奔向新世纪的标语,这很可笑,我说,奔向新世纪?奔吧,新世纪那边有一泡狗屎等你去捡。但是,去就去吧。那海边,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就像一个硕大的蚂蚁窝,这说明对新世纪充满希望的人还是很多的。我们站在海边的一处斜坡上,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看见太阳从海平线那边很平淡地出来了,开始一点也不像太阳,而是像涂了口红的女人的嘴唇,有点性感,慢慢地那嘴唇越张越圆,红红的就成为一轮日出了,于是就沐浴在新千年的曙光里了,等太阳升得老高,再也没有新的感觉了,我们下山,我记得我困得要命,我想起《日出》里的妓女陈白露的一句台词,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是他们的,我要睡觉了。

  我说这些,大概是想表明我当时处于很颓废的状态,但很奇怪,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千年曙光时不时地总在我的脑子里出现,好像我的脑子是千年曙光的一个屏幕。在我的记忆里,千年曙光是女性的,性感的,千年曙光似乎为我提供了某种活力,我突然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那样无所事事地混下去了,我再次选择了逃跑,于是我来到北京,成了“京漂”。

  我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北大,我是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的,我自个掏的学费,不久我就发现,原来北大的课堂是完全开放的,谁都可以旁听,像著名的沈从文,当年也是北大的旁听生,而且这个传统依然完好地保存着,我想在北大听课,完全没必要交学费,至今我还后悔,这笔钱花得真冤。中文系的课我差不多都听过,历史系、哲学系的也听过一些,我喜欢听课,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相当不错,坐在课堂里一点也不用动脑子,爱听不听的。我听课可能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没有目的,我不过是个学术消费者,其实我不知道我干吗要听课,有一次,车槿山教授就问过我,听课对你有用吗?我摇头说,没有用。车教授说,那你干吗要听?我说,我喜欢。车教授大概觉得我蛮另类,我们就不仅仅是师生关系了,同时也成了朋友。这个意思,我在一个叫《读书去吧》的短篇小说里表达过,那个叫郑君的人物,也是个莫名其妙的温州人,他想去读作家班,过那种听课、睡懒觉、想女人的大学生活,但最终他被大学拒绝了。

  在北大,我对一群人特别感兴趣,就是那群旁听生,他们被称作北大边缘人,因为我也是北大边缘人。这群人身处校园和社会的结合部,既有流浪汉的气质,又有学生的单纯,他们看上去很有个性,但他们又是没有身份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很有点后现代的意味。我曾经想写一个关于北大边缘人的长篇,我查过北大历史上那些著名边缘人的资料,比如沈从文、丁玲、杨沫等等,我还采访了不少北大边缘人,有些人确实让我印象深刻,一位住在西门外的老兄,他的志向是做哈贝马斯那样的哲学领袖,他原来是某个工学院的学生,但他读到大二就自动放弃了,跑到北大来旁听,已经旁听了7年。大概是很有学问了,他觉得他原来上学的工学院总共五千师生加起来,也没有他一个人重要。那天,我去拜访他,是初次见面,我说,什么时候拜读拜读你的论文,他一点也不客气,说,你看不懂的。我说,我也懂点哲学的,没准能看懂一点。临走,我又客气了一句,非常遗憾,没读过你的大作,还不了解你的思想。他送我出来,送了很远,我感动的拼命握手,说,别送了,别送了。他停那儿,并没有回去的意思,突然,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你刚才有句话,我听了很生气。我赶紧问,哪句话?他说,你刚才说,你没看过我的大作,不了解我的思想。难道你看过,你就懂?你就了解我的思想了?你太自负了,你是在侮辱我。我看着他,他非常严肃,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我这才知道他不是来送我的,而是来抗议的,我就不知道怎么表示了。我现在还很清晰地记着他那种很严肃的抗议的表情,可惜我到现在也没有写这个长篇,我只写了一个叫《同居》的中篇,也是以北大边缘人为原型的,写那种男女同住一屋的想象空间很大的生活,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去年九月,鲁迅文学院举办了一个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每个省一至两个名额,我说过,我喜欢读书这种生活,我作为浙江省的代表,成了这个班的学员,我就告别了北大边缘人的生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一起混了。临近学期结束,《当代》杂志社来到鲁院,准备在这个班里物色一个编辑,他们知道我是在北京混的,像我这种“京漂”,通常很廉价,而且水准想必也不会太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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