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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更新时间:2016-03-17 21:31:28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建立新的殖民社会。到了新的社会如何来治理?他们就靠法治,靠民主。后来英国人到了北美,颁布《五月花公约》,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成立一个公民社会。

   搜狐文化:中国有海洋文明么?

   袁伟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陆经济。同样有贸易,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宗法专制社会,在这个宗法专制的社会里面,它不希望你怀疑,不希望你批判,不希望你监督。监督也就是对所谓神君的建议,如果皇帝释怀纳谏,就接受意见;如果皇帝不高兴,就可能砍掉你的脑袋。所以两种文化传统大不相同,就造成两地发展不同。

  

转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冲破传统的束缚

   搜狐文化:为什么从19世纪开始,中国历次转型都历经波折?

   袁伟时:中国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顺利?这与传统有很大关系。

   清末最后十年的改革是非常伟大的改革,清末改革提出的三大改革在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废除科举的教育改革,废除中国传统法引进西方的大陆法(民法、刑法和诉讼法)的法制改革,还有发展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还有市场经济慢慢发展了,开启了立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最后关头各个地方的立宪派代表,要求在1910年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政府的领导核心没有远见,最后功亏一篑。

   至于历次转型失败的原因,就要按照具体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19世纪转型为什么会受到阻碍?主要是不愿意学习西方,这跟儒家的天下观念,华夏中心有很大关系,华夏中心就是说中国是文化中心,其他都是蛮夷,这是地道的儒家观念,在19世纪影响非常大,不能够以夷变夏,只能够以夏变夷,一直到甲午战败,这个观念才受到严重的打击。19世纪的有识之士要介绍西方现代文明,他们不能不想办法牵强附会,把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容从中国古代传统进行附会,比如把议会说成语古代的乡校有关系,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他用心良苦,那个时候也起到了作用,打开了一个门缝,将现代文明引进来。

   20世纪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不能当机立断,还有就是极端主义观念影响非常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转型呢?两方面原因:一个方面是最大的势力派——北洋势力派组织过一些政党,但是很腐败没有转型为现代的政治力量、现代的政党。另外一个方面以国民党为代表发展出一个很极端的力量。在袁世凯生前,国民党就已经很极端,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国民党希望通过国会剥夺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当然不愿意了。后来宋教仁被刺杀以后,整个社会舆论都说这是一个刑事案件,应该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国民党不听,要起兵搞二次革命,最后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这个决定简直是发昏,一个政治家连力量对比都不清楚。镇压下去你就应该好好吸取教训,改进自己适应环境,但后来制订宪法草案,国民党继续不愿意袁世凯继续执掌行政权,结果逼袁世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继续镇压国民党,国民党失败以后流亡日本,孙中山又很极端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的一个极权政治组织,比希特勒还早,比1905年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晚一点。但布尔什维克还没有中华革命党那么极端。国民党后来又遭到挫败以后引进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讲民主,而且发展了许多很极端的东西,动不动就要革命,还会利用学生来破坏社会稳定。

   至于后来为什么转型那么艰难,这与向苏联学的那套东西有关系。因为苏联不是现代文化的真正代表,它的很多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跟俄罗斯的专制主义结合起来的产物。要去除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很困难,中国转型的困难就在这里。

   搜狐文化:为什么1949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是困难重重?

   袁伟时: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面对着一个复杂的问题——所谓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打个比喻,到西天取经实际上有个是取到真经还是歪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就,它的好多成果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黑暗面的批判,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成果。问题是在任何时候要将一个理论转变为实践,就有个中间环节,你的选择假如错了,会产生很多问题。后来马克思主义分化了,一个是西欧本土,跟西方的传统结合起来了,跟它的议会的传统,法治的传统,尊重公民自由的传统慢慢结合起来,发展为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条路对他的那个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

   搜狐文化:中国社会如何突破传统束缚,达到现代化?

   袁伟时:现在首先要打破一条,现代化不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问题,它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是在文明野蛮的搏斗里面不断进化的,这个进化过程里面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体系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历史发展到17世纪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人类文明发展出现代文明,恰恰以西欧、北美为代表,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否定的历史事实,这是事实判断。很多人在所谓“反对西方中心论”上做文章,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是完全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所谓西方的现代文化吸收了很多东方文化的精华,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就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去看待这些问题,从整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这个问题就比较清醒。

   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优秀的东西就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个思想成果。假如简单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两大集团的斗争,那就很肤浅了。同盟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它反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思想成果是什么呢?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疑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

  

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要提高

   搜狐文化:为什么当前国民性中同时存在着很强的奴性与戾性?

   袁伟时:任何一个民族基因都有暴力、野蛮的因素。再加上中国传统中的奴性,儒家教化你服从,教化你做奴隶。后来的阶级斗争就产生所谓的戾性。

   搜狐文化:如何来解决?

   袁伟时: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和法治。真正依法办事,另外政府的决策真正通过民主来达成。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事件?关键就是不民主,没有真正通过民主形式好好讨论,讲清楚事实真相。

   搜狐文化:但是实行起来会非常的困难。

   袁伟时:困难是不习惯,慢慢习惯了就不困难。我们的司法改革到位了,政府不能干预办案,官员不要干预办案,戾性与奴性慢慢就会化解,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司法改革开始了,但是要真正落实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执法队伍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训练出来的,要将它转变真正一切依法办事是很困难的。

   搜狐文化:民主施行起来会出现很多问题,像在中东地区。民主是不是需要一定的公民素质才能实现?

   袁伟时:公民素质不高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比起19世纪的英国,中国的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他们。胡适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过一个观点,公民素质就像孩子从幼年开始接受训练。不是公民素质的问题,关键是官员素质首先要提高。所以现在埋怨老百姓素质不高是没有道理的,关键是官员素质不够,官员素质足够了可以公正的执法,老百姓不会敢于破坏执行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关键是敢不敢改革,要不要提高官员的素质。

   搜狐文化:您对改革是乐观吗?有些困难是很难突破的。

   袁伟时: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中国也只能走(改革)这条路。千万不要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历史上因为极端,动不动就搞革命,带来的代价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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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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