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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舞:农村老年人自杀及其危机干预(1980-2009)

更新时间:2016-03-13 23:55:16
作者: 刘燕舞  
20%。

   在利他的动机所导致的自杀中,直接因素主要有殉节、减轻子女负担和代替亲人尤其是子代担当某种责任等。一些高龄老人在其遭遇子代的早逝或非正常死亡时,基于传统文化的考虑,他们会认为可能是自己寿数过高而“克死”了子代以致选择自杀死亡从而扭转子代的非正常死亡困境,笔者在本文所调查的区域中碰到5例这种自杀死亡的情况,其占所有老年人自杀死亡案例的约3.33%。此外,因害怕拖累子女从而为减轻子女负担而做出的自杀选择的亦有5例,占比亦约为3.33%。以自杀死亡作为代替子女或配偶担当某种责任从而使子女或配偶逃避村落内部纠纷中的责任的有4例,占比约为2.67%。

   以自杀作为手段来报复各种纠纷中的当事方所形成的报复型自杀亦有一定的比例。调查显示,这种类型的自杀总共有8例,占比为5.33%,其中有7例是出于惩罚性的报复目的,有1例则是出于威胁性的报复目的,所针对的当事方主要为子代。

   从纵向来看,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越来越多,而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则越来越少,摆脱疾病痛苦所导致的利己型自杀与因生存困难而绝望的绝望型自杀的增多尤其突出。在1980年代,报复型自杀与利他型自杀共有6例,其占比达到50.00%,到1990年代,仅有5例,其占比为13.16%,2000年以来的10年中,这两种自杀类型有11例,占比为11.00%。相反,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在1980年代的占比为50%,但到2000年以来的这10年,则高达89.00%。

   (2)深层原因

   上述分析主要是从引致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的角度来讨论的,然而,我们知道,既然各区域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亦具有巨大差异,那么,上述各种可能导致老年人自杀的直接原因背后就一定还会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在影响着各区域农村老年人自杀特征的分布,同样,也会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影响着三大区域老年人自杀呈现出的共性因素的机制。

   以利他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在各区域的分布为例。调查显示,这两种自杀类型主要分布在南方农村大冶市某地和北方农村新县和青龙县某地,共有20例,其占比为90.90%,而中部农村仅有2例。相比之下,在传统性更强的南方农村,利他型自杀与报复型自杀亦有13例,其占比为59.09%,而北方农村则有7例,其占比为31.82%。相反,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则在中部农村占比最多,居绝对优势位置,次之为北方农村,而南方农村大冶市某地的数据显示,其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在上述三大区域中是最少的。即使同样是利己型自杀和绝望型自杀,导致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在各区域中的分布也是有差异的。在南方农村和北方农村,利己型自杀主要表现为出气或逃避,而绝望型自杀则主要表现为情感期待不能得到满足和价值无法实现而致。但是,这两种在中部农村最主要的自杀类型却恰恰以明显异于南方农村和北方农村的特征出现,其主要的直接原因基本上都是为了摆脱疾病痛苦和因生存困难而绝望自杀。

   上述这些差异表明,特定区域中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地域文化对老年人自杀分布的塑造是首要的深层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杀流行病学或精神卫生分析等医学领域的解释就显得很不够了。因为很难有数据说明,上述三大区域中,哪一调查地点的老年人口的精神疾病要多于其他地方。

   事实上,较为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往往是有利于保护老年人的地位的,老年人在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地域中一般不容易选择自杀行为。

   笔者此处所说的传统的社会结构,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家庭内部的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强度比较紧密、社会整合强度比较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价值期待比较强;而传统的文化结构则主要指基于这些传统的社会结构特征而形成的一套具有地方合法性的比较强的社会规范体系。正是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存在,老年人在选择自杀行为时会考虑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成员的利益以及社会规范体系可能干预其自杀的程度。就前者而言,因为社会关系比较紧密,老年人的自杀本身不容易发生,一旦发生也容易以利他的动机出现,这一社会结构中的以殉节、减负或担责为直接动机考虑的利他型自杀就是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产物。就后者而言,因为社会规范体系比较强,往往能对不利于老年人生存或生活的事情构成强有力的舆论甚至身体干预,因此,这种文化结构亦同样具有抑制老年人自杀产生的可能,而一旦发生老年人的自杀,则往往是老年人处于困境中采取自杀以报复他者的产物,自杀实质上他们获得救助的一种手段,如对于不孝子女以自杀作为手段对之进行惩罚或威胁。本文所调查的南方农村大冶市某地的老年人自杀基本属于这种机理,本文所调查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与之更为接近的北方农村新县和青龙县某地的老年人自杀则基本接近这种机理。

   相反,在较为现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如果缺乏宏观制度支持,作为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往往不易生存,因而他们容易选择自杀以结束生命来化解他们的生存困境。

   所谓较为现代的社会结构,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家庭内部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强度比较松散、社会整合强度比较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价值期待比较弱;而比较现代的文化结构则主要表现为基于这一社会结构而形成的同样具有地方合法性的一套以市场理性为准则的社会规范体系。因为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存在,老年人在遭遇困境因此而选择自杀时,他们对他者的利益考虑会较少,也不会过多考虑地方社会规范体系。就前者而言,老年人做出自杀的选择时容易表现为利己的倾向,一旦遇到诸如身心疾病痛苦时,他们更容易选择自杀行为以摆脱这些困境。就后者而言,老年人在遭遇诸如生存困境时更容易绝望地选择自杀,他们这种自杀的终极目的就是死亡,且他们深知,他们的死亡不会带来任何救助或干预,人们同样能理性地对待他们的死亡。生活在这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的农民,对于老年人选择自杀还是选择活着的考虑,主要会基于市场理性的准则,他们考虑的不是生存本身的生命意义,而是考虑按照市场理性来计算的话,活着是否划得来以及是否应该活着。本文所调查的中部农村应城市某地基本属于此种机理。

   但是,我们并非要据此得出保留或恢复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以保障老年人利益从而避免其自杀的产生。事实上,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虽有利于保护老年人的利益,但却是以牺牲年轻人的利益尤其是年轻妇女的利益为前提的,南方农村大冶市某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十分严重的年轻妇女自杀潮的出现就是明证[②]。随着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加深和加速,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也正是在这个宏观背景作为大前提的情况下,当前以及今后的农村老年人自杀实质上会越来越成为一种现代社会中的现代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笔者认为中部农村应城市某地的田野经验就具有相当的普适意义。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般来说,健康的老年人口自杀情况较少,老年自杀者大多伴随病痛或失能(包括部分半失能情况),见表1。

   表1中的数据显示,对于利己型自杀而言,近三分之二的情况与病痛密切相关;对于绝望型自杀而言,近四分之三的情况与失能密切相关。由是,我们实际可以将老年人的自杀逻辑简化成一句话,即老年人有了疾病或失能以后何以继续生存?也即谁来为老年人承担医疗成本,以及谁来为老年人提供生存与生活所必须的资料和所必须的日常照料?否则,老年人在遭遇疾病困境和生存困境时,如果缺失相应的支持,要么就病死或饿死,要么就只能自杀死亡。疾病或生存困境越严重时,在缺乏相应的支持的条件下,自杀就可能会越容易成为选项。因此,高龄老年人因疾病更容易出现以及失能情况更为严重,也就越容易成为老年人自杀的重灾区年龄段,见表2中部农村应城市某地的数据。由表2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70岁及以上的年龄区间中的老年人自杀死亡者生前失能的比例高达40.20%,是60-69岁年龄区间同样情况的近7倍。同样,70岁及以上的年龄区间中老年人自杀死亡者生前病痛者的比例亦达到了22.55%,是60-69岁年龄区间段的2.3倍。

   就中国农村的历史与现实经验来说,支撑老年人疾病与生存生活的养老主体主要有集体、家庭或家族以及国家,且家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养老主要在家庭中解决,这种模式是由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如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等作为硬支撑从而保障了老年人的地位的。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历次政治与社会运动将这种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打掉了,伴随而来的是国家或集体代替了原来宗族和家庭的功能,老年人的疾病与生存生活在人民公社的医疗体制和分配体制下,可以获得免费的简单医疗以及按照人头分配获得部分口粮而得以生存,甚至即使失能,尤其是对于半失能老人来说,集体会为他们安排相对轻松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劳动,如简单的放牛劳动等,他们同样能从这些轻松的劳动中获得一定的工分以参加集体内部的按劳分配。因而,即使老年人患有疾病或丧失了劳动能力甚至生活能力也仍然能从国家或集体那里获得当时条件下的较为有力的支持。然而,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后,接续原来宗族或家庭功能的国家或集体同样在养老领域退出,由此,养老模式又开始复归至传统的家庭模式。因此,此段时期内,当老年人患有疾病特别是严重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后,要么靠家庭来解决他们的医疗成本或养老成本,要么就只能是病死或饿死,要么就只能选择自杀。这对于传统性仍较强或不同程度得到暂时恢复的南方农村如大冶市某地或北方农村如新县某地和青龙县某地来说,老年人自杀相对就没有那么严重,因为老年人仍能部分地依靠家庭解决他们的养老、医疗与日常照护问题;然而,这对于像中部农村应城市某地来说,其社会转型速度较南方农村和北方农村均要快得多,改革开放以后,其传统性也未能如南方农村大冶市某地一样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在集体和国家退出后,当地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与疾病几乎全部推给了市场。然而,选择自杀死亡的老年人其生前恰恰是无力在市场中通过交换劳动力来获得生存、生活资料或自负医疗成本的,日常照护亦因为与子代关系的松动而难以获得,至于情感期待或价值满足则更加难以实现,是以,他们的自杀使得这一地方更早且更快地在中国农村进入最为严重的的区域,前文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随着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不可逆的趋势,演变速度慢于中部农村的南方农村大冶市某地和北方农村新县、青龙县某地亦开始朝与中部农村应城市某地趋同的方向发展。因此,如果对当前农村老年人自杀危机不进行有效干预的话,那么未来10至20年内,随着农村老龄化速度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农村可能会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老年人自杀潮。显然,在社会主义中国,如果出现以农村老年人的大规模自杀来消化农村老龄化的诸多压力的局面,这将会是极其悲剧的事情。

  

四、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危机干预策略

针对当前已经出现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严重的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尽快采取综合性的危机干预策略,以尽可能地缓解老年人自杀的困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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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人口》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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