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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华:理解中国农民的自杀

更新时间:2016-03-13 23:49:56
作者: 桂华 (进入专栏)  
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本地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历了一个妇女自杀高潮。笔者收集了该村1970年~2009年共40年的农民自杀的全部案例,发现32例自杀中的28例是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之后的10年自杀情况都很少见,那28例自杀中有22起是妇女自杀。仅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该村在20世纪最后20年间的妇女年平均自杀率为110人/10万,远高于费力鹏等依据卫生部统计资料所推算的27.1/10万的农村人口自杀率。

   笔者认为这场妇女自杀潮是与当地家庭权力转换高度相关的。鄂东南的村落具有典型的宗族性,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妇女是依附于父权和夫权的。20世纪80年代结婚的妇女是出生在受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一代。这一代妇女婚后开始反抗传统的父权与夫权,向婆婆夺取当家权,并表达自己在夫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诉求,引起了严重的家庭内部冲突。妇女自杀就是这场“血淋淋”的家庭权力斗争的后果。到了2000年之后,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基本确立,随着家庭权力斗争的结束,妇女自杀潮相应地消失了。

   不同地区农村的村庄生活、家庭模式、道德规范、农民性格、宗教文化等差异极大,并且不同地区的农民所遭遇的社会变迁过程不一样,他们的生活观与生命观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上述差异共同决定了农民自杀问题的区域差异性。在本文中,笔者仅补充了两个地区的农民自杀情况,以说明农民自杀问题的复杂性。想要描述中国农民自杀的样态和解释农民自杀问题,需建立在对足够多地区农民自杀现象的考察的基础上,这有待更多的深入研究。

   再次,本体性价值衰落与农民自杀。吴飞认为农民自杀的原因在于人格价值无法实现,也就是说当农民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时,他就会选择自杀。当前农民自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过日子”已经不能满足了农民活着的意义诉求了,也就是贺雪峰所说的本体性价值丧失。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这个生活场所,既包括活着的人,也包括死去的人,甚至未出生的人。家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也是一个祭祀单位;创业守家既是守护“祖业”,也是为后代开创“祖业”;家庭生活既是为了生者的存活,也是光耀祖宗的“功德”,还是为了为积阴德以荫庇子孙;家庭既是一个维持生存的单位,也是一个社会颜面的单位。中国农民将家庭作为生命的“落脚点”,家庭构成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赋予人生活的意义以及生命的价值。唯其家庭对于中国人如此重要,自杀才与家庭生活变革关联起来。

   传统的家的含义就是绵延不绝,生活在其中的人要完成“血脉”的延续,父子相传、光宗耀祖、子孙万代是它最主要的功能。生儿子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家庭关系,实现家庭功能,也是为了延续家庭;既是为了养儿防老,也是为了延续香火;生儿子不仅具有社会意义,也具有宗教意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仅要生儿子,还要养儿子。农民通过履行家庭责任,获得生活的价值以及对生命的满足。一个人不是孤立地进入社会生活,他们代表这个家庭,在家庭以外争取社会性价值,比如面子、威望、好名声等。这些社会性价值并不能直接带来个人生命的满足,而是以指向家庭为最终目的,只有能够光宗耀祖、光耀门楣,才能获得本体性价值。

   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乡村家庭生活从家庭本位变成个人本位,人们趋向于阎云翔所言的“无公德的个体”,个人的享受替代了家庭责任成为生活的基点。家庭不再是生命的“落脚点”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等理念不再是农民的终极关怀,农民失去了意义最为重大的人生目标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导致农民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生命变得没有意义。“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缺位,自杀就变得很简单了。

   家庭是生活的场所,也是生命的归属地,那里不仅仅有温情脉脉的亲情,也有子孙万代的终极关怀。家庭作为生命的“落脚点”,为个人提供生活价值与生命意义。抛开了家庭的个人,就是“赤裸裸”的,没有“落脚点”的生活是空虚的,没有根基的生活是不具有质感的。基督教世界中的人以个体形式“赤裸裸”地面对上帝,在“罪”与“赎”的紧张感中,获得生命的意义。中国人从家庭中脱落之后,生命之花就会因得不到滋养而枯萎。在消费主义兴盛的今天,“赤裸裸”的个体除了追求感官的快感之外,农民的生活变得无所适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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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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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家茶座》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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