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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鸿: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更新时间:2006-06-06 00:04:23
作者: 赵国鸿 (进入专栏)  

  

  “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20世纪70年代中国成功的农村改革思想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将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世纪中共领导集体政治智慧的精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抓住了当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又通过迂回方式,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将要讨论批准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即把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法律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布好局开好头,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

  近年来中共高层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以来连续三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分别针对农民、农业和农村。从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首位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两个趋向”论断,再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视程度不断增强。今年春节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还分别到陕北和山东普通农民家里过年以展示决策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定决心。春节后中央又专门召开“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胡锦涛在会上强调,“三农”问题是“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全党都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执政党经过20多年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转移战略重点,视“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意在通过集中力量解决这一影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实现各阶层共同富裕。

  这使人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成功革命战略。20世纪30年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全国总劳动力的79%,生产力十分落后,这一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所采取的特殊路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惨痛的教训后,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因循马列经典理论和苏联的经验以城市为中心推进,而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农村革命为中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下决心经营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出发点和基础。“农村包围城市”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对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也发轫于农村。当时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民的境遇也最困苦,小平同志拍板肯定了肇始于四川、安徽基层的包产到户,农村改革随后迅速全面推进,一时农村生机勃勃、农民生活改善迅速、农业欣欣向荣,那段时间也被公认为农村发展最好的时期。农村的成功改革为随后进行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中国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也得益于当初选择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路径。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次关键时刻,从农村着手、以农村为中心的战略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农耕文明和典型的二元经济使得“三农”问题对于中国有着特别重要和关键的地位和意义,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协调和处理好其间的关系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要更上一层楼,“三农”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目前我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工农业都有了相当发展,总体已进入小康社会,但是“三农”成为短板,农村人口仍占近60%,农民、农业、农村存在诸多问题,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贫富差距有扩大趋势,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造成威胁,有违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有违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和共同富裕目标。如何在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中抓住关键环节和中心问题,成为了检验执政党执政艺术水平,考量核心层决策智慧,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快与慢、成与败的试金石。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的:“(战略的)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要求“指挥全局的人”以至“任何一级的首长”,都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既抓住了当前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又通过迂回方式促进、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

  “农村包围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两大战略实施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阶层状况不同,目的也不相同。“农村包围城市”实施时社会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农村是容易发动革命的统治薄弱环节,农民是最坚决的革命同盟军,目标是通过建立巩固农村根据地、包围并夺取城市、最后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城市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后,执政党认清“两个趋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实践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不是要停滞城市的发展来建设新农村而是为了巩固拓展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成果。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尽管有诸多不同,但二者都是最高决策层深刻把握国情、着眼全局、审时度势、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之局,前者已成功把中国革命导向胜利,后者将决定我国能否按时完成战略目标。

  评价一项政策,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观察才能客观科学,而也许更要十年后、甚至几十年后才能为实践证明当时决策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农村又回到农村,是回归,更是升华。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还有待周密计划、步步落实,但可以预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世纪领导集体政治智慧的精华部分,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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