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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

更新时间:2016-03-13 18:28:53
作者: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盘》、《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走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宁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放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界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放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放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放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现,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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